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家庭社会资源流动模型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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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友投稿
内容摘要：单亲家庭的经济资源以单向流动和互惠两种方式在社会支持网内流动，并存在着“搭伙”这种特殊的资源补偿方式。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利益、情感两个维度决定的，据此建立社会关系曲线，并对个案的经济资源流动模型作出解释。
关键词：单亲家庭；社会资源；社会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作为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势代表的核心家庭开始了新的裂变，单亲家庭的出现就是这一裂变的直接产物。中国对单亲问题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离婚问题这一层面，对其他类型的单亲家庭很少涉及。而对离婚问题的研究又侧重对后果的分析，约占所有研究的2/3，尤其侧重于离婚对子女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多，对单亲主体的研究有所忽视，仅占1/10[1].其中大部分研究结论缺乏经验数据支撑，而一些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的经验研究，又往往局限于一般性描述，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本文对单亲家庭研究旨趣正在于此。
人是社会性动物，任何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并通过特定的网络关系获得社会支持。单亲家庭由于部分丧失了原有的社会资源，相对于形成单亲家庭之前，经济贫困、主观承受能力弱、自我发展潜力缺乏，对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更显得尤为重要。纵观近年来国内外的有关文献，社会支持网研究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但对单亲家庭的研究却显得不足。仅有王世军在对单亲家庭的贫困研究中提到了经济支持[2].
基于此，本文拟从社会支持网的理论视角对单亲家庭展开研究。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社会支持网的定义，本文接受贺寨平的观点，即社会支持网是“个人籍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3].社会网络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的地位与重要性与日俱增，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包括：网络结构观、市场网络观[4]、弱关系力量假设[5]、强关系力量假设[6]、社会资源理论[7]、社会资本理论[8]等。许多学者对社会支持网的网络特质感兴趣，研究了网络强度、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与紧密度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正是在修正和发展了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的力量“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获得。[8]
本研究借用了刘鸿雁对单亲家庭的界定，即指“只有父亲（母亲）一方与其未婚的，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1]根据单亲家庭形成的原因将其分为离婚式单亲家庭、丧偶式单亲家庭、分居式单亲家庭和未婚式单亲家庭四类。未婚式单亲家庭在西方较为普遍，其比重仅次于离婚式单亲家庭。而我国的文化惯例对未婚生子现象一向歧视，即使存在这种案例，也难以取得调查资料，因而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分居式单亲家庭”虽然也只有父母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并没有终结，不能将其归入单亲家庭之列。因此，本文研究的单亲家庭只包括离婚式单亲家庭和丧偶式单亲家庭。
在单亲家庭的研究中，美国的麦克拉娜罕与桑德发合著的《成长于单亲家庭——问题与对策》一书堪称美国这一学术领域的典范，值得本文借鉴。作者依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经济资源、亲职资源（家长对孩子的投入与监督）、社区资源（家庭从所在社区能够获取各种帮助）是影响孩子成长的重要因素[9].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孩子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形，将这三方面资源具体量化，并验以四项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进行精确的分析和推论。
本文试图从经济资源这一维度研究单亲家庭的社会资源是如何在其社会支持网内流动的，并建立经济资源流动模型。
三、研究方法
在资料收集上，本文采用了个案深度访谈法。首先，我国对于单亲家庭缺少最基本的统计数据，在样本总体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无法建立精确的抽样框，盲目的抽样远没有个案法深入和具有探索性的价值；其次，作为一项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性问题研究，即使获得了样本总体，拒访率仍会很高，无法保证随机调查的顺利进行。
在资料的分析上，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一定要与研究问题相匹配，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更适合定性而非定量研究。单亲这种家庭组织是复杂的，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关系形式，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他们的生活经验、情感和观念，需要在自然情境下对家庭这一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细致和动态的描述，对被访者“日常所见事实的‘诠释’基础上进行‘再诠释’”[10]，而这些是定量研究无法做到的。
