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关注现实精神的扭曲

摘 要：中国史学的兴起发展，是以史学家积极关注现实、褒贬是非为精神特征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统治者对史学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下，史学家从观念上越来越服从于现实统治者对史学的要求。这虽然保证了中国古代史学能够与现实处于一种既矛盾又和谐的关系之中长期共存，不断发展，但却使史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性和现实的批判性精神。其不良后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现实；史学家；史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119-06

作者简介：王盛恩(1959—)，男，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问题，形成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相反态度。持否定态度者认为，治史冠以“经世”目的，是把“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虽是史家以史学为工具去介入干预现实，从而表现出中国学者所一向标榜的积极人世精神；但它实际使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误人专制政治的陷阱之中，使史学变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致用工具，从而丧失了史学自身的独立学术品格。持肯定态度者认为，“自孔子著《春秋》首开经世致用之风”，到“王夫之强调历史必须信而有征”，“经世致用”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渐趋科学的过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和古代史学之求实传统，在总的发展方向上具有一致性。“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实际上与其自身传统的优良有关”，“史学的资治或经世，本有恢廓的领域和肆应不穷的方式，不应对它采取狭隘的、僵化的态度或做法”。由于对“经世致用”内涵的不加区分和滥用，不论是肯定者或是否定者，都把史学“经世致用”的开创之功归于孔子，甚至推及到周初的“鉴戒”意识。把孔子关注现实、直面现实的史学精神等同于后世服务于现实的思想意识，把孔子、司马迁主张的对现实问题的“直书”、“实录”精神，等同于后世学者对历史研究的“求真”精神，把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等同于司马光“资治”、“教化”的史学目的，故虽经近百年的讨论，终难形成一个理论性答案。而笔者则认为，中国史学的兴起和发展，是以史学家积极关注现实、褒贬是非为精神特征的，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目的“资治”、“教化”的“经世”观念，是对史学家积极关注现实，以史学干预社会之“经世”观念的扭曲。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扭曲过程进行学术梳理，以期对我们认识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有所帮助。

一、史学：从关注现实到被现实关注

《春秋》，经学家称其为“经”，史学家称其为“史”，“实际上说，《春秋》乃是中国正式第一部历史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以前的《春秋》，仅仅是史官笔下的记录，或者说只是一堆历史材料，是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将材料进行了笔削、整理，使其体现出一代思想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众所周知，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从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出发，要求复兴尧、舜、文、武的社会，要求各国君主都必须从人格、道德、才能上向尧、舜、文、武看齐，“祖述舜尧”、“宪章文武”就是这个意思。然而，现实使孔子恍然大悟地明白国君的话是不可轻信的，他们的许多保证和诺言不仅很难在社会中实施，而且其话语本身极可能是言不由衷或充满着谎言。孔子深恶痛绝地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现实使孔子通过政治权贵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已不可能，因而退而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笔削”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口诛笔伐，褒贬是非，充分体现了孔子关注社会的史学精神。孔子的这一“笔削”、“褒贬”，遂使中国的史书由官方的“史记”一变而成为民间的史书，中国的史学由此产生。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史学关注社会所产生的强烈效果。我们可以不同意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但不能不佩服他不畏权贵、关注现实，干预现实的勇气和器识。孔子也曾预感到他的工作可能带来的麻烦，因而不无忧虑地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但他并没有因为担心而逃避现实，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继承孔子精神的是司马迁。司马迁一方面称赞孔子《春秋》直面现实和褒贬是非的精神，另一方面对历史活动的本质和历史著作的体例进行重新思考，从而创造性地设计出新的史书体裁，把天子摆在首位，进行褒贬，这就是“本纪”；其次，对诸侯进行褒贬，列入“世家”；最后褒贬大夫——公卿百官，将其置于列传之中。当然，司马迁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进行褒贬，而在于他要借《史记》争取政治上的一席发言权，要以自己的著述影响现实的那种强烈意识，这是他体悟孔子《春秋》精神的至深之处。况且褒贬的对象也不限于这些。他把失败的英雄项羽置于本纪，把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放在世家；他将宁肯饿死亦不向“以暴易暴”的周朝低头的伯夷、叔齐置于列传之首，并为游离于上层社会的侠客义士设立传记……总之，他以真正历史学家的同情心，即一种不含有好恶或阶级偏见的特殊类型的同情心去研究和记述活跃在人类社会生活所有层面的所有角色。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记》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历史情感的深沉。这种情感渗透在他的《史记》撰述之中。但是，司马迁的历史兴趣宽广到了足以包括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程度，在他敢于大胆地展现和描述社会生活之前，他已经游遍了全国各地。正是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和对历史、社会的观察，促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来自于社会的不同阶层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站在自由公正的立场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的道德责任感，并且也使他的著作具有了极其广阔而不受约束的视野。他以史学大家的深邃眼光洞察世界，雄视千古，历史沧桑变迁、千古风流人物，无不在他的关注之中，其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亦即探讨社会历史的规律，建立新的思想体系，以自己的著述影响现实。体现着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与研究者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高度自觉认识和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也使《史记》的思想更为深刻、内容更为丰富，其评说千古、褒贬人物更具有历史主义的客观性，因而被誉为“实录”。这是司马迁的精神。

