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系统商业贿赂的防范

在建设系统，商业贿赂的存在领域遍及各行业。大到企业转制、规划审批、资质核准，小到广告设置、占道经营、评估检测、档案管理，从审批、交易、中介、建设、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各环节，均有商业贿赂滋生的“温床”。从商业贿赂的存在形式看，也日益多样化，隐蔽性也更强，从传统的权钱交易、帐外回扣，或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的“红包”、购物卡，发展到接受企业或个人资助到境内外旅游，收取所谓的“讲课费、评审费、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等，当然更不乏利用赌博送“贿”。因此，对商业贿赂查处的难度也进一步加大。但如果从商业贿赂的成因入手，还是可以作出防范措施，减少违法行为的。

一、建设系统商业贿赂的主要成因

综观建设系统商业贿赂的种种表现，虽面广点多，但仍有脉络可寻，无论是容易滋生贿赂的领域，还是导致贿赂的原因，总跳不出几个方面。这里借用香港廉政公署的调查分析结果，置之建设系统，虽不中，亦不远矣。

其一，“选择性执行任务没有落实执行的法例及不清晰的政策。”意思是法律及行政政策规定不清，给商业贿赂者有选择法律适用，从而规避法律制约的机会。建设系统比较典型的有多种规划方案的选择，因缺乏明确的标准，使有权者可以选择有利于行贿者的方案；更多的还表现在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规划容积率的规定，到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因规定不明，造成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其二，“滥用职权，监管不足及指示不清。”意指监管机制不健全或者监管不力，以及缺乏对权力的制蘅，对滥权的打击力度不大。目前，更多的体现在制度不完善、制度不落实上，特别是对错误行为缺乏责任追究。

其三，“行政延误繁复及不必要的程序。”指行政程序繁复，存在过多的行政审批环节，给商业贿赂有更多的用权机会；也即办事环节延伸越长，越容易产生商业贿赂。建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投入使用有法定环节几十个，在加上各单位自设的延伸环节，如明明市本级可以直接审批的项目，还要申请人到村（居）、乡镇（街道）、县（区）层层审批，多次重复提供资料，或毫无必要地要求中介机构介入，导致商业贿赂的产生，这是建设系统非常突出的问题，也是“串案”、“窝案”多发的原因之一。

其四，“机密资料外泄缺乏足够管制措施。”意指对应当保密的资料没有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导致机密外泄。建设系统比较多见于招标投标领域和商品采购领域，既发生与企业与监管人员之间，也多见于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不正当竞争与商业贿赂的竟合。

其五，“公众对其权利及义务认识不足，政策及工作程序缺乏宣传。”就是说对有关政策、法律的宣传缺乏力度，工作缺乏透明度，使公众对自己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缺乏认识，进而使公众对政府行为产生有“暗箱操作”的怀疑，导致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一个建设项目到底需要经过哪些手续和材料，少有人完全明白，更不用说普通群众。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制造了权力滥用的机会，另一方面公众因无知而不断违法，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这是建设系统应长期致力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把建设系统商业贿赂的成因简化为三点：

一是权责不清。权责依据不清、职责不分明、行使权力的程序混乱、条件混乱，权力主体混乱。

二是权力缺乏制约。包括监督检查缺乏制度化、规范化，对违法行为的查处缺乏力度，甚至缺乏有效手段。

三是社会心理缺陷。主要是指社会对诚信的重视度下降，特别是政府公信里下降导致公众对治理商业贿赂缺乏信心，参与治理意识明显缺乏。导致“关系网”、“保护伞”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以上三点，最难解决，也是治理商业贿赂最大的障碍还是第三点。

二、商业贿赂防范对策

不能说建设系统对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视程度不高，只能说治理工作缺乏针对性。这里，再次引用香港廉政公署针对五条成因分别提出的对策，同样适用于建设系统。

其一，“检讨法例并制订实际可行的政策。”也就是对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进行定期评估，分析有关条款规定存在的合理性，并根据社会反馈适时修改或废止。简单地说就是，不合理的条款应及时修订。

其二，“执行监督人员问责制度及订下清晰的指示及权责。”也就是我们目前正在重点推行的行政执法责任制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即建立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并切实落实，明确执法职责、依据，明确执法条件、程序，并将所有权责、流程分解落实到每个责任人。当然，执法责任制规范的是政府行为，而本对策也可应用于企业管理。

其三，“简化程序，订立服务标准及监察进度。”简化不必要的工作环节，将缺乏法律依据的程序删除，并依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减少环节。同时，明确每道工作程序的工作时限及标准，对不符合该标准的行为及时进行监察指正。据悉，法院系统建立了一套时效控制系统，从立案之日起，电脑开始倒计时，如不能按期完成各道程序的工作，电脑会发出警告，非经法定延期手续，将不能进入下一道程序。通过程序控制，有效控制了审判人员通过拖延时间获取不当利益。类似的制度在建设系统推广并无难度。

其四，“制定适当的机密资料保安措施”。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以外，政府行为以公开为原则。但建设系统企业却有许多的商业秘密需要保护，接受贿赂后透露商业秘密，同样是治理商业贿赂的一个重点。对此，关键是完善的制度控制，尽可能缩小涉密人员范围。作为政府公职人员，还存在如何不介入商业秘密的问题，对执法监督过程中监督的内容也需要合理的界定。

其五，“提高政策工作程序的透明度”。简单地说就是实行政务公开。从该对策的效果看，一可以增加透明度，二可强化群众监督，三可引导公众遵纪守法。目前，各地都相继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较明确的要求，但如何落实还是未知数，特别是各地的办法中对不公开缺乏有效的制约将是执行的“软肋”。

上述廉署的对策是从制度层面出发设计的，对于法治社会来说，以上对策基本可应付治理商业贿赂的需要。但在法治建设仍在不断探索进程中的大陆建设系统，还存在一个对策如何落实的问题。这其中又涉及到许多因素，包括体制配套、立法权限、监督机制、惩治力度等。因此，香港的对策应多借鉴，大陆的对策更要有特色。从建设系统治理商业贿赂的角度出发，可以补充以下对策：

第一，深化改革。一是体制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规则。重点是规范中介机构，使之彻底与政府机关脱钩，提高其信用度。政府机关不应插手技术性、经济性活动，真正实现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二是机制变革。完善工作流程，形成制约机制，合理组合或分解权力；三是责任追究。对行政滥权或玩忽职守的应追究责任，防止因无法追究商业贿赂罪责而放纵行政违法；四是人事交流。实行干部轮岗和交流制度。

第二，查找问题。一是执法检查。从不合法的程序操作或行政决定中发现问题；二是借助舆论。通过舆论披露的信息发现问题；三是信访联络。通过信访反映发现执法中的问题；四是监督举报。重视每一条线索反映的问题。

第三，及早查处。作为纪检干部，应是人民的卫士，干部的贴心人。对商业贿赂查处得越早，越是对干部的爱护。查处，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更重要的是防范类似违法行为的发生。同样，及早查处有利于减少国家和单位的损失，发现单位管理上的漏洞，从而有效降低商业贿赂的发案率。

除此以外，教育、制度等对策不可少，可同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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