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引言 　　
 中央纪委监察部近日在南京市召开全国反腐倡廉建设创新经验交流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上强调指出：要全面贯彻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坚持标本兼治，既要通过抓紧治标清除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又要更加注重治本，逐步消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 转型本身会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所强调，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 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案例资料

记者30日从山西省纪委获悉，山西声势浩大的煤焦反腐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今年4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贪官“蛀虫”受处。

　　有关人士指出：现阶段在乌金天府山西，煤焦领域中还隐藏着不少贪官“蛀虫”，有的贪污索贿，有的入股分红，有的为黑矿点充当“保护伞”，有的非法评估煤矿资产等，这些贪官“蛀虫”以权谋私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手法和特点。

　　据悉，截至2010年4月，山西各级煤焦领域反腐败领导组办公室共受理群众举报2737件(次)，初核煤焦及非煤矿山领域违纪线索1353件，共立查案件1126件，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90人，涉及县处级干部79人，乡科级干部436人。

　　2009年6月，山西首次对外通报一批煤焦领域典型案件，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今年5月27日，山西省纪委又公开披露七个典型案件，其中包括：河曲县阳坡泉煤矿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案；蒲县外贸局原局长乔怀亮违规入股煤矿案；石楼县国土局总工程师李雪峰贪污、挪用公款案；盂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罗春林违规投资入股案；保德县孙家沟乡党委书记张建军贪污案；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家岭露天煤矿矿长董典志受贿案；乡宁县公安局台头派出所所长王睿贪污受贿案。

据山西反腐官员介绍，山西煤焦反腐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有效遏制煤焦领域腐败现象多发的势头，全省煤焦领域专项斗争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05月31日

案例背景

山西省的优势在煤，发展靠煤，问题也集中在煤。特别是在解决煤矿企业“多、小、散、乱”问题过程中暴露出的官煤勾结、权钱交易等问题，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和驱使下，相比其他领域和环节，焦煤领域腐败现象更加易发、高发。

早在2007年，山西省纪检监察系统就焦煤领域腐败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对“保护滞后、审批制约、秩序不稳、监管不力、政策问题和环境问题”等突出问题，并深入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建议。调研报告引起了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中央纪委的充分肯定。

2008年7月11日，山西省委省政府就贯彻落实中央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首次对全省深入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进行了动员，做出了部署。以此为标志，山西煤焦反腐运动拉开了帷幕。

理论分析　　

腐败是指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此定义包含了四个意思： 第一，腐败行为的主体存在获取私人利益的无限欲望；第二，腐败行为的主体可以从腐败行为中获得私人利益；第三，腐败的产生有赖于主体掌握一定的权力；第四，社会中存在可以滥用公共权力并能获得利益的空间。在对定义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从公共经济学角度分析腐败的根源。

按照公共经济学理论, 政府官员同样是经济人，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如果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

本文以山西焦煤反腐运动为案例，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角度来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要原因。

1.主观因素　　

1.1.经济人假设角度的分析　　

公共经济学中的人都是经济人, 在各个领域, 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政治官员不可能因为处在政治领域而例外。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 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在生活中，指对生活水平的要求是无法满足的。由于个人的经济收入不同, 生活水平一般是分层次的。对于大部分政府官员来说，收入水平有限，生活层次不高。但是，他们经常接触到的人群，往往有着较高的收入，生活水平较高，他们往往对生活水平有着一个较高的追求。

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必然要在可以获得收入的渠道上尽可能多地追求收入, 以获得较高层次的生活水平。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 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主观上愿意通过腐败行为获取超额利润。研究表明，政府官员尚有任期与退休期成反比关系，尚有任期与退休期比例愈小, 产生腐败的可能性愈大。当然, 作为理性人, 他还要考虑自己的收益是否超过成本, 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

1.2.成本收益角度的分析　　

有得必有失，腐败亦如此。腐败行为虽然会产生超额的收益, 但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 身为政治人的经济人才会腐败。 否则, 没有人愿意去做。关于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学的定义, 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政府官员一般从事固定的工作, 具有严格的工作时间限制, 不得从事其他的盈利性活动。而腐败是可以在工作中完成的, 即腐败的机会成本较小。

二是从事腐败活动的本身成本。成本在生产中的定义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某种商品所付出的代价”。对于腐败而言, 政府官员往往在上班时间内从事腐败活动。从时间角度来看, 消耗时间较少； 从付出的劳动来看, 政府官员仅需写个批条, 盖个公章等, 付出劳动也比较少。总的看来, 从事腐败活动本身所造成的成本也是微乎其微的。

三是因从事腐败活动, 发现被查失去的利益。由于腐败的程度不同，被查处后的惩罚也不同，其将失去的利益也不同，这第三种成本大小很难精确计算。就我国实际说来，最重的是死刑，意味着腐败官员将失去原有的一切, 此时的成本无穷大；其次是被开除公职或监禁，此时付出的成本是不发生腐败行为时官员从公职中应得的收入、荣誉, 以及退休后的福利收入等；比较轻微的大多是经济惩罚, 此时成本仅仅是经济惩罚的数额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荣誉损失。

总的来说，成本的不同意味着收益的不同，成本愈高，相应的收益一般也比较高。人的欲望是无尽的，总想获得更多的收益，这就导致经济人会不顾成本大小而从事较为严重的腐败。

根据上面的分析，得出腐败的前两种成本比较小，主要成本是第三种成本，即从事腐败活动, 发现被查失去的利益。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被查出。据Yale大学的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的统计研究表明: 在所有的腐败交易中, 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可能还远远低于三分之一。在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 其被抓获的可能性可能要更小。面对低成本、高收益，政府官员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完全愿意为获得个人利益而进行腐败活动。

