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

[摘 要]

韩国古代史学界，除正统主流史家以外，还有被称作非主流的特殊“研究者”群体。他们与我国所谓“民间学者”有所不同，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且多是负面的，因此应从史学史的视角来梳理非主流史学群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高句丽史的认识倾向，尤其是近年的主要动态及主流学界对其的回应。

[关键词]

韩国非主流史学；在野史学；高句丽；历史认识

[中图分类号] K31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7

）04007010

[收稿日期] 2017-03-05

[基金项目]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韩古代历史认识分歧及解决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3XSS001。

[作者简介]

1.赵宇然，男，朝鲜族，博士，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句丽史及韩国古代史；2.朴灿奎，男，朝鲜族，博士，延边大学朝鲜半島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句丽史及东亚史。（延吉 133002）

一、引言

韩国古代史学者，与国内同样，通常是经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课程（历史或相关院系），学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与素养，毕业后在高等院校或正规研究机构从事教学或专门研究韩国史的学者，学界统称他们为“讲坛史学家”或正统史学家。

在韩国古代史研究者群体中，除“讲坛史学家”外还有一群被称作“在野史学 严格意义上讲，称之为“史学”实为不妥，因他们的所谓“学问”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相差甚远。但在韩国学界“在野史学”一语已成惯用表述，因此为了叙述方便，不予改动，沿用之。

”的“研究者”。虽然任何一个社会或领域，都存在一些非专业的“业余爱好者”，就好比国内亦存在所谓“民间学者”。但韩国在野史学的独特之处是，他们在社会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且其影响大概都是负面消极的，例如，盲目鼓吹国粹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或鼓动政界篡改历史教科书，给年轻一代灌输歪曲的历史观，甚至引起与邻国的历史争端。

所谓“在野史学”并非指称特定学派或学术团体，它是对大学或正规研究机构之外的一些历史“爱好者”的统称。所谓“在野”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多数并不在高等院校任教。

另外，有些学者虽然置身高等院校，但他们基于国粹主义立场，以非学术性的态度治史，将国史（韩国史）过度夸张，甚至伪造韩国史，主流史学界（或讲坛史学）也贬其为“在野”。但这些“在野”学者们也忌讳被称作“在野史学家”，因此提出自己的学派分类法。比如，韩国上古史代表学者之一，被在野史学家们甚为推崇的檀国大学的尹乃铉教授在《在野史学的韩国上古史研究主张调查与分析》（2007年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研究项目）一文中，将韩国史学界分为“讲坛史学”与“在野史学”，再把“讲坛史学”细分为“讲坛主流史学”与“讲坛非主流史学”两大系，[1]（14～15）并把自己定位为“讲坛非主流史学”而不是“在野史学”。

因此本文所称“非主流”，不但指称以往的“在野史学”，而且还包括这批虽然置身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但以非学术性态度治史的“研究者”群体。

韩国社会上出现非主流研究者，并形成一定气候，自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例如，长期沦为日本殖民地受其压迫，独立运动过程中接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之，军部独裁政权长期垄断国家政治等等。

国内学者权赫秀也关注过韩国在野史学的特殊性，对其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2]（378～390）其内容大体上无误，因此本文就不再重复叙述，只是对部分遗漏的内容，还有近年（2010年以后）来的新动态加以补充。但相关史学史并不是笔者所擅长，因此参阅早期开始关注在野史学动态的卢泰敦、[3]（191～195）赵仁成、[4]（1～13）宋镐晸[5]（1～30）等韩国学者的相关论著，整理并略加以探讨。

二、“在野史学”的登场

自1960年代，韩国当权者为了宣扬民族主义意识，开始加强对国史（韩国史）的教育力度。在这种大环境下，社会各界对韩国史的开端——古朝鲜史的关心逐步升温，以致于一般民众也开始“研究”历史。到70年代朴正熙政权末期、80年代全斗焕的“新军部”当政时期，更加鼓吹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全体国民对韩国古代史的兴趣更加高涨。

古朝鲜的统治领域及中心地问题是最受关注的话题，韩国人欲建构起号令大陆的“伟大光荣的国史”，而不是以萎缩在朝鲜半岛内的屈辱历史为目标。以历史爱好者为中心组建了具有国粹主义倾向的“寻求国史协议会”（创立于1975年）等社会团体。他们通过1968年创刊的《自由》月刊等右翼杂志 1968年朴苍岩高举“反共”旗帜创刊《自由》月刊，该刊以后成为韩国在野史学家发表论文的主要平台。 以及一系列讲演会，把各自的所谓“研究成果”包装成“历史事实”公布于众，在社会上扩大其影响力。

自70年代后半叶，特别是进入80年代，在野史学积累下的“成果”已相当丰硕，他们的所谓“民族史学”逻辑在社会上已形成相当的影响力，以致引发了与正统史学界的争端。他们并不把“历史”这一学术问题，通过研讨来解决，而是号召国家权力，强制贯彻自己的主张。特别是1978年围绕国定教科书的诉讼事件 1978年10月，一些在野史学团体把《国定教科书错误改正及确认建议书》提交到文教部，并向政府提出《禁止采用国史教科书国定教材以及有关设置正史编纂特别机构的要求》行政诉讼。 ，还有1981年围绕国定教科书改编问题，向政府提出请愿书，乃至召开国会听证会等，[6]（13～14）在韩国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

1981年8月31日，初期在野史学代表学者，官僚出身的安浩相 安浩相（1902～1999）是韩国初任文教部长官，曾在日本受中等教育，而且留学中国、德国。他提出的所谓“一民主义”为李承晚独裁统治提供了思想依据。 向国会提交请愿书，提议必须纠正小学、初中、高中国史教科书中的七项重大错误：①檀君与箕子为实存的历史人物；②檀君与箕子朝鲜领域曾在中国北方地区；③王俭城位于中国辽宁省地区；④乐浪郡等汉四郡位于中国北京一带；⑤3～7世纪，百济曾支配过自北京到上海的中国东海岸广大地区；⑥新罗兴起于东满洲（东北）一带，而统一新罗时期的国境线一度抵至北京一带；⑦高句丽、百济、新罗，特别是百济人创造了日本文化。[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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