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摘 要：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制度按形式特征普遍分为两种：无入学考试和有入学考试。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酝酿及初创时期，由于条件的限制以及直接模仿日本和德国的学制，实行的是无入学考试的招生方式，其后又借鉴了美国的学制模式，研究生招生才逐步过渡为以统一考试为录取标准。这种转变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而是在“冲击——回应”模式下，模仿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学制进而采用西方的一套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其历史演变被深深地打上了时局复杂多变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近代；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历史演变；特征

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制度按形式特征普遍分为两种：无入学考试和有入学考试。德法等国家将研究生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相应延续，只要取得所需的大学本科文凭，经导师面试合格即可，没有研究院入学考试[1]；而美国等国家研究院招生时，则设有公开的专门考试。目前，我国研究生招生采用的是后一种形式。但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酝酿及初创时期，实行的却是无入学考试的招生方式，其后在不断的发展调整中，研究生招生才逐步过渡为以统一考试为录取标准。

纵然近代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过程只有短短的四十多年，招生考试制度还处于不完善、不成熟的阶段，但是透过其内容可以发现，其中仍有许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现在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学习、研究和借鉴的。

一、无入学考试的研究生招生阶段

20世纪初，迫于内外双重压力的清政府开始了所谓的“新政”，这为学校考试制度的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1901年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裁定章程，并着悉心妥议，随时具奏”[2]。1902年公布了由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3]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因公布于壬寅年，因此又称《壬寅学制》。该学制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建立在大学堂之上的具有研究院性质的大学院。《章程》规定，大学院年限不定，以研究为主，不立课程，不主讲授，旨在探讨“学问极则”[4]。《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但公布后却未实施①，当然入学考试制度也就无从谈起。

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三人重新拟定的学堂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于农历的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公布并在全国施行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通儒院》关于研究生的招生标准是这样规定的：“凡某分科大学之毕业生，欲入通儒院研究学术者，当具呈所欲攻之学艺，经该分科大学教员会议呈由总监督核定。非分科大学毕业生，而欲入通儒院研究某科之学术者，当经该分科大学教员会议所选定，复由总监督考验，视其实能合格者，方准令升入通儒院。”[5]也即是说，它对待招的研究生分了两类：分科大学毕业生只需由教员会议、总监督核定，不需考试；非分科大学毕业生则须由总监督考验合格。但是，即使是对非分科大学毕业生的考验也不是采用统一的标准考试形式，它只起到相当于面试的作用。这种不限制报考资格的招生制度是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方面，当时新式的学校系统也才设立不久，大多数的人还没来得及进入此系统中学习，拿相应文凭更是无从谈起；而且，《癸卯学制》公布时“大学预备科及分科大学尚未兴办”[6]。因此，清末学制上的通儒院实际上并未设立，也没有合格的学生可以招收。另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高等教育，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即“以日本教育为媒介，全面引进了西方教育制度”[7]，而当时日本的学制，也主要是模仿德国的学制，即实行的是无需考试的招生方式。

尽管如此，清末的研究生招生制度给民国初期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其后的研究生招生奠定了一定的制度条件，这无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其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8]。当时政府认为，“清政府之学制，最必须改革者”[9]。随即废除了清末的教育制度，研究生教育开始步入规范化，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对研究生教育的立法。南京临时政府先后颁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等法令，明确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大学院为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大学院之区分，为哲学院、史学院、植物学院等，各以其所研究之专门学名之”[10]。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国立北京大学于1917年底相继成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并开始招生，这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历史进入实践阶段，也意味着研究生招生制度拉开了期待已久的序幕。1918年7月，国立北京大学制定了《研究所总章》，对研究生报考资格做了如下规定：“本校毕业生俱得以自由、自愿入研究所，本校高年级学生得研究所主任之认可，亦得入研究所。本校毕业生以外，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之程度而志愿入研究所者，经校长及本门研究所主任之认可，亦得入研究所。本国及外国学者志愿共同研究而不能到所者，得为研究所通信员。”[11]可以看出，研究生的第一次实际招生并不要也没有专门统一的考试形式。那么，具体的报名及审查手续如何呢？随后的《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中规定：“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又未毕业学生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填写研究项目，有著作者并呈送著作，一并由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其审查结果合格者，得领研究证到所研究。凡本校毕业生及校外学者不能到校而有研究之志愿者，得通信研究；其报名及审查手续，均照上条办理。本校教员可以自由入研究所。”[12]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北京大学研究所招生没有统一的招生考试制度。