在山西焦煤领域，一个方面是党政干部和执法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多种形式参股分红，和矿主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另一个方面就是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一些违法、非法矿主提供保护，谋取私利。而官员入股、滥批卖证、直接受贿、亲属开矿、纵容、包庇煤矿违法生产经营是主要形式的腐败收益尤其高。《中国经济周刊》获悉，从2008年7月到2009年7月自查自纠阶段和集中整治的前半段中，单位主动申报问题999个，涉及资金39亿多元；个人主动申报问题3881个，涉及资金2599万多元；全省共追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煤炭能源基金等各类资金达100亿元。

2.客观因素　　

前面的分析得出，政府官员在利益的驱动下，存在进行腐败活动的主观意向。另外, 腐败的产生还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 即官员能够从事腐败活动并且存在从事腐败活动的空间。

2.1.公共权力角度的分析　　

从对定义的分析知道，腐败的产生有赖于其主体掌握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存在导致了腐败发生。这种权力作为一种资源，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体现，还具有经济资源的属性，这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

案例资料中，阳坡泉煤矿是河曲县4个国有煤矿之一。2004年11月，在未对阳坡泉煤矿的国有资产作价格重置、也没有考虑成新率的情况下，河曲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向阳坡泉煤矿改制工作组出具估值为负154万元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而2005年8月，河曲县煤管局委托山西泰元审计事务所对该煤矿的资产评估值却为5143．46万元，由此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经河曲县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赵光英作为河曲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对阳坡泉煤矿国有资产流失负有直接责任，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河曲县审计局支部书记何芳柳作为企业改制工作组组长，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该案例中，何芳柳和赵光英作为政府官员，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期间，他们自身是否经济利益或者是否查出，暂不予讨论。但付出的代价并不高。由此可见，政府官员一旦有了决策的权利，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为获得最大利益，必然会滥用权力。而这种权利，不只是一种政治权利，还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尤其涉及到影响公共资源供需配置的时候，权利的经济资源属性尤其明显。政府官员正是拥有了这种权利，才有机会发生腐败行为。

2.2.寻租空间分析　　

腐败发生的客观条件还要求有寻租空间的存在。

案例资料中，董典志在担任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太堡露天煤矿矿长期间，于2006年3月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西安博康电子有限公司产品中标，两次收受该企业贿赂共计40.48万元人民币。经朔州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董典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董典志帮助西安博康电子有限公司产品中标，是因为与其他公司相比，这家公司让他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他运用权利对企业竞标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损害了给其他参与竞争的企业，从而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这种利益称为租金，董典志与西安博康电子有限公司之间对利益的追逐也就相应地称为寻租行为。

假设西安博康电子有限公司产品对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太堡露天煤矿有关产品需求完全垄断，下面通过右图分析讨论寻租空间问题。

在竞争条件下, 西安博康电子有限公司以Pc提供产品, 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太堡露天煤矿可以取得三角形G+R+L区域大小的消费者剩余福利。但是，在垄断条件下，西安博康电子有限公司索要价格上升至Pm ，这样不仅侵吞了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太堡露天煤矿剩余福利L，还额外产生了长方形R区域大小的垄断资金，R全部或部分就将作为奖励给为其提供垄断保护的董典志及相关利益人。这样看来，代表权利的董典志及相关利益人仅需要为博康电子有限公司提供价格垄断特权，就可以获得租金，而授权一般是董典志权力之一，这就意味着以董典志，拥有较大的寻租空间，可以在职权范围内进行寻租行为。 　　　　　　　　　　　　　　　　　　　　　　　　　　　　　　　　　　　　　　

拥有采购权利的董典志如此，代表权利的政府官员亦是如此；拥有垄断权利如此，对公共资源的处置亦是如此。政府仅需要对公共政策作稍微的倾斜，即可获得利益。总的来说，寻租活动是与政府在经济中的活动范围大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与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直接相关。

对处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中的山西，转型本身会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政府官员可以利用授权和管制权腐败，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权腐败，可以利用征税权腐败，可以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务分配权腐败，可以利用执法、司法权腐败，可以利用投资和采购权等腐败。换句话说，如果在一种制度中，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就不需要由政治来配置资源。那么，一旦这种制度不能让市场发挥作用，或者市场的配置功能受到干扰，政治必定会介入。在这种制度中，个人、企业家和集团将更多地通过政治活动来寻租，而不是更多地通过市场活动来寻租。另外，对寻租行为的管制较少，导致寻租空间更大。

一般来言，在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因为一系列的政治变化、经济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法律秩序等方面受到严重的冲击破坏，这不仅加大了寻租的可能性，而且降低了对寻租的管制。这样的寻租空间的存在，使得腐败更加迅速传播蔓延开来。

结    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 腐败的产生需要一定的主观与客观条件, 或者说，腐败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的行为, 它需要各方面条件的积累。缺少任何一个条件, 都不能产生腐败。只要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有较好的制约和引导机制, 就可以成倍地减少腐败的发生概率,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

　 　

参考文献　　

[1 ]　张思锋.黎洁.雍岚.公共经济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02.　　

[2 ]　黄亚钧.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 ]　吕　斌.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

[4 ]　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5 ]　韩文.山西再无"煤老板"煤炭业"国进民退"欲断"官煤勾结"黑链条.中国经济周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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