四、经济资源及其流动
以往的研究，几乎在概念上把单亲家庭等同于贫困家庭。这其中不乏想当然的感性认识，也有相当的实地研究。有学者通过对南京市部分单亲家庭的调查得出，“43%的单亲家庭月均收入在300元以下”[2].诸如此类的结论，仅仅是对单亲家庭现状的描述，而忽略了对他进行历时性的分析，我们无从知道这种生活状况是否在单亲前就已经存在，用“单亲”对这一贫困现象作出解释的力度是不够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经济资源存在多元化的趋势。表1至3列出了本研究个案单亲前后经济收入的变动情况。
（一）经济资源的稀缺与补偿
我们这里的“稀缺”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是形成单亲后较单亲前的经济资源拥有情况，指的是家庭收入减少或没有住房。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经济资源稀缺在单亲家庭中是普遍存在的，家庭收入单位的减少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但它对单亲家庭的生存状态及资源流动的影响却不尽相同。经济资源稀缺并没有影响到每个单亲家庭的经济生活。那些在原家庭收入组成中占主体的被访者并没有感受到经济的困扰。3号案主张某说：“不指望他那点钱。”17号案主张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说：“他挣的钱还不够他自己花的，离了反倒省心了。”而有些单亲家庭确实在发生家庭变故后陷入了经济困境。其中绝大多数单亲家庭从他们的社会支持网中获得了经济支持，实现了经济资源在社会支持网内的流动。既然经济资源具有流动性，那么考察它的流动方式就很重要。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经济资源在社会支持网内的流动有单向流动和互惠两种形式。
1.经济资源的单向流动
称之为单向流动，是因为经济资源由某个社会支持网络成员流向单亲家庭，而单亲家庭不需要以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资源作为回报。这种单向流动的经济资源包括货币、实物和住房。我们发现，这种资源流动方式只存在于单亲户主与他们的父母之间。
3号案主张某，离婚前住在公婆的房子，离婚后自然得不到房子，搬回娘家与父母、哥嫂及侄女七口人共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张某说：“房子是我父母的，我住多长时间无所谓，倒是对哥嫂挺不好意思的，虽然房产证不是他们的，可毕竟给他们生活带来了麻烦，我就常给侄女买点好吃的，或者辅导她学习（张某是一中学语文教师），算是补偿吧。”当我问到是否也对父母作点补偿时，张某不解的反问我“我是他们女儿呀，母女俩不用讲究这些吧。”
18号案主原是国营贸易公司职工，下岗后借调到区经计委工作，每月收入300余元。丈夫原是华安厂材料处处长，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很殷实。一年前，丈夫死于车祸，为了方便照顾，韩某在母亲家附近租了房子。“我们中午、晚上在母亲家吃饭，母亲不要我们的伙食费。有时女儿学校收学杂费，我不在时都是母亲拿钱，事后我也不用还，我和母亲感情非常好。”我问她：“那你是不是对你母亲更好了呢？”韩某答到：“我一直对母亲很好就算她不照顾我，我也会这样，我们可不是交易呀！”韩某的“交易”实际上指向了“社会交换”这一概念。
霍曼斯把一切社会行动理解为资源的交换，认为社会交换是一种选择、计算得失的过程，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最高的报酬。而这种观点对单亲户主与其父母之间行为模式是解释不通的。单亲户主不会为维持或扩大这种资助向父母给予回报。稍后我们将作更详细的解释。
2.互惠
12号案主支某的案例典型的体现了资源在网内的复杂流动，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1988年刚结婚时我们每个月开七百块钱，在那时算生活不错的了。1994年我妻子得了红斑狼疮。我俩平时有点积蓄，还负担得起。到晚期，我带她到哈尔滨、沈阳、北京看病，治不起了。我到处借钱，亲戚、朋友、一般同事，能借的都借到了，连几百块钱都借。1998年她死后，我欠外债5万多，连半丧事的钱都没有。我父母、哥哥、姐姐和她哥、她姐的一部分钱不要我还了，可朋友的钱总是要还的。我把儿子送到我妈家，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烧烤店，一门心思想着挣钱还债。去年刚刚把债还完，才把儿子接回身边。”从支某的言谈中，我们发现了经济资源流动的多种方式。支某的经济补偿形式有两种：馈赠和借予。提供馈赠的是近亲，如父母、兄弟姐妹。资源在父母与被访者之间是单向流动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而对于兄弟姐妹的馈赠，受惠者常常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支某说：“虽然哥姐的钱不用还，可总想着怎么报答他们，他们有事我都主动上，没钱出力呗。1999年她哥开饭店，装修时我没少出力（支某原是基建处工人）。”对于借予，被访者不但在一定时间内偿还，还要在未来的无限期内以其它方式作为这种“人情”的报酬。支某说：“向朋友借的钱并不是还上就完了，人家肯信任你，帮助你，借你几千甚至上万元钱，这都是人情啊。我哥们多，我办不到的事就托哥们去办。前年一个朋友的孩子跨学区入学，我找到一个教育界的朋友，把跨学区的钱全免了。”支某说：“有的好朋友自己拿不出钱，是从亲友那里替我借到的。而一般同事只能借我几百元，还上就算了，也不用搭人情。”
可见，无论是借予还是馈赠，受惠者都要采取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方式来回报，资源在网内的流动是互惠性的。
3.搭伙——特殊的经济资源补偿方式
11号案主孙某，是一位单亲母亲，41岁，初中文化，离婚11年。她住在一幢三层的老式楼房，还是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时建造的。一进屋正对门是两家公用的厨房，左边是房东老两口的房间，右边就是孙某的家了。房间只有十四五平方米，家具摆放的比较零乱，一台单缸洗衣机，一台旧式彩电、其余的空间堆放着杂物和衣柜，靠门的一侧是一张上下铺的单人床。我不禁问：“这样住方便吗？”“那有什么办法”，孙某说：“这日子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呢。我最少搬过十次家，房东要收房子我们就得另找个窝，9平方米的房子我们还住过呢。”