从孔子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主观褒贬到司马迁带有历史主义的客观评价，这是一个否定，更是一种发展。从孔子精神到司马迁精神奠定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坚实基础，构建了中国史学理论最根本的骨架，确立了中国史学前途的最关键的方向，史学由此而受到现实的关注。

现实统治者关注史学的目的是要把史学的目的性纳入到现实的目的性之中，使其充分为统治者的

现实政治服务。从汉明帝命官修撰国史到隋文帝诏禁私修国史，从宋代皇帝对《时政记》、《起居注》等原始史料留存的审查到清代统治者对“犯禁”史书的大量禁毁，都体现着现实统治者对史书作用理解的不断深化和对史学关注程度的步步加深。其关注史学的结果是把与人们的生存休戚相关的当代历史学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以尊崇的形式抽去它的精髓。当黑格尔关注中国问题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人数之多感到惊讶：“中国‘历史学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而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惊奇的本身是一种外在的怀疑。那么，黑格尔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呢?“因为在中国，历史学的位置是被列为最高级的公卿之中的”。这种看法确实有些道理。中国的统治者为了使史学成为现实的注脚，从来是不惜官位和俸禄的。为了从根本上钳制史学家的自由思想，崇高的地位和不自由的环境、优厚的待遇和严厉的惩罚是现实存在的、并且经常使用、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国的历史学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观照下“辉煌”起来的，它产品众多，却思想单调，它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却从不向纵深层次发展，也就是说，广度有余，深度不足。有余是相对的，不足是绝对的。或许，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一段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他说：“各种科学，在这一方面，虽然似乎极受尊重和提倡，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可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这儿没有一个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

