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

[摘要] 湖湘文化中有着一以贯之的治史传统。近代以降，湖湘学人分别参与了西方“新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从而促成了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转型后的中国史学，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便包括湘籍历史学人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 湖湘文化； 传统史学； 近代转型； 湘籍史学家

[中图分类号] K2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21—07

中国史学如同中国文明一样，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波逐浪涌，前后相继，从未中断。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时势巨变和西学的输入，一系列新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样态逐渐产生，遂有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此一转型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始告完成。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在传统史学领域本不彰显的湖湘学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逐步成长为知名史学家，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湖湘史学传统

湖湘史学源远流长。如果说远古时期有关楚地的神话传说还不足以称“史”的话，那么至迟到魏晋以后，史学在湖地地区已经着实产生了。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东晋时长沙人邓粲写出了《晋纪》，该书又称《元明纪》，专述东晋元、明二帝故事。另外《隋书·经籍志》中有《楚国先贤传赞》、《长沙耆旧传赞》、《零陵贤传》、《南岳夫人内传》等专门记载楚地名人的史篇，这些篇章当为湘楚学人所作。

唐代，湘人在史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作为。其时，长沙人欧阳询先后参与了《魏书》、《陈书》的撰修；其多达百卷的史学代表著作《艺文类聚》所引古籍1431种，保存了不少隋唐以前的珍贵史料。另一位长沙人欧阳凯则有十卷本的《五代史初要》问世。又有祁阳人覃季子，“其人生爱书，贫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读经传言其说数家，推太史公、班固书下至今，横竖钩贯，又且数十家，通为书，号为《覃子史纂》”。柳宗元：《覃季子墓铭》，《全唐文》卷五九0。

宋元时期，儒学的发展进到理学阶段。在对理学的探讨和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以本籍福建而迁居湖南衡山之胡安国及其子寅、宏，以及籍贯四川而寓居湖南的胡宏弟子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经世致用，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 反对“腐儒”学风，因此其较为看重历史，重视借鉴历史上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湖湘学派的史学成就，较重要者有胡宏的《皇王大纪》，胡寅的《读史管见》，以及张的《通鉴笃论》。不过由于湖湘学派的学术重心并非史学，他们只是为了发抒自己的理学见解而借助于历史，故其所撰尚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

史学并非等于史料学。历史撰述总是受着某种史观的支配或者说是某种史观的表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故而，我们不应轻视宋代湖湘学派的史学地位，对于生活于明末清初、同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的湘人王船山，也当作如是观。王船山一生著述颇丰，所涉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而其史学著述，最值一提者为《读通鉴论》。该书以三十卷六十余万字的篇幅，对《资治通鉴》所载自战国至五代共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进行评论，可谓一部重要的史论专著。该书体现了王船山丰富的史学思想。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这是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他称我国古代是“人自为君，君自为国”，“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至殷之末，已至“穷则必变之时”。于是周代有分封诸侯之举，天下“渐有合一之势”。“而后世郡县一王，亦缘此以渐统一于大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二十。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历史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着的。同时他又指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 王夫之：《宋论》卷七《宋哲宗》一。以此观之，我国“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这是他的“理、势、天合一”的历史理论。王船山是传统湖湘史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史论及史学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自鸦片战争时期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频频入侵，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之主题。在此形势下，史学的经世功能得到进一步强调，史学工作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一翼。其时，一批湘籍人士如魏源、陶澍、贺长龄、曾国藩、王闿运、郭嵩焘、谭嗣同、陈天华、杨毓麟、宋教仁等，纷纷以不同方式撰写史著，以为现实斗争服务，其中尤以魏源为最。魏源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成百卷本的《皇朝经世文编》。《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以前的论著、奏疏、官书、信札等共计一千三百余篇，涉及作者约七百人，是一部集中反映有清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军事的大型资料集。有人曾经指出：自《文编》问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俞樾：《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皇朝经世文续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可见其影响之大。如果说《皇朝经世文编》还只是一部资料汇编，还只是间接反映魏源的史学经世思想的话，那么他所撰写的《圣武记》、《元史新编》等，则直接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其《圣武记》一书，是一部探究清代盛衰之由、兴衰之渐的历史著作，梁启超在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曰：“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默深观察力颇锐敏，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71～276页。《元史新编》是魏源“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而成的一部具有诸多创新的元史新著。全书依正史体例撰写，共九十九卷，约一百七十万字。魏源《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有云：“臣源于修《海国图志》之时，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自国朝以前，疆域未有廓于元者，而史书之芜蔓疏陋，亦未有甚于元者，爰发愤重修”。 魏源：《拟进呈<元史新编>序》，《魏源全集》第8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页。可见，魏源重修元史，目的在于通过彰显元朝时期广大疆域和强盛国势，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奋起救亡图存。这是传统史学经世思想在近代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陈先初：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综上所述，湖湘学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治史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少湖湘学人出于治史存史的兴趣，更出于史学经世的目的，或潜心著述，或旁加涉猎，留下了份量不等的史学遗产，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仅如此，湖湘传统史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断进步的态势。这种进步，缘于同时也表现于其秉承中国史学素有的资政、经世传统，赋予治史修史以现实功能，并自觉参与服务于变革社会和爱国救亡的现实运动。这便决定了在近现代条件下的史学转型中，湖湘学人有可能走在同行的前列。二湖湘传统史学的转型