“结婚后我们跟公婆住在一起，是有院套的两间平房。他是铁路工人，跑车三天回来一次，我大部分时间跟公婆在一起。我这个人心粗，干活不利索。碰巧他家是山东人，事儿多，看不上我，就连我爱抽烟喝酒他们都管，总打架。原来我们俩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刚离婚那会儿我还没下岗，500元工资，再加上他给的100元抚养费，日子还过得去。后来我下岗了，才开190元，你想想，290元租房子又得养孩子，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孙某一脸无奈，之后又面露喜色地说，她办理了提前退休，每月可领到500元退休金。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后辍学了，现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每个月能挣250元。对于这样的生活，孙某感到十分满足。
但是，从290元到850元之间的这段生活是怎样度过的，这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内容。尽管我一再深入，孙某都避而不谈。最后，孙某提到：“大姐、大姐夫有时给孩子零花钱，我需要钱他们也借给我，但那时要还的。救急不救穷，人家也要过日子的，不能总白搭给我呀，自己想办法呗。”为了弄清孙某的这段经历，在结束访谈后，我找到了孙某的朋友，也就是向我介绍孙某的中间人。据她介绍，那段时间孙某一直与人搭伙过日子。原来，孙某所说的想办法指的就是“搭伙”。
在当地，“搭伙”用来指个人离婚或丧偶后与异性同居的事实婚姻。双方不必承担责任，各取所需，合不来就“散伙”。那么“搭伙”是否像孙某所期望的那样，获得“白搭”的经济资源，实现资源向主体的单向流动呢。在对19号案主的访谈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19号案主张某，45岁，小学文化，是厂里的一名工人。在十年前因为家庭暴力离婚，长年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患上了轻度精神病。但她能够正常地表达，而且非常健谈，对她的访谈持续了接近4个小时。谈话中，张某不时卷起衣袖给我看身上的伤疤。她说，刚离婚时，每月不到三百元的工资，房子归她，女儿判给男方。可男方根本不管孩子，没几天就把孩子送回来了。他还隔几天就回来闹一次，跟我抢房子，我不让他住他就打我。后来我认识了老周头，我就搬到老周头家跟他搭伙过，把房子让给他了（指前夫）。“”他老婆死了十多年了，我给他做饭，又陪他睡觉，他有时还给我钱花呢“。
张某的言谈中透漏出这样的信息：经济资源的获得伴随着其他方面的付出，如“做饭”“陪睡觉”。我们之所以没有将这种资源流动方式归为“互惠”，是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这是经济资源与性资源之间的交换。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搭伙”后双方感情因素的存在，但被访者最初选择“搭伙”目的是为了保障单亲家庭的基本生活。据知情人讲，为了养活孩子，孙某离婚后第二年开始与人“搭伙”，前后有两次。“散伙”后，出于舆论的压力，经人介绍去天津与一老头“搭伙”。被访者往往是出于无奈才选择这种获取经济资源的方式。她们经济状况十分窘迫，社会支持体系贫乏，自身缺少发展潜力。张某说：“老周头生气了也打我，但他不下死手，还给我地方住，我挺知足的。”孙某在天津时私下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事成后便“散伙”从天津返回。
第二，在互惠交换中，被访者先受惠，后回报。而在“搭伙”中，被访者先付出，后受惠。
第三，互惠交换中，被访者提到的经济资源提供者是其社会支持网成员，而同被访者“搭伙”的资源提供者并没有出现在被访者的社会支持网中。
（二）经济资源的溢余
表1至3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单亲家庭都处于经济资源稀缺的态势，一部分单亲家庭的经济资源较单亲前是溢余的。
单亲家长为了维持家庭生活，负担起子女营养、教育等费用，放弃了“铁饭碗”去公司工作，或想方设法去挣“活钱”。13号案主徐某，技校毕业后是厂里的一名工人。离婚时每月只有三百多元工资，当时儿子才一岁。她主动提出下岗，现在哈尔滨某电器公司从事销售。由于业绩出色，年收入达5万元左右。拥有这样的高收入，可徐某对生活前景仍不乐观。她说：“什么时候儿子成家立业了，我才能松口气”。14号案主秦某离婚后将鸡店兑换了10万元。她将这笔钱全部存了5年定期存款，她说：“这笔钱一分都不能动，留给儿子读大学还不一定够用呢”。1号案主陈某在丈夫去世后，调到私立学校工作，工资水平明显提高，“生活比那时（丈夫患病时）好多了。”即便如此，陈某也“不敢乱花钱”。可见，对单亲家庭而言，尤其是女户主单亲家庭，在失去了丈夫后，即使生活比较富裕，也常常对自己和孩子的将来担忧，缺少安全感。在一个以男性为主体支柱的社会，女人支撑家庭经济在社会上打拼，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对于经济资源溢余的单亲家庭，其社会支持网内没有经济资源的流动。他们不需要社会支持网成员的经济支持，同时也没有能力为他人提供经济支持。
五、支某个案的经济资源流动模型
将一切社会关系统统归结为交换关系的看法，显然是不成立的。对此，于海有做了如下的总结：
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境中盘算成本、报酬与避免风险，人并不总是在追逐最大的利益。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趋向于平等交换的系统的看法也是不真实的。[11]
在支某的社会关系网内就存在着交换性关系A —B ，A —D ，A —E 和非交换性关系A—C.对于交换关系，布劳认为，“为继续得到收益而彼此互惠的需要是社会互动的‘启动机制’，而交换中形成的互惠规范，则会制约其后的交换活动。”[12]从上面的模型可以看出，A —B ，A —D 和A —E 都存在着互惠性关系。韦而曼认为，“个人往往采取下面的形式报答别人的帮助：a 精确的互惠，即别人提供什么帮助就给予什么样的报答；b 泛化的互惠，即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13]从支某的案例中，我们有以下的发现：
第一，单亲户主与父母（C ）之间不是交换关系，经济资源由父母向单亲家庭单向流动。
第二，对于来自父母之外的馈赠（B ），单亲户主采取的是泛化的互惠。
第三，对于借予，单亲户主对亲密朋友（D ）采取的是泛化的互惠，对一般朋友（E ）采取的是精确的互惠。
第四，精确互惠的对象（E ）没有进入单亲家庭的社会支持网。
*注：在该模型中，网络结点A 代表案主支某。网络结点C 、D 、E 分别是向支某提供经济支持的网络成员。E 为与支某有“关系”的非社会支持网成员。
六、社会关系曲线对经济资源流动模型的解构