二、史学家：从抗争到屈服

黑格尔不愧为哲学大师，他在《历史哲学》中的这段理论阐述就像是针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现实有感而发的。中国史学，在封建国家的官方学术大家庭里，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却无疑是最受关心、最受喜爱的宠儿。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受到官方的“尊重和提倡”，官方“尊重和提倡”史学的目的，是要把史学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轨道，让史学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更直接地说是要把史学变成维护和巩固自己专制统治“长治久安”的一种工具。为此，他们可以动用自己的强大而严密的组织系统去征集史料，可以为史官提供崇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却从来不会给史学家一个“主观性的自由园地”。所以，《史记》以后2000余年的所谓正史，基本上是一个面孔。无论是史事取舍，还是价值评判，甚至是史书的遣词造句都被严格地规范在为封建专制君主效忠竭智的格局之中。史学家无思想，以统治者的思想为思想。在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专制国家里，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是以史学家失去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为前提的，因为在官方建立和组织的史学园地里，是绝对不需要“史学的自由思想和现实的批判精神”。需要的只“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写家谱或为其“长治久安”提供“借鉴”，是官方史学的崇高目标和主要目的。从唐太宗“以史为鉴”之说被极度推崇到宋真宗、宋神宗为《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书的命名，可以充分说明史学受宠的目的性。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尊重和提倡”史学，并不是以促进史学发展为目的，而是以控制史学为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动用一些手段迫使史学家就范，高官厚禄是一种手段，杀人“灭籍”是另一种手段。前秦苻坚因见史书记载其母于与李威有苟且之事，怒而焚烧所有国史，北魏拓跋珪则因国史中载有鲜卑拓跋部祖先国破家亡之事，而杀掉所有参与修史的史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控制史学的手段。而以宰相监修国史为特征的史馆制度的形成则是官方控制史学的另一种手段。在这两种手段控制下的中国的史学，逐渐失去了自由思想和现实的批判精神，一步一步地沦为政治的婢女。不管统治者对史学表示出多大的兴趣或者显示出自己对史学人才多么的宠爱有加，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自己或者自己的祖先的“德政”和名字能不能名垂青史，史书会不会留下使自己或自己祖先的“声誉”受到损害的记录。为此，他们对史籍的整理和史书的修撰格外重视，特别是对国史的修撰、史官的人选以及史官的工作倍加关注；为此，他们甚至可以对前朝皇帝“监修”下的《实录》做反复修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宋神宗实录》，随着政治形势的变换进行了五次修订。他们对史学人才的“宠爱”也是有条件的，顺我者“宠爱有加”，逆我者“人头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史学家”如何不遗余力地去标榜自己的公正和无私，但都不能改变在专制帝王监视下撰修的史书缺少一种直面现实的人文精神和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事实。这不是说史学家忘却或不愿继承孔子和司马迁的史学精神，而是说史学在现实面前四处受困、使其不得不做出重新选择。当然，中国史坛上不乏一些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的历史学家，但他们的抗争付出的却是血的代价。

从东汉蔡邕被权贵王允为避免“使吾党蒙其讪议”，以不使“谤书”“流于后世”为借口而下狱致死，吴国韦昭因坚持不为孙皓父亲作本纪而被捕杀头，到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权臣桓温枋头兵败之事受到威胁而不得不书藏辽东，梁朝吴均作《齐春秋》因触及梁武帝忌讳而招致书焚职贬，都显示了史学家的抗争之路是多么的艰险难走。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史学家头顶始终高悬着的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样的充满着危险和杀机的环境里，在这种只需要史学家著述而不需要史学家思考的现实面前，史学的每一个进步都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只有那些有胆识、有魄力、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有血溅史坛的准备的人，才能够在他的著述中高扬史学精神。而更多的则是表示出无奈和沉默，最后不能不屈服于专制的淫威和权势面前。强烈呼吁史学家要“烈士徇名，壮大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也不无感叹地说：“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世事如此，现实如此，史学家为保留本该属于自己的一点自由著作权利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在世界史学史上则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以至于使以直面现实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史学，在封建专制政权日益加强的对史学控制的现实面前，不能无视自己的困境，不得不对自己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进行重新选择。如何在不损害统治者尊严、在其能够接受的前提下保证实录的水平?如何保证在国家对史学更严格的管理和监督下保证史学的顺利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但却是一个始终没有理论性答案的问题。

三、史学家的现实选择：急功近利和逃避现实

史学在现实的“观照”下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园地，失去了史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精神，因而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然而现实却不允许史学就这样悄然死去，它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它活着，并且活的让人看起来称心如意。因为它清楚地知道史学有着倔犟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命力，决不会那样轻易地死去。更何况史学尚有可以利用的特殊价值，完全可以拿来作为塑造自己的工具。这就决定了每一个时代的史学总是毫无例外地成为盛世的歌德式作品，而不是衰世的批判性产物。

