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国大典》谈中国油画民族化

“油画民族化”是1956年9月全国油画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在当时的社会中，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和一个新名词，更多的是在艺术表现风格上的一种追求和向往。这个现象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艺术思潮。当时，油画作为中国美术界主要的艺术表现画种，很多艺术家为了更好地表现现实主义，用尽一生的精力进行探索和学习。董希文就是极具代表性的“油画民族化”主张的提倡者之一。他的作品《开国大典》富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展现出具有独特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新形式。董希文把敦煌艺术完美地融入《开国大典》中。同样，在敦煌的学习是董希文在油画民族化的探索基础上必不可少的一个历程，《开国大典》正是油画民族化的理论体现。

现实主义是艺术来感知世界和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它之所以有了别具一格的独特审美品格是因为强调的真实性、典型性、客观性和人文主义精神。纵观中国历史，经历鸦片战争，中华民族饱受欺辱，近代的发展停滞不前，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百废待兴，一切要服从国家利益。1951年，宣传部和文化部为了庆祝建党30周年，决定举办绘画展览，这也是全国第一次所有艺术人才集聚于此，他们纷纷展示自己的才能，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等优秀作品，虽然这些作品都是重大历史题材，却没有一件作品能反映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于是，他们委托中央美术学院来弥补这一缺憾。当时，董希文是公认的素描、油画技法高超的高手，他在敦煌学习时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于是，他就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给他分配的创作《开国大典》的任务。

1949年7月1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全国文代会”）上，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贺电：“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年了，文艺工作者的这样全国大规模的大会还是第一次举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民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的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发展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从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服务社会和拥护人民群众便是艺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作用和价值。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最后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政策。这个政策也影响董希文的创作，同样全国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开始全面展开。

自“85新潮”以后，由于大量外来艺术的冲击，重大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形式和形态日趋多样化。同时，重大历史题材所带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开始不被人们看中，直到沉寂20年以后，慢慢地，其才在国家的支持下出现发展新趋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作还是以现实主义绘画为基础，充满鲜明的政治色彩。董希文的父亲是当时比较出名的文物鉴藏家，从小他的父亲就培养他画画，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文化修养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处于青年时代的董希文选择用油画来表现自己追求的艺术，并且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和发现。1939年，董希文考进了国立杭州艺专，影响他早期艺术创作的是当时在杭州艺专任教的林风眠、潘天寿等人，虽然他没有外出留学的经历，但是他能在当时那么多的艺术流派中保持头脑清晰，有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因为小时候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1943年他前往敦煌，研究和临摹敦煌壁画，时间长达三年。董希文在临摹学习过程中，认为敦煌壁画虽然没有运用西方的绘画塑造原理，但是画出来的作品能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敦煌壁画的线型艺术处理手法是东方艺术独一无二的特色，对线型塑造的研究和学习对他以后的油画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敦煌学习期间，正是董希文关于民族化艺术风格研究的重要阶段，使得他的油画创作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

《开国大典》这幅作品在当时的中国艺术界不论是色彩表现还是艺术塑造，技术实属一流。这幅画以红、黄、蓝三原色为主旋律，没有很多的西方笔触的塑造和肌理，平涂着极具中国民间工艺画的颜色，采用自己在敦煌壁画中学习到的线型塑造方法，让画面更具有时代性和民族化。他在《绘画中的色彩问题》中提到：“从许多绘画、雕刻和工艺品的性质来看，给人一种总的印象，可从这么说，不同阶级的艺术很有不同的趣味，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两者不能代替。古代士大夫阶级对色彩之所好，劳动人民往往认为没劲，劳动人民一般喜欢的饱和色并不合士大夫阶级的胃口。敦煌壁面色彩至今变化极大，这种褪变了的色调固然非常和谐，其实推敲它们新画的时候，色彩的价值该是异常的鲜艳夺目，富丽堂皇。这种大红大绿的色彩，尤其在当时灯火辉煌的石窟光线下，其表情又是何等地迷人。我想，敦煌壁畫的如此鲜明，绝不仅是时代的画手们宗教感情的流露，或完全按照窟主的意图来描画，这里更重要的应该说是代表劳动人民的真诚的艺术表现和他们对艺术的享受。可惜今天复制的敦煌壁面很少能使人见到壁画新绘时的精神面目。”