（一）社会关系曲线的建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极为重要的概念，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特点。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4]
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机制的形成，使得社会成员的利益观念和行为得以展现，“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际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15].这种人际之间的差序是以自我为中心，即围绕着个人或一定群体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使由血缘关系、伦理维度决定的关系得以维持和扩展的关键，在于关系双方在互动中对彼此占有的稀缺资源的交换和利益的交换。
有人发现，“情感本身也是构成关系亲疏的重要维度，互动双方会因为互动的频繁度及感情上的亲密度，决定自我与他人关系”[16].社会的“差序格局”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再单纯是儒家的伦理差序，而是包括伦理、情感与利益这三个维度的差序”。[16]
将利益因素纳入差序格局是对差序格局传统意义的修正。但是“伦理”能否作为影响社会关系的必然因素呢，卜长莉对“关系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这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所谓关系的远近，是指血缘的远近，即在传统差序格局同心圆中所处的位置，这显然是固定不变的。而关系的亲疏，是指往来的频度和感情上的亲密程度。血缘的远近只是作为关系亲疏的一个前提，它会因为双方利益的不同或某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得不到满足而淡漠甚至疏远。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近亲亲属都对单亲家庭提供了社会支持。以“兄弟姐妹”关系为例，对于社会支持网内没有兄弟姐妹出现的案例，我都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追问，被访者的回答有两种：“在外地”或“关系不近”。例如，19号户主有一个弟弟，她说：“我们不和，从不来往。生孩子时父亲派他送来50个鸡蛋，他放下东西就走，话都没说。”尽管调查发现，兄弟姐妹的确能提供较多的社会支持，单亲户主也愿意向兄弟姐妹寻求社会支持，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血缘关系使情感亲密更具有可能。血缘关系的远近是影响情感亲疏的一个重要变量，而情感和利益是决定社会关系的两个直接控制变量。用表达式表示为：
Figure2curve of relationship of affect and advangtage
在情感——利益坐标系中，分布在坐标系中的每个点是我们研究主体A 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A 与每个点的连线表示A 与不同网络成员的社会关系，该坐标系与其中的点共同构成了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按照格拉诺维特对关系强弱的界定，从图中可以看出，社会关系曲线在社会网中的位置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强弱。曲线斜率与关系强度呈负相关，即关系曲线越靠近X 轴，关系越强；越靠近Y 轴，关系越弱。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提供社会支持，我们研究的社会支持网只是该坐标系的一部分。本研究还发现，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强网规模占整体网规模的比例平均为80%（略），因此，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在该坐标系的分布应更接近与X 轴。
（二）对经济资源流动模型的解构
韦尔曼区分了“精确的互惠”与“泛化的互惠”，但他没有涉及社会关系的特点与互惠类型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利用“情感——利益”关系曲线对此予以说明。
关系曲线越是靠近横轴，受利益因素的影响越少，网络成员对互惠交换的需求越低。相反，越是靠近纵轴，受利益因素的影响越多，对互惠交换的要求越高。位于情感轴的C （父母）只受情感变量控制，因此能够实现资源的单向流动。社会关系曲线A —B 的斜率小于A—D ，B 相对于D 的利益需求更少，B 与A 的关系更亲密。所以在经济支持中，B 提供的是馈赠，而D 提供的是借予。
A —C 关系是极稳定的社会关系，A —B 和A —D 较之于A —C 关系则相对不稳定，关系曲线存在着斜率增大的潜在可能性。布劳认为，越是违反交换关系中的互惠义务，被剥夺者就越会倾向于消极的制裁违背规范的人[17].支某的互惠交换正是为了避免这一可能的实现。张其仔总结了在交换关系中，除了市场交换还有网络交换。“网络交换并不否认个人和单位追逐私利，所不同的是，网络交换发生之前，双方都要问一问，‘他和我是什么关系’，根据关系的不同确定交换规则”。[18]B 和D 都同时受到利益和情感变量的控制，因此，A除了偿还D 的借予之外，还要以服务、信息等非物质资源作为对B 和D 的回报，体现为泛化的互惠。发生在A 、E 之间的精确的互惠，是纯粹的债权债务关系，“还上就行了，不用搭人情”。
参考文献
1刘鸿雁。单亲家庭研究综述。人口研究。1998，（3）：63
2王世军。单亲家庭贫困问题。浙江学刊。2002，（1）：200
3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社会学。2001，（5）：26
4White ，Harrison C.，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
5Granovetter ，Mark，The Str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
6Bian，Yanjie，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job in China，America Sociology Review，1997，62
7Lin ，Nan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oryof Status Attainment，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0