19世纪末年，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以康梁等人为首，发起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这一运动最后遭到失败，但它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人们进一步向西方学习。之后随着共和革命的兴起，学习西方的势头更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西方“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其时，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被大量介绍进来，它们成了人们开展“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思想武器和理论依据。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理论的系统输入，主要是经由日本实现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发表的《史学概论》，即以日本近代史学元老坪井九三的《史学研究法》为主要依据，并参考日本其他近代史家之论著辑译而成。汪氏自称此书“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界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预示今后中国史学所要走的是与旧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方向。同一时候，留日学生们又将日本著名近代史家浮田和民撰著的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史学方法论的《史学原论》竞相翻译过来，其译本在极短时间内竟有六种之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高涨。这一时期，一批西方近代史学名著也被介绍到中国，如法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前者采用近代文明史观，说明欧洲文明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日耳曼之封建政体与圣会及罗马自由市邑之三者……并立互相竞争”的结果转引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380页。；后者重在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探索英国历史的因果关系和规律，从而打破英国某些保守的史学观念，把历史研究提高到科学的水平。“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讨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得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到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有巴克尔文明史学思想的影响”。 俞旦初：《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激发了进步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热情，他们大声疾呼对旧史进行根本改造，建立适应时代潮流的“新史学”。梁启超是这一时期“新史学”阵营的主要代表。1902年，他发表《新史学》一文，开宗明义：史学应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而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述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叙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而旧史界却“未闻一人之眼光能及于此者”。旧史简直成了二十四姓之家谱，不过是墓志铭、相斫书、蜡人院的偶像。故而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即用国民意识和进化学说为指导，对旧史进行彻底改造，创造出符合能“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之时代需要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宣告了与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

与梁启超同时，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曾鲲化（1882～1925）发表了《中国历史》（东新译社出版）。其在首编第一章中指出，中国的“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在所撰《中国历史出世辞》中他又指出，历史的天职应该是“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及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他将这些新史学思想运用于史书撰写，并抛弃旧史以帝王为中心、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编纂体例，而采用章节编排、以孔子为纪元的编纂体例，尽量摆脱旧史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束缚。曾氏的新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既是中国新史学时代到来的一个表征，也代表着湖湘学人对新史学思潮的响应。

湖南人蒋廷黻也是西方新史学思潮的传播者。蒋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19～1923），曾师从美国“新史学”开创者鲁滨逊（J.H.Robinson，1863～1936）的高足海斯（Hayes），深受鲁滨逊“新史学”理论的影响。鲁滨逊曾于1912年出版《新史学》一书，被称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替历史界开了一条新路”。郑之骧：《鲁滨逊之历史观》，《文哲》第1卷第6期，光华文哲研究组印行，1939年5月16日。鲁氏的基本观点是，“新史学家言史之目的，为与现今人类以过去之完全而可靠之写真，使吾人于文化之如何发生与何以发生，得有极真实之了解也”；使我们能“分别何者为文化中之真正重要分子，而有裨于进化者，与何者但为原始时代之残余，而足碍文化之演进者，掇萃去滓”，从而为“改良现在和规划将来”服务。 [美]巴恩斯：《史之过去与将来》，陈训慈译，《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1922年5月。关于新史学研究的范围，则主张当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就广义说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和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到民族的兴亡，小到个人的性情动作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关于历史研究方法，强调人类学、古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等等有必要结成“历史的新同盟”，即综合各方之长，对历史进行综合的考察，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够改正一般历史家所下的断语，解除许多历史学家的误会”，“解释许多历史学家所不能解释的历史上的现象”。 [美]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页，59页。蒋廷黻留学时接受了这种新史学理论，回国后便大力倡导这种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蒋廷黻（以及何炳松等）对鲁滨逊“新史学”的宣传和引进，进一步扩大了西方新史学潮流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后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只是由于中国当时的特殊情势和任务所决定，人们着力宣传的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其中唯物史观不仅为中国人民从事社会改造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哲学武器，而且为史学的近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导。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方面，首当其冲的是李大钊。1919、1920年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是针对思想界出现的从“解析的观察”方法向“综合的观察”方法转变的新倾向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是应注重社会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全面、综合地考察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它所研究的历史，不再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而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由种种互有关联、互相影响的活动组成的，人类的历史“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唯物史观还解释了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及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原因，认为“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行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唯物史观对史学、对新史学的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湖湘人士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方面做出了贡献。1921年，蔡和森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公开宣布“极端主张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即是首要之点。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页。1924年他又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系统论述了人类社会进化，包括史前人类演进之程序以及家族、财产、国家之起源与进化的历史进程，并且指出：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一面为家族发达的程序；而在此两种程序上，继有私有财产的起源与进化，进而有国家的起源与进化。他又依据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指出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将使把人类“还复到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然将来的共产社会与原始社会有很不相同之异点：即原始共产社会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低的凹线之下；而将来共产社会则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其发达的水平线之上”。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下），第7页，176页。蔡和森的论著既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对此原理进行具体运用。他的《社会进化史》成了中国第一部依照唯物史观原理写成的历史著作。

