澳门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 2006年澳门赌场收入超过拉斯韦加斯，成为世界第一赌城，成为我国人均财富尤为富裕的地区。于此同时，“突破自身发展瓶颈”，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呼声也日渐兴起。本文在问卷调查基础上，采取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澳门居民幸福感分布以及教育、年龄、学历等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解，希望可为特区政府科学施政提供多视角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澳门 幸福感 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韩晞婷，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0-195-02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把幸福城市建设和幸福指标评价作为政府施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指南。回归十四年来，在博彩业和自由行政策带动下，澳门经济一跃起飞，2008年人均GDP实现39518美元，位列亚洲第一；2013年上半年社会失业率突破1.8%，实现历史新低水平。边陲小镇澳门被赋予了无数的想象和幸福标杆意义。本文依据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澳门街的幸福想象进行了一次了“探访”和实证演绎，为幸福澳门建设寻找方法及途径。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工具与测量方法
问卷幸福感测量指标设计部分，充分参考了广东国民幸福指数（GNH）、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美好生活指数及港澳地区研究成果，并经与澳门部份社团资深社会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最终确定由家人关系、家庭收入、工作情况、人际关系、健康状况、城市环境、治安状况、住房环境、政府施政、公平正义、个人发展前景等十一项组成。每项指标又具体包括“指标满意度得分”和“权重系数”，采取主观评定法，分别让居民个人依据自身感受对以上两项进行赋值。最后幸福感得分=各项指标满意度得分*权重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W=Y1*€%Z1+Y2*€%Z2+Y3*€%Z3+Y4*€%Z4+Y5*€%Z5+Y6*€%Z6+Y7*€%Z7+Y8*€%Z8+Y9*€%Z9+Y10*€%Z10+Y11*€%Z11（W代表幸福感得分，Y代表指標满意度得分，€%Z代表指标权重系数）
（二）样本抽取与调查方法
调查样本选取采用分层抽样法，参考特区政府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按照性别、年龄、居住地区等分层标准，从澳门半岛、凼仔、路环三地区共随机抽取1300个样本作为调查对象。并在有关社团协助下，透过入户问卷调查方式共收回1103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84.8%，回收有效率100%。
问卷回收后，运用SPSS统计软件包对获取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幸福感得分
1.权重系数
由于11项指标对于市民的主观感受和重要程度不尽相同，调查过程采取了主观评定法，依据市民心理感受分别对11项指标对自我影响重要程度进行评分（0—10分），并经过计算还原成各项指标权重系数。家庭关系（0.099）、健康状况（0.099）、收入水平（0.093）三项指标权重系数最高，政府施政（0.087）、城市环境（0.087）、社会公平正义（0.087）三者最低。
2.各项指标满意度得分
调查过程采用百分制，依据市民切身生活感受，对十一项指标的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十一项幸福指标中得分最高的前三位分别是家庭关系（75.0）、人际关系（66.1）、健康状况（61.1）；评价最低的后三位分别是社会公平（44.8）、政府施政（47.9）、住房条件（51.0）。整体来看，市民对自我家庭和工作的认同感要大于外部宏观社会环境。
3.幸福感得分
根据上文幸福感得分（指标权重系数*满意度得分）计算公式，经过统计发现，居民幸福感整体得分W=57.0，居民总体幸福感指数虽倾向正向态度，趋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幸福感提升上尚存有很大空间。
（二）幸福感得分及影响因素分析
1.居住地区与幸福感
基于方差不满足齐次检验（p=0.000<0.05）条件，本文采用了“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法和“Tamhane’sT2”（基于t检验的保守成对比较检验）法对两者之间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渐进显著性为p=0.000<0.01，说明不同居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得分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整体来看，本澳常住人口密度自北向南不断增加，而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却相反。北区作为澳门传统社区，经济环境差、居住人口拥挤、城市环境混乱，多数外劳居住的集中地；而离岛和中区作为以博彩业为中心的新型经济地带，在城市建设和经济贸易上具有明显优势。
2.教育程度与幸福感