8Coleman ，James 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1988
9Sara McLanahan Gary Sandefur，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what hurts，what help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王雅林，张汝立。延伸地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3：5
11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0
12[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利。华夏出版社，1998，5
13Wellman.B.，Carrington，P.Hall ，A.，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in Wellman，B.Berkowitz，S.D.（eds.），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社会学。2000，（3）：51
16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1）
17[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华夏出版社，2001，1：284
18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关键词：单亲家庭；社会资源；社会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作为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势代表的核心家庭开始了新的裂变，单亲家庭的出现就是这一裂变的直接产物。中国对单亲问题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离婚问题这一层面，对其他类型的单亲家庭很少涉及。而对离婚问题的研究又侧重对后果的分析，约占所有研究的2/3，尤其侧重于离婚对子女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多，对单亲主体的研究有所忽视，仅占1/10[1].其中大部分研究结论缺乏经验数据支撑，而一些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的经验研究，又往往局限于一般性描述，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本文对单亲家庭研究旨趣正在于此。
人是社会性动物，任何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并通过特定的网络关系获得社会支持。单亲家庭由于部分丧失了原有的社会资源，相对于形成单亲家庭之前，经济贫困、主观承受能力弱、自我发展潜力缺乏，对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更显得尤为重要。纵观近年来国内外的有关文献，社会支持网研究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但对单亲家庭的研究却显得不足。仅有王世军在对单亲家庭的贫困研究中提到了经济支持[2].
基于此，本文拟从社会支持网的理论视角对单亲家庭展开研究。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社会支持网的定义，本文接受贺寨平的观点，即社会支持网是“个人籍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3].社会网络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的地位与重要性与日俱增，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包括：网络结构观、市场网络观[4]、弱关系力量假设[5]、强关系力量假设[6]、社会资源理论[7]、社会资本理论[8]等。许多学者对社会支持网的网络特质感兴趣，研究了网络强度、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与紧密度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正是在修正和发展了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的力量“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获得。[8]
本研究借用了刘鸿雁对单亲家庭的界定，即指“只有父亲（母亲）一方与其未婚的，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1]根据单亲家庭形成的原因将其分为离婚式单亲家庭、丧偶式单亲家庭、分居式单亲家庭和未婚式单亲家庭四类。未婚式单亲家庭在西方较为普遍，其比重仅次于离婚式单亲家庭。而我国的文化惯例对未婚生子现象一向歧视，即使存在这种案例，也难以取得调查资料，因而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分居式单亲家庭”虽然也只有父母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并没有终结，不能将其归入单亲家庭之列。因此，本文研究的单亲家庭只包括离婚式单亲家庭和丧偶式单亲家庭。
在单亲家庭的研究中，美国的麦克拉娜罕与桑德发合著的《成长于单亲家庭——问题与对策》一书堪称美国这一学术领域的典范，值得本文借鉴。作者依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经济资源、亲职资源（家长对孩子的投入与监督）、社区资源（家庭从所在社区能够获取各种帮助）是影响孩子成长的重要因素[9].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孩子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形，将这三方面资源具体量化，并验以四项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进行精确的分析和推论。
本文试图从经济资源这一维度研究单亲家庭的社会资源是如何在其社会支持网内流动的，并建立经济资源流动模型。
三、研究方法
