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读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手记

摘要　点校本《明史》问世前出现的万历首辅申时行的传记，至少有十多种。这些传记对申时行或仅记事迹不予评论，或极力歌颂，或予以肯定但行文平和，或褒贬兼有而以褒为主，或虽以褒为主而批评用语亦有一定的分量。而从问世时代分，则明代问世者大体持表扬歌颂态度，清代问世者则多半褒贬相兼且批评用语有一定的分量。这些传记为点校本《明史》底本即殿本《明史》的申时行传，提供了撰写参考。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关于申时行籍贯，以及关于其子申用懋任职经历等记载皆有需加考订之处。现存殿本《明史·申时行传》的清朝明史馆拟稿中，有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和旧题万斯同编撰《明史·申时行传》，两者多有区别，前者观点相对陈旧，这当反映出前者问世当早于后者，这一状况值得治史学史者给予充分关注。

关键词　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旧题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

中图分类号　K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l(2008)24-0005-04

一、十一种申时行传记

在校读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中，所读关于申时行的传记，包括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8《张居正》下附《申时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国朝献征录》卷17焦弦撰《申时行神道碑》(万历刻本)、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24《申时行》(《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60～63册本)、《明神宗实录》卷524第9页万历四十二年九月甲戌条所载申时行传(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国榷》卷82第5074页万历四十二年七月己巳条所载申时行传(古籍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本)、《罪惟录》列传13中《申时行》(《续修四库全书》本)、《明书》卷133《申时行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天一阁藏本)、万斯同《明史》卷311《申时行》(《续修四库全书》本)、王鸿绪《明史稿》列传96《申时行》(敬慎堂刊《横云山人集》本)、点校本《明史》卷218《申时行》等。以上十一种传记对申时行的记述，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客观叙述生平事迹，不加评论，《国榷》所载属于此类。二为以表扬、歌颂的笔调记其言行，焦弦所撰神道碑、《本朝分省人物考》所载传、《明神宗实录》所附传、《明书》中的传记属于此类。如《明神宗实录》所附传称：“崇宽和，广忠益，大都密勿之维持不在口苦，国本之羽翼已悉心劳。”《明书》所载传被列于“名臣”之类传中，并称颂申时行“能平心以御物，退让以自持”。三为以肯定的态度加以记载，但行文比较平和，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中的传记属于此类。如其中称：“既当国，力为居正调护，而悉反其综核之政，一时翕然称之。”四为批评与表扬兼而有之，其批评甚为浮浅且只是偶然出现，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属于此类。五为批评与表扬兼而有之，而批评用语有一定分量，《罪惟录》、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点校本《明史》等所载传属于此类。如《罪惟录》所载传称：“宽假因仍，循情玩旨，一翻综核之席，敝不可起。”万斯同《明史》所载传称：“首请罢考成法……士大夫得用自宽，益戬骸不事事，而相竞于言，上下恬熙，风俗偷惰，驯至法纪隳坏，国事凌夷。”点校本《明史》所载传称：“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将以上五类传记按撰写时间考察，可知大体上存在如下趋势，撰写于明代者基本上是抱表扬歌颂的态度，撰写于清代者则多半批评与表扬相兼而批评用语有一定的分量。

二、关于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的四点讨论

第一，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第5747页倒数第7行称申时行为“长洲人”。王鸿绪《明史稿》和万斯同《明史》中的申时行传皆如此记载，这表明点校本《明史》的这一记载乃通过王鸿绪《明史稿》而承自万斯同《明史》。但除《国榷》、《明书》所载申时行传笼统地称其为“吴人”外，《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本朝分省人物考》《明神宗实录》卷524、《罪惟录》和万斯同《明史稿》等所载申时行传皆记其为“吴县人”。在明代吴县和长洲县同为苏州府的附郭县，即其治所同在一城，但两者毕竟是两个县，“长洲人”并不等同于“吴县人”。所以，上述两个相异的记载，还是应加辨别的，应该分清孰正孰误。

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载：“申时行，字汝默，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第一。”而查《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进士登科录》(据天一阁藏本传抄本)，其所记第一甲第一名为：“徐时行，贯直隶苏州府吴县民籍，长洲人，治《书经》，字汝默，县学生。”由于嘉靖四十一年的一甲第一名只能有一个人，由这两条记载来看，《登科录》中的“徐时行”，当即点校本《明史》中的“申时行”，由此可知申时行当为祖籍吴县，而现居地为长洲。