二、有入学考试的研究生招生阶段

20世纪2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又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改革，明显地打着美国教育的印记，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教育的美国化的改革。[13]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又称“壬戌学制”，亦称“新学制”。《壬戌学制》的颁布与实施，大体上是依照美国的教育制度，故此，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制度也必须借鉴美国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从此，我国的研究生招生走上了入学考试的阶段。

清华学校1925年的《研究院章程》规定以下三类人均可报考：“（甲）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乙）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丙）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柢者。”[14]可以看出，不论出身如何，有何学历，均可参加入学考试。但是拥有报考资格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松入学，清华当时的入学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投考手续分二步:“第一步报名，听凭审查资格，合格者由本院发给准考证一纸。第二步持此准考证应考。考题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用问答体；第二部分，作论文一篇；第三部分，专门科学，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音学八门。考生于其中任择三门，作出答案，即为完卷。”[15]在这样严格的入学考试之下，加上其他原因，研究院国学门1927年和1928年仅录取了新生两三名。[16]在当时的学生中也盛传，清华学校的入学考试极难[1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专门考试中，采用的是选考法，考生可自行选择考试科目。在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音学八门中，考生只需任选三门考试即可。那么根据当时的材料来分析，国学门研究所的考生也可选择与国学无关的学科应试。比如说，一个考生虽然投考的是国学研究院，但他完全可以选择外国语，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等和普通语音学三门来考试。考试科目与报考专业之间可以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由于外国语也列在了备选科目中，所以外国语也非必考科目。

除了清华学校外，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私立辅仁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等学校的研究院也都设立了入院考试。其中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的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教育心理、教育统计、教育行政。[18]国立武汉大学（1935年）工科研究所研究生入学考试分笔试与口试两种。笔试科目为：一、与研究门有关之基本知识，其科目种类每年由本所所务会议议定之；二、国文与外国文。[19]这时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与清华学校时期相比，外国文已被列为必考科目之一，专业与考试科目之间也是一一对应的。“专门研究之基本知识，以具有所治学科之基本知识，及通晓其历史为及格，此项考试科目至少须有四种。”[20]有的专业还要加考特殊科目，如土木工科除了要考普通科目：国文、英文、材料力学、高等数学、结构学外，水利工程门则要加试水利工程、水力学；结构工程门则要加试结构设计、钢骨混凝土科目。[21]私立燕京大学新生入学时，且有一门“智力测验”，目的在于考核学生综合知识能力与理解程度。[22]这个时期，研究生入学考试逐步向系统化、专业化、严格化方向发展。

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并颁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改变了原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规程》明确要求，凡本校毕业生，国立各大学毕业生，国内外经本院承认之各大学毕业生，皆得应本院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院考试之内容则分为两项。一是所专习学科之基本知识：以至少能了解所治学科的基本知识及其沿革、历史为及格。二是外国语：以至少能用一种外国语读书、对译为及格。[23]这就改变了先前“经研究所主任之认可”之类的模糊规定，使得招生更加规范化、透明化、制度化。

但是，并非所有学生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才可以进入大学院学习。对于平时成绩特别优异的大学生，当时的各个学校也积极探索免考的招生政策。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国立北京大学规定，本校毕业生在校各学年成绩和外国语成绩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得免其入院考试。本校助教愿同时作研究生者，经本系主任推荐，也可免其入院考试。[24]1931年《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章程》也规定：“本校成绩优异者（在校成绩总平均分在一·О五以上）可以免试入学。”[25]师范类专门院校如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规定，教育系毕业生成绩，总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教育统计、教育心理、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四科，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免考。本大学他系毕业生，志愿研究各科教材及教法者，平均成绩在七十五分以上，本系主科及教育必修科，平均具在八十分以上，并曾修习教育统计及教育哲学者免考。[26]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有免于考试的招生政策，但是对大学生平时成绩要求还是相当高的。