在资料收集上，本文采用了个案深度访谈法。首先，我国对于单亲家庭缺少最基本的统计数据，在样本总体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无法建立精确的抽样框，盲目的抽样远没有个案法深入和具有探索性的价值；其次，作为一项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性问题研究，即使获得了样本总体，拒访率仍会很高，无法保证随机调查的顺利进行。
在资料的分析上，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一定要与研究问题相匹配，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更适合定性而非定量研究。单亲这种家庭组织是复杂的，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关系形式，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他们的生活经验、情感和观念，需要在自然情境下对家庭这一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细致和动态的描述，对被访者“日常所见事实的‘诠释’基础上进行‘再诠释’”[10]，而这些是定量研究无法做到的。
四、经济资源及其流动
以往的研究，几乎在概念上把单亲家庭等同于贫困家庭。这其中不乏想当然的感性认识，也有相当的实地研究。有学者通过对南京市部分单亲家庭的调查得出，“43%的单亲家庭月均收入在300元以下”[2].诸如此类的结论，仅仅是对单亲家庭现状的描述，而忽略了对他进行历时性的分析，我们无从知道这种生活状况是否在单亲前就已经存在，用“单亲”对这一贫困现象作出解释的力度是不够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经济资源存在多元化的趋势。表1至3列出了本研究个案单亲前后经济收入的变动情况。
（一）经济资源的稀缺与补偿
我们这里的“稀缺”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是形成单亲后较单亲前的经济资源拥有情况，指的是家庭收入减少或没有住房。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经济资源稀缺在单亲家庭中是普遍存在的，家庭收入单位的减少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但它对单亲家庭的生存状态及资源流动的影响却不尽相同。经济资源稀缺并没有影响到每个单亲家庭的经济生活。那些在原家庭收入组成中占主体的被访者并没有感受到经济的困扰。3号案主张某说：“不指望他那点钱。”17号案主张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说：“他挣的钱还不够他自己花的，离了反倒省心了。”而有些单亲家庭确实在发生家庭变故后陷入了经济困境。其中绝大多数单亲家庭从他们的社会支持网中获得了经济支持，实现了经济资源在社会支持网内的流动。既然经济资源具有流动性，那么考察它的流动方式就很重要。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经济资源在社会支持网内的流动有单向流动和互惠两种形式。
1.经济资源的单向流动
称之为单向流动，是因为经济资源由某个社会支持网络成员流向单亲家庭，而单亲家庭不需要以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资源作为回报。这种单向流动的经济资源包括货币、实物和住房。我们发现，这种资源流动方式只存在于单亲户主与他们的父母之间。
3号案主张某，离婚前住在公婆的房子，离婚后自然得不到房子，搬回娘家与父母、哥嫂及侄女七口人共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张某说：“房子是我父母的，我住多长时间无所谓，倒是对哥嫂挺不好意思的，虽然房产证不是他们的，可毕竟给他们生活带来了麻烦，我就常给侄女买点好吃的，或者辅导她学习（张某是一中学语文教师），算是补偿吧。”当我问到是否也对父母作点补偿时，张某不解的反问我“我是他们女儿呀，母女俩不用讲究这些吧。”
18号案主原是国营贸易公司职工，下岗后借调到区经计委工作，每月收入300余元。丈夫原是华安厂材料处处长，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很殷实。一年前，丈夫死于车祸，为了方便照顾，韩某在母亲家附近租了房子。“我们中午、晚上在母亲家吃饭，母亲不要我们的伙食费。有时女儿学校收学杂费，我不在时都是母亲拿钱，事后我也不用还，我和母亲感情非常好。”我问她：“那你是不是对你母亲更好了呢？”韩某答到：“我一直对母亲很好就算她不照顾我，我也会这样，我们可不是交易呀！”韩某的“交易”实际上指向了“社会交换”这一概念。
霍曼斯把一切社会行动理解为资源的交换，认为社会交换是一种选择、计算得失的过程，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最高的报酬。而这种观点对单亲户主与其父母之间行为模式是解释不通的。单亲户主不会为维持或扩大这种资助向父母给予回报。稍后我们将作更详细的解释。
2.互惠
12号案主支某的案例典型的体现了资源在网内的复杂流动，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1988年刚结婚时我们每个月开七百块钱，在那时算生活不错的了。1994年我妻子得了红斑狼疮。我俩平时有点积蓄，还负担得起。到晚期，我带她到哈尔滨、沈阳、北京看病，治不起了。我到处借钱，亲戚、朋友、一般同事，能借的都借到了，连几百块钱都借。1998年她死后，我欠外债5万多，连半丧事的钱都没有。我父母、哥哥、姐姐和她哥、她姐的一部分钱不要我还了，可朋友的钱总是要还的。我把儿子送到我妈家，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烧烤店，一门心思想着挣钱还债。去年刚刚把债还完，才把儿子接回身边。”从支某的言谈中，我们发现了经济资源流动的多种方式。支某的经济补偿形式有两种：馈赠和借予。提供馈赠的是近亲，如父母、兄弟姐妹。资源在父母与被访者之间是单向流动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而对于兄弟姐妹的馈赠，受惠者常常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支某说：“虽然哥姐的钱不用还，可总想着怎么报答他们，他们有事我都主动上，没钱出力呗。1999年她哥开饭店，装修时我没少出力（支某原是基建处工人）。”对于借予，被访者不但在一定时间内偿还，还要在未来的无限期内以其它方式作为这种“人情”的报酬。支某说：“向朋友借的钱并不是还上就完了，人家肯信任你，帮助你，借你几千甚至上万元钱，这都是人情啊。我哥们多，我办不到的事就托哥们去办。前年一个朋友的孩子跨学区入学，我找到一个教育界的朋友，把跨学区的钱全免了。”支某说：“有的好朋友自己拿不出钱，是从亲友那里替我借到的。而一般同事只能借我几百元，还上就算了，也不用搭人情。”
