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条件下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识别
评价体系，认为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迁能力十分脆弱；提出在生物“热点地区”建立优先保护区和利用生物“碳封存”和“碳捕捉”等措施缓解气候变迁。存在的不足是：很少考虑到多种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叠加后果，较少涉及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之间的经济判断，相应保护对策缺乏有效的经济手段。
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特点有：从研究目的看，主要基于偏好方法为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价值判断和理论指导；从研究重点看，注重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成本效益、服务价值、补偿对策和保护对策的效果评价，也认识到气候变迁引起的经济损失，但对气候变迁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关注不够；从研究趋势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正在演变为一支独立的学科。尤其是，TEEB的生态价值的识别、展示和捕获三步法备受关注。这种方法首先通过甄别哪些生态服务有用且具有保护价值，然后通过评估展示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最后通过激励措施和价格信号将生态价值纳入决策之中，实现了生态价值体现和保护管理的有机地统一。从研究应用看，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提出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保护思路，并就保护对策的实施效果做了经济评估。生态脆弱区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但是，整个体系依然纷繁复杂，观点纷呈。从保护管理的逻辑前提看，存在“福利均衡”、“不确定性”“外部性”、“不可逆性”、“社会公正”、“产权交易”等研究视角纷争；从关注重点看，生态经济学派注重价格或成本替代分析，认为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生态价值总量可以超过GDP。环境经济学派则坚持在GDP框架内，使用支付意愿和边际分析等方法计算生态价值。期权价值论者认为重视不确定性的生态预期价值可容易避免决策的不可逆性。伦理经济学派强调了保护的伦理判断。
（二）国内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研究气候变迁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缔结《生物多样性公约》后，不少问题获得了有益的探讨，如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生物多样性内涵，生物多样性经济评估，生态保护等。具体来说，国内主要研究了下列问题：关于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方面，认识到气候变迁已成为驱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尤其会对农业造成显著影响，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现状方面，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但是因为过度消耗造而面临耗竭，因为市场力量和气候变迁而加速丧失和形成结构失衡；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方面，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国家生态安全的基石和生产力，提出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经济评价体系以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从技术性角度提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基因库、繁殖基地等对策。但是对“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则存在激烈争论。从经济体制角度提出以“外部性”和“产权”为理论基础的处罚、税收、许可证、资源租等政府规制保护管理机制，以及以“信用”和“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债券、碳汇、期权交易等市场交易激励机制，提出同时改善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的“双赢”模式；关于区域发展研究方面，生态脆弱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但还有待于在气候变迁背景下构建一个内嵌生态服务价值于经济体系，兼顾当前与期权价值的一体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理论框架，为决策实践提供合理的理论指导。目前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服务价值识别研究不多，主要理论观点包括：西部地区对气候变迁的影响力认识不到位，忽视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济价值，研究缺乏全局识别意识。在决策上则表现为：重视气候变迁对人的影响，忽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生物多样性保护；没有将生态服务价值内生化于地方经济体系，造成企业支付意愿与政府补偿要求相互错位；重视生物的局部性工程建设，忽视整体生态发展规划。结果导致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始终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无法使保护管理渐次演变为一个自觉自发的过程。相关研究同时认为，西部地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只要积极应对“气候变迁+经济社会”造成的双重影响，通过甄别对人类有用且需要保护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识别），并将其现期和期权价值体现在经济体系中（价值展示），最终运用激励措施和价格信号等手段保护这些价值（价值捕获），形成政府规制下的适度市场化激励多元化保护框架，就可能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和延缓气候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