史学要活下去，不仅是现实对史学的要求，也是史学自身的要求。所不同的只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现实要求史学作为现实政治的婢女而活着，史学要求自己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而活着。史学的目的性和现实的目的性冲突，使处于弱势的历史的记录者与研究者对自己的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必须做出自己选择，急功近利和逃避现实则成为他们在现实面前的重要选择和结果。

急功近利的史学家奉行现实主义的原则，把史学作为改善自己生存条件和跻身于统治阶级上层的阶梯和手段，因而不能、也不愿有自己的思想，他们在自己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绝对地以统治者的思想为思想，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现实的统治者满意而不是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他们把自己作为政治家而不是史学家而存在的。如果说唐代史官一次次地拒绝皇帝观看作为史书原始记录的《起居注》的行为，尚有一息保持史官独立记载历史、以使史书取信于后世的思想观念的话，那么，到了宋代，他们连这仅有的一点观念也不再存在。史载：太平兴国八年(983)，直史馆胡旦再请复《时政记》。同年八月，宋太宗下诏：“今后中书门下应有国家裁制之事及宣谕之言合书史册者，宜令参知政事李防旋抄录逐季送史馆以凭修撰日历。枢密院所行公事有合送史馆者，宜令副使一人准此。”是月，“李防上言：‘所修《时政记》，请每月先以奏御，后付所司。’从之。”形成了时政记的进御制度。淳化五年(994)四月，史馆修撰张伈奏请复左右史之职，修撰起居注，“上(太宗)览奏而嘉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让梁周翰、李宗谔掌管其事。梁周翰奏请起居注“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从之”。

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史官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立记录君主言行权利的出让，而更主要的是作为历史记录者的独立精神意识已完全丧失。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需要的只是来自于最高权力的认同，这种认同可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按着皇帝的意志作史而不用对自己的职业道德负责，也不用对历史负责。惊奇的是，喜好议论的宋代士大夫们除了宋仁宗时的欧阳修和宋高宗时的胡铨对此稍稍提出过异议之外，竟没有人真正认真地提出过质疑和反对。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认识和史学观念的集体迁移。直面现实、不畏权贵的史学精神已经不存在，“遗后代何以取信”的观念已经没有，全力保持历史记述真实性的“君举必书”原则也被公开放弃。历史的客观公正性已经不是他们思考的问题，他们思考的问题是怎样的记述才不会影响到对宋朝政治生活的好评。史馆修撰扈蒙在《上太祖乞委宰执抄录言动送史馆》的奏章中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请言动可书者，委宰相参政月录以送史官，使修日历。”“所贵睿德神功，历千年而不朽；嘉谟圣政，垂万世以为光”。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史官中乃至整个士大夫集团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史官不仅不愿直笔书写皇帝的历史，就连权贵们的历史也不愿如实记录。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卷四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胡旦……文辞敏丽，见推一时。晚年病目，闭门闲居。一日，史馆共议作一贵侯传，其人少贱，尝屠豕猪。史官以为，讳之即非实录，书之即难为辞。相与见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尝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叹服。

这段文字，旨在称颂胡旦的文才，但却反映了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史官，在下笔作史时的心态和表现。对于一个朝中显贵的一段无关紧要的历史尚且如此讳莫如深，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故曾经参加过《哲宗实录》重修工作的朱熹深有感触地说：“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人《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不敢上史”也好，不愿上史也罢，它反映了作为历史记录者和历史撰述者对待历史的现实主义态度和直面现实精神的缺失，或者说，直面现实的精神已经转化为服务于现实的自觉精神。