免试考试的招生政策的探索及实践，显示了当时的教育政策的灵活性及前瞻性，对于今天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三、近代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历史演变的特征

综上所述，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产生于近代，它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不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而是在“冲击—回应”模式下，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示范中，模仿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学制，进而采用西方的一套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其历史演变和时代转换都被深深打上了时局复杂多变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 近代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向专业化和严格化发展。清末通儒院及国立北京大学初期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设专门考试，只要呈报相应文件，经有关部门审查合格，便可以入学。至192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期，研究生入学须通过学校设立的笔试和复试，考试程度较难。但就考试内容来看，所选择的考试科目与所报专业间可以没有必然联系，外国语也是可考可不考的科目。随后，各大学包括国立北京大学在内均设立了公开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这个时期的考试内容则完全针对于所报专业而设，特殊专业除要考普通项目外，还另有专门考试。考生不能自行选择考试科目，外国语也成为必考项目之一。但与现在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相比，整个清末及民国时期，政治均不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应考科目。

2. 近代我国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从无入学考试的形式过渡为有统一入学考试的转变是“移植外生”的必然产物。借鉴、学习别国成功的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经验，移植别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从而减少实验的成本和失败的风险，加快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的进程，这可以称之为“后发者利益”。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清末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变迁大致沿着学习借鉴日本—德国—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轨迹运行。[27]1902年的《壬寅学制》及其后颁行的《癸卯学制》，都是仿照日本学制制订的。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完全是模仿日本的产物[28]，与日本学制所区别的“只是名词的不同和当时在大学预科一级，因中国具体情况的相异，而把一些过去设立的学校，如方言堂、实业教员养成所等编入而已”[29]。民初制订的《壬子·癸丑学制》，“力图摆脱单一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影响，而以欧美特别是德、法两国教育为取向的倾向，但在实践（学制、课程）的层面，却仍然以取法日本教育制度为基本特征”[30]。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及现实中研究生培养人数较前期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由模仿日、德到全面效法美国的转型。这种转变也必然会反映在研究生入学招生考试制度上，即从无入学考试向设立统一公开入学考试转变。

3. 借鉴、移植的招生考试模式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消化吸收。借鉴、移植西方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并使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所用，这无论从理论上抑或从实践中，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模仿、借鉴、移植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毕竟是一种制度的模仿、移植。如果这种模仿、移植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缺乏对中国教育历史的体认，缺乏对中国本土教育资源的利用和创新，就很难取得完全的成功。在模式移植前，不论是日本模式、德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从高等教育的自身特点来讲，其本身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这几个国家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仅仅是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所作的调整，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还处于改革时期或改革准备阶段。由于外来模式本身尚待完善，所以移植过来后，这些模式本身的优点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却将缺点充分暴露出来，严重违背了移植的初衷，也违背了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4. 研究生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具有不稳定性。1902—1949年近50年的中国研究生教育模式从日本模式到德国模式再到美国模式，历经了几次大变革，其时间跨度和改革幅度都过快过大，很不稳定，导致了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也是摇摆不定。民国时期，政治变化无常，军阀割据和当政者的争权夺利，导致了这一时期教育行政部门人事变换频繁。在民国初年的不到两年间，仅教育总长一职就先后五易其人，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蔡元培、范源濂二人，也只有六个月左右。[31]而且此期战乱纷纷，给本来就不太稳定的研究生教育造成了严重影响。有关资料表明，民国年间的改革大大小小达十几次之多，造成研究生教育体制混乱，人才培养质量较低，并且数量总是落后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的局面。

总体来说，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还是逐渐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之路，为以后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版本。

注释：

①《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不久，张百熙即遭弹劾，守旧派认为他受维新思想影响较深，喜用新进，而对章程提出质疑。张百熙为免于慈禧追究，自己采取主动，呈折提出由朝廷召两广总督张之洞进京，参与对《钦定学堂章程》进行修改，修改后颁行的即是《奏定学堂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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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燕京大学校友会.燕京大学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19.

[23][24]北京大学日刊（1932年7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

[25]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章程（1931年）[A].转引自吴惠龄，李壑.北京高等教育史料[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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