经方差分析发现，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条件下，不同教育水平居民的幸福感得分存在有显著性差异（F=2.391，p=0.049<0.05）。本文继续运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整体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幸福感越强，这一结果支持了Campbell等人的研究结论。但统计发现，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士相比其它人士，并没有出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受过高等教育人士多为青年人，较多面临上楼难、职业发展上升空间不足等中产困境的原因。
3.职业与幸福感
本文以方差分析法和LSD多重比较法分别检验不同职业居民的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以及具体有哪些职业社群之间的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显示，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条件下，不同职业的居民幸福感得分之间存在有显著性差异（F=2.197，p=0.026<0.05），或者说不同职业的居民，幸福感体验也是明显不同的。“行政主管及经理人员”较之“文员”、“非技术工及体力工”、“失业中（求职或受训中）”等人士，幸福感体验明显更为强烈；“失业中（求职或受训中）”人士的幸福感明显要低于“专业人员”、“服务人员（如销售员、荷官）”、“家庭主妇”、“退休”人员等社群；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主妇”与“非技术工及体力工”相比，前者明显较高。
4.经济状况与幸福感
本文采用了“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法和“Tamhane’sT2”（基于t检验的保守成对比较检验）法来具体探讨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以及哪些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有显著差异。结果发现，渐进显著性p=0.009<0.01，说明不同家庭收入的幸福感得分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或者说不同经济收入的居民，幸福感是显著不同的。正如其它相关研究一样，在个体家庭发展的一定阶段，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幸福体验的重要因素，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这与传统研究结论相吻合。
5.其它因素
研究发现，性别（p=0.698>0.05）、年龄（p=0.567>0.05）、婚姻状况（p=0.247>0.05）等个体特征与幸福感之间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William等人研究认为文化、社会变迁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比婚姻、性别等要大的多，这一研究结论可对本次研究结果做出一定解释。
三、建议及意见
经济发展应该是追求“幸福最大化”，而不应仅仅是“数字富翁”的心理预期。澳门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可是经济结构单一、社会公平、贫富差距、楼价高企、政府施政等方面仍距离经济发展水平甚远，值得关注和思考。依据调查结论，本文提出几项建议，以供借鉴和参考。
（一）尽快编制澳门幸福指数，并定期发布
OECD美好生活指数（YourBetterLifeIndex，以下简称YBLI）作为国际组织编制的一套生活幸福评价指标体系，为多数国家地区参考和采用，不丹、英国、日本等均在积极进行幸福指数研究，打造幸福城市建设目标。建议澳门可参考OECD美好生活指数，结合澳门实际情况，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下，尽快编制澳门生活幸福指数，并定期公布。在具体编制过程中，应从关怀社会弱势、贴近民众实际生活的目的出发，使幸福指数不仅是政府施政成效的表彰，同时也能真实反应民众生活样貌，是能让民众有真实感受的幸福指标。建议在评价指标设计部份，可以委托具公信力且客观的社会组织进行定期调查发布，以沟通民意、反映市民幸福诉求，切忌指标过分体现政府意志。
（二）尽快落实旧区重整计划，推动城市南北平衡发展
北区作为澳门北大门和人口居住密度最高地区，长期以来存在拥挤不堪、交通堵塞、卫生脏乱等不良问题，直接影响澳门城市形象、营商环境和市民生活水平，不利澳门长远经济布局和民生改善。特区政府自2004年推出「旧区重整计划」、《旧区重整法律制度》咨询文本、旧区重整委员会等系列措施，但基于利益分配阻碍和施政决断乏力，迟迟未有更新进展。建议特别政府尽快摒除拖沓施政心理依赖，在公众参与、社会共识基础上，平衡好本澳长期发展和利益分配之间关系，尽快厘清旧区重整中政府、开发商、北区市民等各方权益责任，制定旧区重整行动具体方案和时间表，推动旧区重建工作进入实际进展。行动过程中，应当遵守公平正义、小区融合、南北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标准。
（三）规划长期完整房屋政策，改善市民居住环境
楼价高企、上楼困难已经成为影响居民生活幸福满意程度的重要社会问题。在住房保障体系内，澳门当前主要采取的是“社屋为主，经屋为辅”的公共房屋（公屋）政策，私人楼宇单位并没有纳入到完整房屋政策中来。“万九”公屋计划拖沓近十年，虽已基本完工，但从申请登记社群人数来看，仍无法满足底层家团住房需求。加之土地批给信息不透明、私人楼宇价格调控效果不彰、住房公积金制度尚未建立、未来公屋长远规划缺乏等系统政策缺失下，导致民众上楼无望、社会怨声四起。建议特区政府借助新填海区和离岛大型项目开发有利机遇，结合2011年本澳人口普查和住屋信息，从长远公屋规划建设和完善私楼土地批给及规范私楼兴建监察两方面，为居民上楼提供透明信息和时间预期，构筑完整全面的住房保障网，从根源上真正解决市民住房基本诉求。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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