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书在宋代流传时的名人效应
内容提要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广泛。其间，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不仅他们所撰史著颇受时人喜好、推崇甚至跟进，而且他们所推举的史著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该效应在著史传史以及印刷迅猛发展的宋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同时，正是因为史书流传时有了名人效应，才使得宋代史学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史书流传宋代名人效应
〔中图分类号〕K09；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6-0085-09
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范围广泛，这些同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史学活动密不可分。其间，在广大民众中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①他们在时人选择史书、阅读史书、刊印以及传录史书等史学活动中，常常扮演着领袖人物和指导者的角色。不仅他们所撰史著广受读者喜爱和追捧，而且由他们所推举的史著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该效应不仅对广大读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诱导力，而且还会促成读史治史的良好氛围，甚至引领史学风气。加之宋代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受崇文国策以及科教文化事业迅猛发展等因素影响，使得该问题在此时显得极为突出。那么史书在宋代流传时的名人效应究竟如何？
一、名家史著颇受时人喜好、推崇甚至跟进
宋代名家不仅凭借其社会声望和学术地位在朝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而且他们作为知识阶层的精英人物，所撰史著往往会受到高度关注，并且能产生非同凡响的社会影响力。
一方面，宋代时人喜好、推崇名家史著之风甚盛。首先，宋代名家的许多史著不仅被官方所推行，而且还受到读者不同程度的喜爱。在此不妨以《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为例。如在仁宗时，主由欧阳修和宋祁编修的《新唐书》，以及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就颇得时人喜好。对此，杨杰在《唐史属辞序》中指出：“嘉祐中，其书（指《新唐书》）新出，而天下之士传录诵读，惟恐其后。”②又据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言：“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③再据邵伯温言：“今欧阳公《五代史》
颁之学官，盛行于世。”邵伯温撰，查清华、潘超群整理：《邵氏闻见录》卷15，《全宋笔记》第2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18～219页。甚至在当时，还有少儿对《新五代史》喜爱到一读成诵的地步。对此，胡寅言：王震字东卿，“幼而慧，不嬉游。年七岁，得欧阳公《五代史》，一读辄成诵。”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26《王震墓志铭》，中华书局，1993年，第595页。
同样，对于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不少士人颇为喜好。如徐诩“性嗜学，隆冬冱寒，焚膏申旦，尤邃于经，熟于《左氏春秋》、《西汉书》，酷好《资治通鉴》。所居不庇风雨，日哦其间，人不见其喜愠。”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25《徐诩墓志铭》，中华书局，2007年，第4877页。又如孙椿年“间游四方，从老师宿儒受学，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汉书》、司马氏《通鉴》。平居至忘寝食，遇其得意，时时著说以发明三家奥指，多世儒所不及。”陆游撰，马亚中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卷39《孙椿年墓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26页。再如陈谦“幼专苦迅捷，初得《通鉴》录本，坐败敖昼夜读，数日略已尽，又论著其要，众咸骇异。”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25《陈谦墓志铭》，中华书局，2010年，第502页。它如据刘克庄所言，杜颖一生，“室无吹弹，囊无蓄积，惟酷嗜书，手钞《通鉴》，首末如一。”刘克庄撰，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50《杜颖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第5906页。以上诸例虽仅展现了一些士人阅读、抄录甚至感悟《资治通鉴》的感人场景，但从这些场景中，让我们感知到了该书对当时读者的巨大吸引力。
其次，宋人通过仔细阅读，对于名家及其史著有了深刻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于其人其书表达了由衷的赞美。此类事例不少。其中，对于欧阳修及其论著，如据时人吕南公言：“前年初读薛居正《五代史》，病其有刘昫之谬，思见欧阳公所修书而无由得，不知永叔如何处五代之乱也？……又于京师见永叔所作《钱镠传》，亦甚核详。盖永叔多收野史记传，而去取从容也。但不知永叔书尽载十国君臣事迹果否？不尽载则又未免阙遗矣。”吕南公：《灌园集》卷15《与饶元礼论史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3册，第147～148页。在此吕氏将其读《钱镠传》的良好感受与迫切渴望完全展现了出来。又如晁公武高度赞扬欧阳修道：“至其作《唐书》、《五代史》，不愧班固、刘向也。”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9《欧阳文忠公集》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90页。可见晁氏极为看重欧阳修的史学才能。再如林之奇赞叹道：“《五代史记》事，记简而包括甚广。如《安重诲传》，数句是一个议论。又载李克用临终以三矢授庄宗，才数语尔，包尽多少事。如此等叙事，东坡以下未必能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记闻》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0册，第382页。这是林氏以《新五代史》中的典型事例，来展现欧阳修在当时名家中的史学地位。
对于司马光及其史著，如陈瓘自言：“因读《通鉴》，然后知司马文正公之相业也。”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正史门·通鉴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36册，第221页。在此陈氏深入揭示了司马光编撰该书的政治意图。又如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苏天爵：《元文类》卷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7册，第399页。在此胡氏已将《资治通鉴》的功用提升到了关乎治政和社会伦理的新高度。再如朱熹明确指出：“《稽古录》一书可备经筵官僚进读。……宋莒公《历年通谱》与此书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34《历代》一，《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76页。在此朱氏对《稽古录》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准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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