可见，无论是借予还是馈赠，受惠者都要采取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方式来回报，资源在网内的流动是互惠性的。
3.搭伙——特殊的经济资源补偿方式
11号案主孙某，是一位单亲母亲，41岁，初中文化，离婚11年。她住在一幢三层的老式楼房，还是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时建造的。一进屋正对门是两家公用的厨房，左边是房东老两口的房间，右边就是孙某的家了。房间只有十四五平方米，家具摆放的比较零乱，一台单缸洗衣机，一台旧式彩电、其余的空间堆放着杂物和衣柜，靠门的一侧是一张上下铺的单人床。我不禁问：“这样住方便吗？”“那有什么办法”，孙某说：“这日子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呢。我最少搬过十次家，房东要收房子我们就得另找个窝，9平方米的房子我们还住过呢。”
“结婚后我们跟公婆住在一起，是有院套的两间平房。他是铁路工人，跑车三天回来一次，我大部分时间跟公婆在一起。我这个人心粗，干活不利索。碰巧他家是山东人，事儿多，看不上我，就连我爱抽烟喝酒他们都管，总打架。原来我们俩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刚离婚那会儿我还没下岗，500元工资，再加上他给的100元抚养费，日子还过得去。后来我下岗了，才开190元，你想想，290元租房子又得养孩子，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孙某一脸无奈，之后又面露喜色地说，她办理了提前退休，每月可领到500元退休金。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后辍学了，现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每个月能挣250元。对于这样的生活，孙某感到十分满足。
但是，从290元到850元之间的这段生活是怎样度过的，这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内容。尽管我一再深入，孙某都避而不谈。最后，孙某提到：“大姐、大姐夫有时给孩子零花钱，我需要钱他们也借给我，但那时要还的。救急不救穷，人家也要过日子的，不能总白搭给我呀，自己想办法呗。”为了弄清孙某的这段经历，在结束访谈后，我找到了孙某的朋友，也就是向我介绍孙某的中间人。据她介绍，那段时间孙某一直与人搭伙过日子。原来，孙某所说的想办法指的就是“搭伙”。
在当地，“搭伙”用来指个人离婚或丧偶后与异性同居的事实婚姻。双方不必承担责任，各取所需，合不来就“散伙”。那么“搭伙”是否像孙某所期望的那样，获得“白搭”的经济资源，实现资源向主体的单向流动呢。在对19号案主的访谈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19号案主张某，45岁，小学文化，是厂里的一名工人。在十年前因为家庭暴力离婚，长年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患上了轻度精神病。但她能够正常地表达，而且非常健谈，对她的访谈持续了接近4个小时。谈话中，张某不时卷起衣袖给我看身上的伤疤。她说，刚离婚时，每月不到三百元的工资，房子归她，女儿判给男方。可男方根本不管孩子，没几天就把孩子送回来了。他还隔几天就回来闹一次，跟我抢房子，我不让他住他就打我。后来我认识了老周头，我就搬到老周头家跟他搭伙过，把房子让给他了（指前夫）。“”他老婆死了十多年了，我给他做饭，又陪他睡觉，他有时还给我钱花呢“。
张某的言谈中透漏出这样的信息：经济资源的获得伴随着其他方面的付出，如“做饭”“陪睡觉”。我们之所以没有将这种资源流动方式归为“互惠”，是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这是经济资源与性资源之间的交换。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搭伙”后双方感情因素的存在，但被访者最初选择“搭伙”目的是为了保障单亲家庭的基本生活。据知情人讲，为了养活孩子，孙某离婚后第二年开始与人“搭伙”，前后有两次。“散伙”后，出于舆论的压力，经人介绍去天津与一老头“搭伙”。被访者往往是出于无奈才选择这种获取经济资源的方式。她们经济状况十分窘迫，社会支持体系贫乏，自身缺少发展潜力。张某说：“老周头生气了也打我，但他不下死手，还给我地方住，我挺知足的。”孙某在天津时私下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事成后便“散伙”从天津返回。
第二，在互惠交换中，被访者先受惠，后回报。而在“搭伙”中，被访者先付出，后受惠。
第三，互惠交换中，被访者提到的经济资源提供者是其社会支持网成员，而同被访者“搭伙”的资源提供者并没有出现在被访者的社会支持网中。
（二）经济资源的溢余
表1至3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单亲家庭都处于经济资源稀缺的态势，一部分单亲家庭的经济资源较单亲前是溢余的。
单亲家长为了维持家庭生活，负担起子女营养、教育等费用，放弃了“铁饭碗”去公司工作，或想方设法去挣“活钱”。13号案主徐某，技校毕业后是厂里的一名工人。离婚时每月只有三百多元工资，当时儿子才一岁。她主动提出下岗，现在哈尔滨某电器公司从事销售。由于业绩出色，年收入达5万元左右。拥有这样的高收入，可徐某对生活前景仍不乐观。她说：“什么时候儿子成家立业了，我才能松口气”。14号案主秦某离婚后将鸡店兑换了10万元。她将这笔钱全部存了5年定期存款，她说：“这笔钱一分都不能动，留给儿子读大学还不一定够用呢”。1号案主陈某在丈夫去世后，调到私立学校工作，工资水平明显提高，“生活比那时（丈夫患病时）好多了。”即便如此，陈某也“不敢乱花钱”。可见，对单亲家庭而言，尤其是女户主单亲家庭，在失去了丈夫后，即使生活比较富裕，也常常对自己和孩子的将来担忧，缺少安全感。在一个以男性为主体支柱的社会，女人支撑家庭经济在社会上打拼，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对于经济资源溢余的单亲家庭，其社会支持网内没有经济资源的流动。他们不需要社会支持网成员的经济支持，同时也没有能力为他人提供经济支持。
五、支某个案的经济资源流动模型
将一切社会关系统统归结为交换关系的看法，显然是不成立的。对此，于海有做了如下的总结：
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境中盘算成本、报酬与避免风险，人并不总是在追逐最大的利益。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趋向于平等交换的系统的看法也是不真实的。[11]
在支某的社会关系网内就存在着交换性关系A —B ，A —D ，A —E 和非交换性关系A—C.对于交换关系，布劳认为，“为继续得到收益而彼此互惠的需要是社会互动的‘启动机制’，而交换中形成的互惠规范，则会制约其后的交换活动。”[12]从上面的模型可以看出，A —B ，A —D 和A —E 都存在着互惠性关系。韦而曼认为，“个人往往采取下面的形式报答别人的帮助：a 精确的互惠，即别人提供什么帮助就给予什么样的报答；b 泛化的互惠，即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13]从支某的案例中，我们有以下的发现：