另一位湘人李达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阵营中的一位健将。1913年至1920年间李达曾有五年左右在日本留学，留学后期他受十月革命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开始专心钻研马克思主义。随后他撰写了数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文寄回国内发表，又将《唯物史观解说》等通俗日文著作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给国人。1926年，他又写成《现代社会学》一书并正式出版。该书称赞马克思“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基于此，他对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作了系统阐述，同时“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使之成为“应用唯物史观作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李达：《现代社会学》，《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李达的这一“尝试”十分成功，影响也很大。他的学生、现代著名的湘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曾如此评价道：“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 江明：《展读遗著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辑。

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观。二者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有着很大差别，其中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哲学理论不仅为旧史学的改造提供了根本指导，而且还是人们进行社会改造的哲学武器。然而在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中，它们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得益于一大批思想趋新的中国人，也包括不少湖湘学人。他们的共同努力，加速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也促成了现代湘籍史家群体的崛起及其杰出史学成就的问世。三现代湘人的史学贡献

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其中就包括湖湘学人杰出贡献。

分类而言，现代湖湘学人的史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新史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数量有限但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二是在“新史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双重影响下开展的史学研究；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多领域的史学研究及其取得的杰出成就。

运用“新史学”理论开展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湘人是蒋廷黻。蒋廷黻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并非专业学者。但他于史学仍有相当造诣，曾撰著《劳工与帝国》（英文）、《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百年的外交》等史学著作，并辑有《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这些史著和史料集，对于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一书，更具有特殊价值。该书采用“近代化”视角透视和理解19世纪以后的中国社会，认为“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己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明，而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即是因为“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故此，从“中古”状态中走出来，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方人”，便成了中华民族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和需要完成的最主要任务，而这便要求我们要能勇敢地“接受近代文化”。“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同时该书还具有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书中将中国视为“万国”之一，视中国历史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据此从“识世知彼”、“国际平等”、“开放通商”和“整体现代化”四个品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由此得出了一些我们今天读来很可“怪异”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因为此书，蒋廷黻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有人称其在近代中国史研究领域“是个开山的人”；认为其“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刘风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7卷6期）也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 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8卷1期） 这些评价基本上是颇为中肯的。

在“新史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双重影响下从事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湘人是李剑农和向达。李剑农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其所撰《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上起戊戌变法，下至北洋军阀垮台，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三十年间中国政治演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扩编而成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则进一步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从鸦片战争开始至北洋军阀消灭近百年时间里中国政治的大致进程。是书的突出特点，一是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同时配合以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处理，呈现出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历史轨迹和总体特征；二是把握世界大势和中国历史特点，在广阔的视野下努力揭示近代中国历史演变和政治变化的来由和趋势；三是本着超然的政治的立场和求真的学术态度，对发生在近百年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作出较为客观的叙述，并作出较为公允且不失深刻的评说。当然，该书将重点放在近代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对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着墨不多，对影响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也少有分析和揭露，对于已经兴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只是偶有提及，但这不影响其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政治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李著初步构建了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中国近代史体系，这一体系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李“在分析时所遵循的史家立场、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对后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张海鹏、龚云：《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丛书·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向达的研究重点是唐史，而成就最显著者是唐代中西交通史。他在这方面的最主要代表作是长达五万余字的著名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在此论文中，向达以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运用比对、考据等研究方法，多角度考察了西域文明表现于唐代长安的方方面面，全景式再现了唐代长安的社会生活场景，深入揭示了西域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相互影响，充分展示了唐代中国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辉煌气度，从而极大丰富和提升了有关唐代文化史特别是唐代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正因为如此，该文被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兴誉为“论述唐代长安西方人的卓越论文”，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11页。向达也由此步入学术大家行列。另外，向达在敦煌学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全面调查和整理了当时国内外所见敦煌资料，为学界的下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他以文献研究与石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通过比对、考证等科学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纠正了时人一些不正确看法，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观点和结论，从而大大提升了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水平。他是国内敦煌学界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领军人物，曾被誉为“敦煌之子”。

