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效应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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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溢出效应”、“净传染效应”、“季风效应”等途径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中国既有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在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推进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升级势在必然。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效应；发展战略；发展模式
一、引言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正式演变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性救市行动同步展开。美国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面对1929年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实力衰落的英国无力担当“国际性的最后贷款人”，而有能力的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该角色，反而在1930年通过旨在强化贸易保护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其他各国也纷纷高筑贸易壁垒自寻出路，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历史的教训应当汲取。G20国集团华盛顿和伦敦峰会的接连召开彰显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危机的决心。其中，中国以自身稳健的金融体系、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充足的外汇储备等优势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以至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复兴取决于中美“两国集团”（G2）的合作。面对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责任论”，中国政府强调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但中国只能承担与自身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而“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这一立场清晰地表达出中国致力于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决心，显然，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在新形势下谋求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
由于中国参与美国金融的比例和深度有限，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有限。但考虑到近年来中美经济形成了“复合相互依赖”，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将面临极大考验，加之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恰好与中国国内经济周期性回调相叠加，从而导致本轮经济回调势头迅猛，不仅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还有可能诱发长期积累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发酵的持续冲击，中国既需要出台短期性的应急措施，同时更需要从战略层面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升级，探索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传导效应
金融危机的传导是一场由投机者、本国公众、外国公众、本国政府、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方参与者参加的多方非对称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危机的形成和传导必然导致博弈各方的实力对比、利益格局和所获信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将导致博弈均衡的变化，从而导致危机的迅速传播和扩散。现代金融危机在不同领域、不同地理空间的传染性显著增强，具有突出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金融危机的传导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课题。一般认为，狭义的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主要指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的结果，即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的相互衔接，产生金融和贸易的“溢出效应”，使得危机得以在国际间传播；广义的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泛指一国金融危机的跨国的传播和扩散，包括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密切的非接触性传导，这种非接触性传导可能是由于共同的冲击产生的“季风效应”，也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引起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即传染效应。
就接触性传导而言，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在：金融资产受损，体现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投资于美国次贷证券及其相关产品的损失；对外贸易萎缩，体现为美欧等国的消费减少导致对华进口减少，外需走弱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国际资本回流，体现为伴随金融产品急剧的“去杠杆化”，发达国家经济开始由流动性过剩转为流动性不足，使得一部分母国的总部经营出现困难，需要调回资本，从而影响到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
就非接触性传导而言，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在：汇率面临干扰，体现为美元进行战略性贬值使得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和以美元为主体的外部储备缩水，并可能冲抵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且不利于中国资产价格的理性形成；流动性减弱，体现为在金融环境恶化的环境下，即使货币当局大幅放松货币政策，银行为规避风险仍会主动紧缩信贷，这容易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失效；市场信心受挫，体现为全球金融和经济市场不景气增加了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形成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在这种预期的推动下，出现企业投资减少，居民消费放缓等不利局面。
必须看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其影响力远非此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局部性金融危机可比。美国虽然最先遭遇金融危机的重创，但是迄今并没有其他力量能取代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和转嫁危机的能力。在金融危机加速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要防止金融危机带来的直接威胁，也要警惕被转嫁危机的现实风险，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中，中国如何站稳脚跟，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成为中国克服金融危机冲击、避免被转嫁危机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课题。
三、国际金融危机警示中国应推进发展战略升级
能否制定并实施顺应现实要求且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决定中国应对当前危机的当期成效，更决定中国未来的长期后劲发展。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暴露出中国既有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在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升级势在必行。
（一）要牢牢掌握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能否掌握自身发展主动权提出严峻考验。对于美国而言，金融危机暴露了自身软肋，其国际体系主导国地位受到削弱，但美元特权的存在使美国可以依据自身需求，实现风险扩散和危机转移。对于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被动和依附地位的国家来说，提升经济自主性，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是其改变不利地位的根本条件。与政治自主性不同，经济自主性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法权加以确认的规范性概念，而是一个刻画一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描述性概念。一国实现政治独立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经济独立，同样，一国拥有政治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拥有经济自主性。鉴于经济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如果没有实现经济自主，那么，一国的政治自主也将是不完整甚至虚幻的。可以说，实现国家经济自主，赢得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但能否实现上述目标却有着很高的资格限制。纵观历史，只有那些在技术、制度和观念等重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才可能取得完整的自主权。客观而言，目前尚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取代美国的国际分工体系主导国地位，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首要问题是能否在危机中保持自身发展的主动权，从而在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而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为增强国家发展主动性夯实基础，这才是防范外部风险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要坚持自主探索本国的发展模式
一般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以及“世界经济失衡”，但这些原因均未触及危机根源。这场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的内在表现，是“新自由主义”大肆泛滥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输出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引导拉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鼓动俄罗斯推行激进式的经济转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近年来，超越“华盛顿共识”寻求更具自主性的发展模式已经在亚洲和拉美展开并渐成气候，正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强力反弹。这次由“新自由主义”思潮导演的金融危机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发生，客观上宣告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苦心经营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坍塌，美国确立的全球性的制度迷信也将走弱。随着各国对美国模式的反思，关于国家发展道路和世界前景的理性论辩将在全球重新兴起，而且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变革。中国作为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必然要在新的制度竞争之间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无论是“北京共识”的概括，还是“中国特色”的定性，中国对本国发展模式的探索将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考验、实现升华。
（三）中国要坚持“发展依靠自己、发展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一个内在的逻辑是，在发展动力上做不到发展依靠中国自身，就无法实现发展成果由中国人民分享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诉求。因为发展受制于人，必然会导致在利益分配上博弈能力的缺乏，从而在利益分配上陷于不利地位。此次危机再次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世界经济处在繁荣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各国分配？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经济滑坡的损失如何由各国分担？历史的事实是，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国家和集团总能成为经济繁荣的主要分享者和经济衰退的主要规避者，这是由其强大的利益控制能力和危机转嫁能力所决定的。如果说在经济繁荣时期，各国在国际分工中进行利益分割的重点是得利多寡，缺乏博弈能力的后果尚不严重；那么，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在国际分工中进行利益分割的重点则转移为争取更少的损失，此时利益争夺的激烈程度以及后果的严酷程度就可能令缺乏博弈能力的国家无法承受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在不断发展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不仅不能独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而且中国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的增加都离不开参与国际体系，此时从战略高度上思考开放条件下如何实现对传统外向战略进行调整变得必要甚至迫切起来。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发端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外生性，但在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会深刻影响中国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外向战略要进行根本调整。这一战略对外多重依赖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受外部冲击的风险性，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这警示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从根本上回答“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只有在依靠力量上，毫不含糊地把中国人民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努力营造全体中国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在发展成果上，才能实现全民共享。
参考文献：
1、理查德.P.金德尔伯格.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石俊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韦伟.金融危机论——经济学角度的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胡鞍纲.国情与发展：中国五大资本动态变化[M].新华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