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摘要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①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②居民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③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④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碳强度约束；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居民福利；动态CGE模型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2-0094-12DOI：10.12062/cpre.20171017

气候变化是当今各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起，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以下简称碳强度）约束的减排目标。在国际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以下简称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0%左右。在国内，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而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是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碳强度约束是否会对居民福利水平产生抑制？是否会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城镇和农村哪个居民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大？通过明确这些问题，有利于中国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缓解碳减排措施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不利影响。

1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碳减排约束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依据不同研究角度，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碳减排目标和政策措施的种类。在污染治理中，碳减排目标分为总量减排目标和强度减排目标。其中总量减排目标是指在政策期内对碳排放总量进行约束，有效实施该目标可以促使实际碳排放下降。

强度减排目标是在政策期内对单位经济总量的碳排放进行约束，在为经济增长留有余地的同时灵活调整碳排放量，当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时，实际碳排放总量会减少。张友国[1]认为这两种减排目标的差异体现在成本有效性、环境效益和政策可接受性三个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强度目标更稳定和公平，无论出现始料不及的经济繁荣或萧条都不会改变目标实现的难度；若采用总量减排目标，则经济增长超过预期的国家需要付出额外的减排成本，相当于对这些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实施惩罚或征税。因此，发达国家主要承诺总量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承诺强度减排目标。基于以上两种碳减排目标，Fischer[2]等人认为有两类政策措施分别与之对应：第一类是市场型措施，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政策，发达国家通常采取该类措施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第二类是行政型措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主要采用该类措施控制碳强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碳减排政策正在积极的由行政型向市场型轉变，以期未来在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等多种措施下，形成更长效的减排机制。然而，市场型措施的建立和有效运行需要经历和调整很长一段时期。目前，中国尚未实施碳税政策，全国性碳交易体系已启动，但仍处于体系建设阶段，“十三五”时期的碳强度目标仍通过行政措施分解到各省和各行业来实现。

第二层，模拟碳减排目标约束的政策影响。碳减排约束会传导为对能源供给和消费的约束，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系统，众多学者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模拟碳减排政策的影响。张友国[3]、周县华[4]等人对碳强度约束和总量约束进行比较，认为碳强度约束更适合中国的碳排放控制。林伯强[5-7]、张友国[8]等人认为碳强度目标约束对煤炭消费和碳排放起到显著抑制作用，但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碳密集部门所受到的冲击较大。Dai[9]、Yuan[10]、刘小敏[11]等人模拟得出2020年中国的碳强度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张晓娣[12]、范庆泉[13]等人更多关注社会福利的变化，认为碳强度约束使社会福利的损失较小。

另外，由于中国各省碳强度目标约束不同，Zhang[14]认为各省受到的经济影响差异很大，Springmann[15]认为碳排放有从中国东部省份向西部省份转移的现象。

第三层，影响碳减排效果的因素探讨。在以上碳减排目标约束的模拟中，有三类因素显著影响碳减排效果：第一类是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Dai[9]、何建坤[16]等人认为碳强度的下降速度取决于能源强度下降速度和能源排放因子下降速度的叠加，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可以有效降低电力对应的排放因子，使碳排放的降幅超过能源消费的降幅。第二类是技术进步。Wang[17]、Li[18]等人认为技术进步可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强度，这是实现碳强度目标的重要保证。第三类是碳税政策的合理设置。张晓娣[12]、娄峰[19]等人认为在碳税政策制定中，若政府保持税收中性，将所得碳税收入返还给企业和居民，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双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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