但是，申时行为什么在《登科录》中记作“徐时行”呢?这一个疑点显然是应当解释清楚的。而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申时行在其所撰《申氏宗谱序》中记载：“(其先人名乾)，是为东城府君，余大父也，生余父古愚府君士章。然余儿时大父犹徐姓，余为诸生，亦因之。已闻大父言：‘吾少育于舅氏，从其姓，然吾申出也。……’余既登朝，隶史氏，奉讳家居，乃行求申氏族属，而缌功以内无在者，惟世父怀隐翁于先少师古愚府君为兄行，而翁女兄适故宫保袁安节公，颇习申氏世系，其言核，余乃上疏请复申姓，以成先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4册本《赐闲堂集》卷10)这篇序后还附有申时行所撰的《家传》，其中记载：“(时行之)祖乾，字易卿，号东城……生二子，长士章，次士毅，俱(祖母)陆(氏)出。东城府君少时育于外兄怡竹徐翁所，遂以为子，从其姓。”这些记载说明，申时行的祖父申乾年少时育于徐氏，因改姓徐，这种情况延续至申时行出仕的初期，后来申时行彻底搞清了申氏的传承状况，才上疏重改姓申。至此，上面提出的疑点应是完全排除了，换言之《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进士登科录》所载徐时行祖籍吴县、现居长洲的籍贯当即申时行的籍贯。申时行家之现居长洲，当是始于其祖父申乾“育于外兄怡竹徐翁所”开始。上述《家传》中还记载：“(时行之)父士章，字俊民，号古愚，长洲县学生。”由于秀才之在学，一般应在所居府州县的府学、州学或县学中，申时行父申士章之有“长洲县学生”的身份，当为申时行祖孙三代一直居住在长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通过以上的论述，如下的结论即可得出：由于申时行祖籍是吴县，而现居地为长洲，点校本《明史》等记为“长洲人”和《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等记为“吴县人”，都不应算误。但两者相比，当以记为“长洲人”为更妥，因为祖籍毕竟不如现居地更切合其本人的实际。

第二，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第5749页第8行记有“评事雒于仁进《酒色财气四箴》”一事。黄云

眉先生《明史考证》第1755页对这一记载评论说：“按据《实录》及时行《召对录》，神宗怒雒于仁酒色财气本，在(万历)十八年正月朔召见时行等于毓德宫时，此系于(万历)十四年以前，误。”黄先生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而《明史》这一缺陷的形成，也是事出有因的。

查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其全文结构大体是先按时间顺序叙述其担任首辅以前的经历和担任首辅后与部分朝中官吏的矛盾，而后按类综述其担任首辅期间处理各种政事的情形，说明其为“明习政事”的政治家。再后通过“当时朝议卒以时行为居正之党而排击之，虽幸免一时，竟以建储之议而去”的引语及引语之后的“先是”二字，引出了该传的第三部分，其第三部分集中叙述了自万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到万历十九年九月申时行致仕近六年间，申时行为及早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所作的努力，及其因此而遭遇曲折坎坷、并最终被迫离职归乡的经过。后来的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基本继承了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的这一套路，只是行文作了较大的简化和改变，继之为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通过殿本《明史·申时行传》继承了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的写法，并且其行文也基本上与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相同。但是，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在参考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撰写时，略去了第三部分之前的引语及“先是”二字，殿本《明史》和点校本《明史》照抄了王鸿绪《明史稿》的作法。这便发生了问题。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第二部分中所记的事迹，有发生在万历十四年之后者，而由于其第三部分之开始有如上所述的引语和“先是”二字，这使之在读者理解起来，并无妨碍。可是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等略去了上述引语和“先是”二字，这便会产生万历十四年之后所发生的事件(如万历十八年正月元旦雒于仁进《酒色财气四箴》)毫无缘由地记在了万历十四年所发生的皇三子出生之事以前的情景，令读者发生记事先后颠倒的感觉。黄先生的上述批评，就是如此产生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似应在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中的相应部分，补上与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相类的引语与“先是”二字。

第三，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第5749页倒数第6行记载：“(万历)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岁”，第5750页第6行记载：“(申时行)归三年，光宗始出阁讲学。”按，万历十四年正月，光宗的身份为“皇长子”，申时行去职归乡后三年即万历二十二年光宗出阁讲学时的身份仍是“皇长子”。根据撰写史书的称谓通例，这二则行文都不应该称“光宗”，而应改为称“皇长子”。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的这一失误，乃是通过殿本《明史·申时行传》承自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两者行文完全相同)，而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则是承自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的两则行文分别是：“先是十四年正月光宗已五岁矣”；“归三年而光宗出阁讲学”)。