逃避现实的史学家则奉行历史的而非现实的客观主义原则，把自己埋在历史的故纸堆里而不愿思考现实问题，他们可以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搜集大量的史料去证明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记载的准确与否，却不愿对现实存在着的或者说涉及现实存在着的历史问题发表只言片语。因此，中国史坛出现了令人称奇的两种史学现象，一种是大量的史学著作层出不穷，另一种是史料考据学的异常发达。载籍如海、卷帙纷纶的史学著作多是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以求证明专制主义统治者、特别是本朝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的合理性。所谓的历史研究也只不过把丰富多彩、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历史归结为一朝一代的更替变换和“治乱得失”，《资治通鉴》可为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虽然在中国史坛上人们习惯于把它称之为能与《史记》比肩而立的伟大著作，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前者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后者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把自己作为史学家，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书写历史的；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则是把自己当作政治家，抱着对皇帝负责的态度来编纂历史的。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力求展现社会生活的全部并尽可能地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旨在写成一部包罗万象的通史，并要建立起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因而直面现实，无所避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这个意思。作为政治家，司马光则主要选择“帝王所宜知者的君臣事迹并绝对地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旨在“为帝王们写成一部政治课本”，并希望君主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因而只能回避当代，不能通今。他们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在史学领域孜孜以求、笔耕不息，且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职业责任而是由于职业责任之外的高度自觉精神。不过，这种自觉精神也是有所不同的。司马迁出于对承传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自觉，司马光则是处于对维护宋朝统治长治久安的高度自觉，这一点，可以从二人的以下言论中得到证实。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标?’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光在呈宋英宗的奏折中说：“自少

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几，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釆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沉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另外，司马光在其先后给宋英宗的《进通志表》和给宋神宗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很显然，前者是一种对承传民族历史文化遗产负有历史责任感的高度自觉精神，后者是一种对帮助封建帝王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负有责任感的高度自觉精神；前者是把史书当作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后者是把史书当作维护现实统治的工具。这种差异是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它不仅表现在史书的语言文字上，更表现在治史的目的中。而属于无奈之举的埋头考据虽然对史学不无补益和必要，但这种以逃避现实为出发点的考据之学发展的必然归宿则是把直面现实、匡世救俗的历史学引向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的轨道，从而视手段为目的，直接陷入到无关国计民生和世道人心的繁琐的考证之中，这是史学家的悲哀，也是史学的悲哀。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以追求和弘扬史学的自由精神为己任的史学大家，但他们多数被排斥在正统的史学之外。在统治者严密控制史料资源的情况下，他们更无缘接触到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因而不得不依靠御用史学家经过整理和改造过的史料来做出自己的历史判断。

史学家在现实的挤压下从观念上越来越服从于现实统治者对史学的要求，从精神上已经不敢去面对现实。关注现实的史学精神被扭曲为服务于现实的思想意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被探讨历代治乱兴衰、为现实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的“资治”目的所掩盖。这种扭曲，虽然保证了中国古代史学能够与现实处于一种既矛盾又和谐的关系之中长期共存，不断发展，但其付出的代价却是高昂的。代价之一是历史学家的思想自由性和现实批判性受到制约甚至扼杀，史学家只能在统治思想范围内进行思想，已演化为一种思维模式，不仅严重地扼杀了史学家独辟蹊径、破除陈说和成见的勇气和创造性，而且使中国的史学理论长期徘徊不前，即史学理论难以上升到哲学层面。代价之二就是史学的理论与著史与现实严重脱节，理论上强调的往往是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论上强调“守官”，现实中必须“趋炎”；理论上强调“据事直书”；现实中必须“曲笔逢迎”；理论上强调“成一家之言”，现实中必须“唯上是从”。非此，不是被视为“俾官野史”、“荒诞不经”，就是被视为“谤书”而进行剿灭。今天，在我们探讨或继承史学“经世”这一优秀传统的时候，也不能不对其内涵加以区分。而缺少思想自由性和现实批判性的“经世”传统，也不能称之为“优秀传统”。

[责任编辑 阎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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