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剧化角度讨论《西厢记》的流变
摘 要：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西厢记》是一朵艳丽的奇葩。而它从《莺莺传》到“王西厢”是一个从文言小说到半文半白的戏剧的变化。这一变化分为面向叙事的小说阶段、面向抒情的唱词阶段、面向转型的说唱阶段、面向表演的戏曲阶段四个阶段。从戏剧化角度讨论《西厢记》的流变，有利于现代小说更好的影视化。
关键词：戏剧化；西厢记；流变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1
戏剧是综合艺术的一种。由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情节、显示情境的一种艺术。在中国，戏剧是戏曲、话剧、歌剧等的总称。而《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是如何进行从小说向戏剧的流变呢？本文就是将“西厢”改本从戏剧化的角度做一个梳理和分析，简单的把握不同时期的“西厢”。
一、面向叙事的小说阶段
戏剧有四个元素，包括了“演员（角色）”、“故事（情节）”、“舞台（表演场地）”和“观众”。我们依靠这四要素的发展变化来梳理西厢记的变化。第一阶段是西厢记的原型，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崔被张抛弃的爱情悲剧。这部文言传奇，情节较为简单，角色也不丰富，更没有表演的舞台和观众。仅仅为了阐述清楚一个故事，来发扬文学的叙事功能。故“莺莺传”不能算是剧本，仅仅是一部小说。
这部传奇小说，虽不算戏剧，但对人物爱情和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影响了后世戏剧的情节。
二、面向抒情的唱词阶段
西厢的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但内容没有大变化，基本还是莺莺传的内容，用不同形式的唱词表达。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特别北宋赵德麟令畤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这篇文章有了配乐，更具优美性。而且影响将来戏剧表演时的舞台效果。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发扬了文学的抒情性。在鼓子词中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遭遇寄予同情提升了戏剧的立意。原来被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但在立意上还有欠缺，因为作者还没有找到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面向转型的说唱阶段
金代，一位拥有让《西厢记》向戏剧转换的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期间的很多转变加快其向戏剧发展：
人物丰富形象立体。作者塑造了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温婉美丽的莺莺。更有严肃专制的老夫人。而且张生性格发生巨大改变。张生由负心汉变为忠于爱情。
性格的转变引起故事的連锁变化：既然张生是忠于爱情的，那么破坏他们姻缘的又是谁呢？作者犀利地指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作者毅然地把她作为罪魁祸首推到观众前——董西厢中老夫人极力反对崔张爱情。它把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进行了质的变化。使崔张的矛盾变而为崔张主张的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则更加鲜明，更加具有冲突性和戏剧性。这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张力。
还有情节的安排上。作者极大地丰富了情节：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更具戏剧性。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1]
最重要的转变在于“董西厢”是一部诸宫调作品——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它与唱词阶段不同的是，这种文学更具有表演性（唱词文学更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之间，而诸宫调这种说唱文学则在民间表演流行）。这代表着戏剧要素的舞台和观众开始出现。但这时期的说唱是单人独唱，因此表演性只是靠近戏剧。
四、面向表演的戏曲阶段
王实甫对西厢故事进行了再创造，以代言体的戏剧形式将这个故事演绎到了顶峰，写成了杂剧《西厢记》。这也是《西厢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戏剧：
角色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流，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更不论剧中聪明、泼辣、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等等。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根据性格设计唱词动作，使人物丰富立体。
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崔张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舞台效果和表演方式上：《西厢记》突破了一人主唱的通例，如第一本第四折，张生唱了许多首词后，[锦上花]一曲由莺莺唱，[幺篇]由红娘唱。可以给观众更丰富的体验。
而元明之际，《西厢记》的戏曲情节也发生变化，伴随着叙事性曲文的改动和非叙事性曲文的增加。后来的民间改本在表现形式上普遍比前代的进步，或改舞台提示，或改上下场方式，或改演唱方式等等，以增加舞台魅力。通过增删、改换曲文，曲牌情绪的表达更成熟，反映了戏剧艺术从曲本位转向剧本位的轨迹。通过删去次要的人物和情节，使戏剧矛盾集中。插演与剧情无关的情节，增加埋俗的宾白、科浑，是为了表现演员的技艺。增加色情因素，则体现了戏剧艺术的世俗化。[2]这种行为更加针对观众和舞台。是西厢记完全戏剧化的证据。
参考文献：
[1]皋于厚[J].戏曲的相互渗透及小说戏剧化手法的演进 《艺术百家》1999年第4期第9页.
[2]张家欣[J].从《董西厢》到《南西厢》之艺术流变 《艺术百家》2006年第3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