第一，单亲户主与父母（C ）之间不是交换关系，经济资源由父母向单亲家庭单向流动。
第二，对于来自父母之外的馈赠（B ），单亲户主采取的是泛化的互惠。
第三，对于借予，单亲户主对亲密朋友（D ）采取的是泛化的互惠，对一般朋友（E ）采取的是精确的互惠。
第四，精确互惠的对象（E ）没有进入单亲家庭的社会支持网。
*注：在该模型中，网络结点A 代表案主支某。网络结点C 、D 、E 分别是向支某提供经济支持的网络成员。E 为与支某有“关系”的非社会支持网成员。
六、社会关系曲线对经济资源流动模型的解构
（一）社会关系曲线的建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极为重要的概念，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特点。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4]
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机制的形成，使得社会成员的利益观念和行为得以展现，“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际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15].这种人际之间的差序是以自我为中心，即围绕着个人或一定群体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使由血缘关系、伦理维度决定的关系得以维持和扩展的关键，在于关系双方在互动中对彼此占有的稀缺资源的交换和利益的交换。
有人发现，“情感本身也是构成关系亲疏的重要维度，互动双方会因为互动的频繁度及感情上的亲密度，决定自我与他人关系”[16].社会的“差序格局”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再单纯是儒家的伦理差序，而是包括伦理、情感与利益这三个维度的差序”。[16]
将利益因素纳入差序格局是对差序格局传统意义的修正。但是“伦理”能否作为影响社会关系的必然因素呢，卜长莉对“关系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这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所谓关系的远近，是指血缘的远近，即在传统差序格局同心圆中所处的位置，这显然是固定不变的。而关系的亲疏，是指往来的频度和感情上的亲密程度。血缘的远近只是作为关系亲疏的一个前提，它会因为双方利益的不同或某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得不到满足而淡漠甚至疏远。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近亲亲属都对单亲家庭提供了社会支持。以“兄弟姐妹”关系为例，对于社会支持网内没有兄弟姐妹出现的案例，我都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追问，被访者的回答有两种：“在外地”或“关系不近”。例如，19号户主有一个弟弟，她说：“我们不和，从不来往。生孩子时父亲派他送来50个鸡蛋，他放下东西就走，话都没说。”尽管调查发现，兄弟姐妹的确能提供较多的社会支持，单亲户主也愿意向兄弟姐妹寻求社会支持，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血缘关系使情感亲密更具有可能。血缘关系的远近是影响情感亲疏的一个重要变量，而情感和利益是决定社会关系的两个直接控制变量。用表达式表示为：
Figure2curve of relationship of affect and advangtage
在情感——利益坐标系中，分布在坐标系中的每个点是我们研究主体A 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A 与每个点的连线表示A 与不同网络成员的社会关系，该坐标系与其中的点共同构成了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按照格拉诺维特对关系强弱的界定，从图中可以看出，社会关系曲线在社会网中的位置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强弱。曲线斜率与关系强度呈负相关，即关系曲线越靠近X 轴，关系越强；越靠近Y 轴，关系越弱。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提供社会支持，我们研究的社会支持网只是该坐标系的一部分。本研究还发现，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强网规模占整体网规模的比例平均为80%（略），因此，单亲家庭社会支持网在该坐标系的分布应更接近与X 轴。
（二）对经济资源流动模型的解构
韦尔曼区分了“精确的互惠”与“泛化的互惠”，但他没有涉及社会关系的特点与互惠类型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利用“情感——利益”关系曲线对此予以说明。
关系曲线越是靠近横轴，受利益因素的影响越少，网络成员对互惠交换的需求越低。相反，越是靠近纵轴，受利益因素的影响越多，对互惠交换的要求越高。位于情感轴的C （父母）只受情感变量控制，因此能够实现资源的单向流动。社会关系曲线A —B 的斜率小于A—D ，B 相对于D 的利益需求更少，B 与A 的关系更亲密。所以在经济支持中，B 提供的是馈赠，而D 提供的是借予。
A —C 关系是极稳定的社会关系，A —B 和A —D 较之于A —C 关系则相对不稳定，关系曲线存在着斜率增大的潜在可能性。布劳认为，越是违反交换关系中的互惠义务，被剥夺者就越会倾向于消极的制裁违背规范的人[17].支某的互惠交换正是为了避免这一可能的实现。张其仔总结了在交换关系中，除了市场交换还有网络交换。“网络交换并不否认个人和单位追逐私利，所不同的是，网络交换发生之前，双方都要问一问，‘他和我是什么关系’，根据关系的不同确定交换规则”。[18]B 和D 都同时受到利益和情感变量的控制，因此，A除了偿还D 的借予之外，还要以服务、信息等非物质资源作为对B 和D 的回报，体现为泛化的互惠。发生在A 、E 之间的精确的互惠，是纯粹的债权债务关系，“还上就行了，不用搭人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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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