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的研究与进展:狩猎采集群的技术转变

旧石器时代向中石器时代的转变，以及新大陆由古印第安期向古代期生活方式的类似转变，是世界史前史上最重要的进展。中石器时代和古代期不仅仅代表了技术上的重要变化，而且是驯化发生的基础。因此，它们的出现成为我们了解文化演变的核心。本文就是这样一篇解释中石器时代／古代期发生的探索性文章。分析以其他学者的开拓性研究和思想为基础。虽然基本前提——压力造就了适应性变化——并不新颖，但是我将引入一些新的变量，并指出目前人口增长模式的不足。

一般来说，已知的更新世(旧石器时代和古印第安期)适应特点包括：非永久性居址、缺乏真正的贝丘堆积、相对简单的技术。多数指标显示出人群高度流动，可开发的资源基础比后续阶段较为有限。其结果就是，人口较少，边缘生境一直没被占据。一旦更新世人类狩猎适应确立，大中型有蹄类就成了主要的动物性主食；但肉类是否比植食更重要尚不清楚。地理分布很广的技术和风格传统常常标志着此类更新世适应方式(比如克罗维斯、福尔塞姆、莫斯特和奥瑞纳传统)。后继的中石器时代，古代期传统以两个主要趋势为特点：在资源匮乏或适中的地区一般采取多样化开发，在资源丰富地区对习用资源采取专门开发(如西北沿海的鱼类和近东的麦子)。

资源多样化反映在与维生方式有关的许多物质方面：(1)开拓更多样、常常是小型的动物。(2)出现磨光石器组合，大概用于加工种子和其他物质。彼得森曾指出，臼与杵在扩充有效食物供应方面十分重要，通过这两种工具将不可食用的软骨或大量小骨头敲碎成可食用状态；给老幼提供糊状食物；将有毒淀粉类食物如橡子碾磨以便加以过滤。(3)捕鱼技术改善，鱼类经常利用；考古材料包括骨质捕鱼工具，例如鱼叉、鱼鳔及鱼钩。(4)尽管贝类提供相当少的蛋白质，(奥斯朋发现，83，422只海贝的蛋白质才相当于一只鹿)，而且尽管沉积生境中的贝类(例如，蛤蜊与贻贝和帽贝相比较)不能用简单技术有效采集，但是在某些地区它们被经常开发。(5)弓、箭与犬有助于提高狩猎效率。(6)普遍存在烧林开荒，关于狩猎采集群的民族志记录认为这是一种增加基本放牧区和动物密度的方法。(7)从存在大量火裂石(fire-cracked rock)判断，水煮食物可能开始普及；这可以使许多有毒植物变得可食用，并从动物上提取否则无法利用的脂肪、骨髓、肉渣及其他组织，还被用来减少在烧烤中本易损失的能量。其中许多革新早在中石器时代／古代期之前已经出现，但它们出现很迟，而且直到更新世末之后仍不多见。

关于对习用资源专门化开拓的证据，我们发现动物遗存的多样性较小，某些地区存在大量贝类，工具类型减少到少数几种(它们一般被用来获取及加工主食)，而且引入了磨光加工工具，如磨光石刀。从某些地区存在此类石刀可以推测，存在偏好获取大量资源的技术(在许多情况下是鱼类)。

其他的演变往往伴随中石器时代／古代期变革出现，特别是在那些资源专门化地区：日趋增多的季节性定居、某些地区对遗址有规律的反复利用、刃缘磨光伐木工具的出现(石斧、石锛、石凿)、更明显的风格区域化以及维生方式专门化的区域化。稍晚，在某些中石器时代和古代期社会中，纯粹的装饰品常常与墓葬同出，这些器物最好被看作原始贵重物品。其中包括铜、贝壳、骨坠、沥青、石雕及烟斗。随着这些贵重物品在中石器时代晚期和古代期的大规模流行，区域性差异再次变得不太明显，个别的传统区域范围变得更广。在北美，对当地原料的使用(通常是质地较差的原料，而非十分高级的外来物品)标志着技术传统的变迁。原料方面的这一变化，与标志古印第安阶段石器制作中所谓的质量“退化”相伴。

我认为文化生态学为解释更新世末的这些转变提供了最富建设眭的框架。下面我将具体阐述：

(1)人群试图对其感受的压力频率保持某种平衡，并改变其行为来应对该平衡产生的偏差。

(2)中石器时代／古代期的技术发展不能用气候变化或人口增长的单一现象来解释。资源基础在整个更新世一直是波动的，而且一般意义上的人地关系从奥杜威到新石器时代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3)这种阶段性资源压力对于某种方式的定向演变来说是最重要的动力——例如，减少资源短缺与不稳定带来的直接影响。

(4)虽然人群一般采用已有的策略和技术就足以解决资源压力，但是偶尔会发展出新的有效方式来获取或利用食物。

(5)获取或利用食物的新的有效方式主要包括提高获取已利用物种的效率，以及增加被开发物种的数量。起先，物种多样化意味着开拓那些危险且难于获得的大型资源。

(6)由于利用日益多样的资源与采用专门的技术设备紧密相关，所以技术整体复杂化随主食的多样化而增强。

(7)资源多样化策略最终囊括了所有大型资源。到了这一点，资源可靠性的进一步增加有赖于收获小型物种。但是，用简单技术很难经济地获取这些物种，而且需要复杂的加工或储存才能使得它们值得加以开发。

(8)小型资源对于文化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性能。因为小型物种相对不会耗竭，而且比大型物种具有更强的生物繁殖力，资源基础在某些地区变得明显稳定和充裕，引发了文化系统其他方面的重要变化：定居、区域化、人口密度、竞争和等级化的增加；多数地区先前形成的广泛维生联系减少；占据先前并不利用的生境。

(9)早期驯化和园艺最好被看作是增加资源可靠性策略的合理延伸，许多后来和同时期的维生技术变迁最好也如此加以看待。以前关于中石器时代／古代期转变的解释

以前关于更新世向中石器时代／古代期传统转变的解释引用了人口压力的观点——从最广义而言，压力源自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失衡。更新世人群中的这种失衡常被认为源于一种或两种原因：气候变化或人口增长。偏爱不同原因的中石器时代／古代期学者往往互不买账。

气候变化的解释受困于一个事实，即在整个更新世阶段气候和环境一直是不稳定的。不仅是各种类型的气候，而且人类在栖居欧洲和中东的150万年里，至少发生过10次剧烈的气候和环境波动。中北非的林地和疏林草原也发生过剧烈变化。如果气候变化对于更新世末和后更新世的文化转变至关重要，那为什么这些转变没有更早发生?为什么一系列气候变化只在最后才导致旧石器时代结束的转变?环境模式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短期和长期的气候变化确实构成了压力的一个来源，并是较全面解释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许由于人类在北美栖居时间较为有限，所以向古代期的转变经常被描绘为对环境变化的简单调节。后更新世被视为是人类首次利用坚果、野草、洄游鱼类以及贝类，并由此获益的时期。像“环境变迁导致物种多样化造就了较为广泛的食物基础”的说法十分常见。但是，必须指出，冰期物种残留区或低纬度可能存在着同样的物种，而且直到更新世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标志着古代期的技术发明。因此，在北美和旧大陆，更新世末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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