相比前面两种情形，此一时期湘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表现更为耀眼，他们包括吕振羽、翦伯赞、周谷城等人。吕振羽的成就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和通史几个方面。社会史方面，他于1930年代先后出版了《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著作。1942年，他又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该书收录了《关于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以及分别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几篇论文，可以视为对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较系统的总结。思想史方面，他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该书起自殷代，终于鸦片战争前。书中“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阶段，各个阶段上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个派别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同时该书介绍并剖析了五四以来二十年中国内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各流派，揭露了思想领域里的尖锐斗争及其性质，指出“深入地开展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提供到实践上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课题”。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序》，上海黎明书店1937年版。正因为如此，该书成了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著作。通史方面，他于1941年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这部书“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在把握；并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诊断；还尽可能照顾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1948年，该书下册出版，下限到鸦片战争。作者在跋语里强调其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吕氏的《简明中国通史》，是我国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编撰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

翦伯赞一生著述宏富，发表论文三百余篇，专著和论文集达十余种，其突出贡献一是关于历史哲学的阐述，一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关于前者，代表作为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教程》首先明确了历史研究的任务，这就是，“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教程》又论述了群众史观，强调了“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伟大。它破坏一切，建设一切，它能扫荡一切反动的泡沫，它能保证每一历史行动走向进步。因而他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同上，第11页。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伟大人物，伟大人物的出现也常常带有偶然性，但他们多出现在历史上“危机的或革命的时期”，因而“这种人物的出现，就具有深厚的社会的需要”。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11页，24页。《教程》还阐述了史学研究的历史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对待历史人物，应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功过是非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在阶级社会里则要用阶级分析方法，既要看到他所属的阶级在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又要看他的活动代表了他的阶级的哪种倾向。总之，《教程》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其从事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翦伯赞的通史著作主要是《中国史纲》。1943年和1946年，他先后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史前史与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汉史。两卷本《史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剖析了商代至秦汉各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虽是一部未写完的通史著作，但该书仍显示出明显特点，一是“重视考古材料并注意历史文献和材料的结合”；二是“注意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环境中加以考察”。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第438页。这两点对于现在的中国历史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

周谷城是现代中国史学界唯一一位独立撰写两部通史的史学家。1939年，他的第一部通史即《中国通史》上、下册出版。该书采用“未曾用过的史学理论”（开明书店广告语）即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的“历史完形论”，系统地而又分阶段地阐述了从原始社会至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其选材以历史自身或人类过去活动自身为标准，行文以说明史实为标准，标题以符合内容为标准，纲目清晰，结构严谨，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而且注重中外对比，视野宽广，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1940年代后期，结合教学，他又写成了《世界通史》，1949年以三册本正式出版。《世界通史》同样依据“历史完形论”，“不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写起，而是要着眼全局，或统一整体，从有文化的或文化较高的许多古文化区同时写起”。据此，书中打破国别史集合而成世界史的框架结构，把世界看作一个由尼罗河、西亚、爱琴海、中国、印度和中美等六个文化区有机构成的多元而统一的整体，同时突出各文化区之间内在、外在的交流和联系。该书反对欧洲中心论，被视为中国史学界最早向“欧洲中心论”挑战的代表作。但其“并不抹煞世界历史上某一个时期欧洲是重点”。因为在作者看来，“若没有重点，不仅没有世界史，也将没有历史本身”。故而书中对欧洲历史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作了如实的叙述和评价。总之，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和他的《中国通史》一样，从结构到内容，从材料到观点，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它们是湖湘学人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在湖湘文化传统中，史学是一个重要方面。从古代中国一路走过来的湖湘史学，在近代社会条件下先后得到了西方新史学理论的滋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洗礼，从而逐渐完成了从传统史学到近代现代史学的转型。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湖湘史学的转型过程和中国史学的转型过程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对于后者而言，近代以来湖湘学人所起的作用还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过程中，一批著名湘籍学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从事史学研究，形成了一批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这些标志性史学成果，既是湖湘史学界的最新成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崭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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