作为成长于旧时期的知识分子，董希文一直希望自己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这一方面可以反映党和国家对他工作的肯定和器重，另一方面可以体现出自己的绘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具有历史必然性，他不仅得到当时美术界有着权威的徐悲鸿的器重，更是得到中央美院江丰的重用，所以他才能在历史的选择下接受指定题材创作《开国大典》。董希文用自己的热情和对国家的热爱来创作这幅作品，他曾亲自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零距离接触了毛泽东等伟大领袖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壮阔与人民的欢呼，这让他激动不已，他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激动的心情开始了创作。

董希文有着一气呵成的作画习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长400cm、宽233cm的《开国大典》从他手中诞生了。为了让作品更具有时代性和突出当时特定的历史内容，董希文将油画的各种表现技法与中国民族绘画的元素结合起来，让画面更加具有民族特色。在具体的创作中，董希文采用了写实表现风格贯穿于整个画面，民间美术和传统重彩工笔的表现手法运用得十分巧妙。蓝天与红柱子、红地毯、红旗以及红灯笼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增加了画面中节日的喜庆氛围，更加突出了开国大典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董希文的绘画不仅在颜色上很大胆，更是大胆表现肌理，为了增强画面中地摊的质感，在塑造的过程中，他在颜料中掺和了很多木屑。在画面安排布局中，他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素描透视原理营造画面，而是通过画面的趣味性和主题性需要来安排画面。《开国大典》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欢的中国油画，更具有民族性，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画面不仅庄严肃穆，而且热情高涨。董希文将毛主席安排在画面偏左的位置，使得画面前排视觉更加宽广，让广场中欢呼雀跃的人民群众和领袖融为一体，金黄的菊花、朵朵的白云、翱翔在晴空万里蓝天的白鸽栩栩如生，预示着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不仅标志着千年古老的时代终结，更是标志着古老民族的新生。《开国大典》创新性地将中国画和西画的表现技法完美结合，在绘画语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董希文自己谈道：“在《开国大典》的绘画语言上，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的一些画法，以及中国古代工笔画的画法。这幅画的题材，需要严肃单纯的风格，用冷静精细的态度，从下面去一部分一部分画开去。同时让一切细节服从大的东西，大的要求和总的精神。碧蓝的天空，大红的柱子、宫灯，金黄色的菊花、瓦片，崭新的紫红地毯，既相融合又成对比，使人感到单纯明朗而有力量。”

《开国大典》成为董希文最大的艺术成就，也是自身对艺术探索的新起点，正是因为有了《开国大典》，董希文享誉当时的美术界。这也验证了他所提出的“油画民族化”的主张，同时油画民族化也成为一个艺术潮流的新标准，从当时到现在一直被绘画界探索。所谓的油画民族化或者油画本土化，其实就是西画在中国发展而形成的油画新形式，使得西画的绘画技法与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融合，更是政治、人文和思想的一种交汇融合。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曾说：“装饰性、富丽堂皇、艺术语言的整体与简练，是《开国大典》的鲜明特色。董希文为使画面单纯化，从传统绘画中借鉴了线条的造型原则、色彩的装饰风、内容与结构的简练性与明确性。而这种传统手法的借鉴和采用，与油画性能的发挥结合得很好，丝毫不觉得勉强。因此，《开国大典》这幅油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可以说，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既验证了油画民族化观点，更是从理论上明确开创了油画民族化。董希文在1949年前着重强调个人的油画风格探索，但是在1949年后注重的是民族化和时代性的绘画精神體现。两者的关系都是在民族化的前提下进行着。在最后的学习生活中，他用自己的行动和绘画鲜明地实践着自己提出的“油画民族化”艺术主张。这个主张的形成超越了画种的限制，逐渐成为一个时代艺术的主题。同样，这也预示着影响艺术发展的不只是画家本人的经历，更是对政治的一种服务。当时，董希文很巧妙地将自己在敦煌临摹壁画时学到的塑造技法与西画表现手法相结合，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让人今天看来依然钦佩不已，回味无穷。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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