第四，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附有申时行子申用懋的传记，其中记载申用懋于“崇祯初历兵部左、右侍郎，拜尚书，致仕归。”(见该书第5750页倒数第2行)申用懋的这段经历在其《神道碑》中有不同的记述，称：“今上(指崇祯帝-弓l者注)初，起兵部左侍郎，三品考满，加右都御史。(崇祯)己巳六月，束酋果以议婚为名，导奴大入。十一月，奴犯蓟东。上震怒，下本兵于狱，命公署部事。越四日，诏为兵部尚书，即日抵任。……明年正月，奉旨解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钱牧斋全集》本《牧斋初学集》下卷65《神道碑铭》4《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申公神道碑铭》)《神道碑》所记的申用懋如上经历，简而言之包括担任兵部左侍郎、右都御史、兵部尚书三职，而没有讲及担任兵部右侍郎之事。如所周知，兵部右侍郎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职务，如果申用懋确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其《神道碑》中不应漏载。由此判断，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所附申用懋的传记称申用懋曾任兵部右侍郎，应是误载。这一时期，申用懋有右都御史的官衔，很可能是将右都御史误作兵部右侍郎所致。查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和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所附申用懋传，它们与点校本《明史》犯了同样的错误，也都是记其曾任兵部右侍郎之职，而在其他有关传记中，都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说明点校本《明史》的这一失误当是通过殿本《明史》而直接、间接地承自王鸿绪《明史稿》和万斯同《明史》，其中万斯同《明史》则当是这一失误的开端。

三、关于千万斯同《明史稿》及其《申时行传》与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的关系

天一阁藏有万斯同《明史稿》一部，原有不少人写文章称其确为出于万斯同之手，以前笔者没有机会一睹该书的庐山真面目，因而对这一结论未敢贸然肯定。但最近见到该书的彩色复印件，经过比较仔细的观察，已经认同了这一结论。学者们认为万斯同的书法，多上大下小，有些字万斯同有其习惯写法，如“此”字作“此”、“年”作“年”、“所”作“酐”之类(参见方祖猷《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一文，载2004年10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方祖猷《万斯同评价》)，笔者查考过一些万斯同的可以确认的遗墨，感觉学者们的这些说法是可靠的，而再用这些知识去观察天一阁藏的《明史稿》，即可看出此书的若干文字，确能认定出自万斯同的手笔，从而可以把此书认定经过万斯同之手。由此笔者已确信该书是万斯同所编纂。另外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署为万斯同编的416卷《明史》，许多学者确信其为出自万斯同所编纂，有的学者对此并不认同。笔者对此尚难提出确切的意见，暂按旧日题名，以出自万斯同作准。这样，北京图书馆藏万斯同416卷《明史》与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孰先孰后的问题，即被提了出来。笔者目前对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各篇的详细内容，尚阅读研究得不多，因而还不敢率尔从总体上对这一问题提出答案，但因已经详细阅读比较了两者的《申时行传》，在这里可对这两篇的问世先后提出初步的意见。

在阅读比较两个申时行传记中，笔者的印象有如下四点应予提出：第一，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在内容结构上与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大体相同，只是文字较繁，行文不尽相同(参见上节论述)，而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是完全以编年的办法记述传主的一生事迹，与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从而也与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和张廷玉《明史·申时行传》区别较大，而且篇幅甚长，比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等皆长。第二，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在记载申时行籍贯时，采用了更为妥当的长洲说，并被王鸿绪《明史稿》和张廷玉《明史》所沿用，而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采用的是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出现前各种申时行传通用的不如长洲说更妥的吴县旧说。第三，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对申时行的评价，是入清后兴盛起来的批评与表扬兼而有之的新说，这种新说也被王鸿绪《明史稿》和张廷玉《明史》所继承，而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对申时行的记载，则是完全表扬，称其“既当国，力为居正调护，而悉反其综核之政，一时翕然称之”，与明代盛兴的旧论调基本一致。第四，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未见错字及漏抄文句，而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则发现这类现象，如“遂罢内操”误作“遂龙内操”，记载马象乾弹劾申时行等而申时行疏救之一段事迹时，正文中抄漏了“阁臣阿意顺旨”等18字，只好在书眉补上，表现出草创阶段的痕迹。以上四点区别说明，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与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相比，显得观点陈旧、草率，与王鸿绪《明史稿·申时行传》及张廷玉《明史·申时行传》相差较多。这当反映出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之问世，应当早于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之写出。

查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其中亦存在当用“皇长子”而误用“光宗”之处。如称：“(万历)十四年正月，郑贵妃生皇第三子常洵，时光宗生五年矣。”又称：“(申时行)归三年，而光宗出阁讲学。”如果上文关于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问世早于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之结论不误的话，那么，上文所述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等三书的同一错误，则当是祖于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换言之，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当是误将“皇长子”写作“光宗”的始作俑者。

在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所附申用懋传中，其所记崇祯初之后的申用懋官职为：“崇祯初，起兵部左侍郎。时京师戒严，尚书王洽下狱，进用懋为尚书，寻罢。”其中未误记兵部右侍郎之职。这当是由于它问世于万斯同《明史·申时行传》之前，因而未受其影响的缘故。

作者简介　南炳文，河北广宗人，1942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与教学。

责任编辑：柳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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