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摘要：借用库恩的范式及范式转换的理论考察了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中相继兴起的传统史、社会史和新文化史三种研究范式。不同范式之间并非取代关系；推动范式转换的内在因素是不同时期美国学校课程内涵的变化和课程理论的发展；范式转换的过程体现了美国课程史研究不断增强的学科理论自觉性与开放性。
关键词：美国课程史；范式转换；传统史；社会史；新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G423；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2-0024-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1.004
“范式”（paradigm）及“范式转换”（shift of paradigm）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阐释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发展演进时使用的一套概念及理论分析工具。范式一方面“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作为具体的解答谜题的模型或范例，范式“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或科学研究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新的知识或结论逐渐取代旧知识或结论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种整个科学知识（或研究）“范式”经由危机阶段而彻底转变的过程。这一“范式转换”的过程不仅是整体性的，更是结构性的，原有范式强加于科学工作的限制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里被突破，新的范式在抛弃原有范式的基础上接纳新的更有解释力的问题、理论、方法和研究范例等，最终实现对某一领域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等的“重构”[2]。
尽管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其提出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领域，但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广泛的认识论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而影响到了广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目前，“范式”理论已为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接受和使用。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考量20世纪的美国课程史，在教育史学理论与课程理论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史范式、社会史范式和新文化史范式相继重构了美国课程史研究在不同时期的问题领域、研究取向、研究路径及对课程历史的阐释，最终推动着美国课程史研究成为一个专业的学术领域并不断开拓新的学术空间。
一、20世纪前期：传统史范式下的
美国课程史研究传统史范式是指19世纪在西方史学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过程中形成的、以德国兰克史学为代表和指导、区别于20世纪兴起的新史学①的史学研究模式。19世纪后期，随着一批留学德国专业史家的崭露头角及德国研究班制度在美国的引人，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范式开始传人美
①最早提出“新史学”口号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1912年出版）、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主张等都是新史学的代表，新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开始雄踞史坛并风行一时，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 西方史学文化的历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84、339页。朱治军：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国并促使美国的历史学走向专业化和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随后，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美国传统教育史学形成。传统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关注美国公立学校和正规教育，并在研究中采取二分法，即将教育史分为教育制度史（主要是学校教育制度史尤其关注公立学校）和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史；在研究取向上，秉持美国20世纪前期盛行的冲突——进步史观，并致力于对科学信念的追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史料的考证与辩伪，信奉官方档案、公文等第一手资料；在阐释历史方面，注重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地再现历史，重视叙述和直接呈现史料，排斥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解读历史。
传统史范式在20世纪前期的美国教育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塑造了诞生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课程史研究。美国早期的课程史研究作品如《第二十六期年刊》《马萨诸塞州高中的兴起》《1865年之前新英格兰地区高中的起源和发展》等均受到了传统史范式的影响。《第二十六期年刊》的问世被拉尔夫·泰勒（Ralph W. Tyler）视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课程事件之一[3]。该年刊由哈德罗·拉格（Harold O. Rugg）任主席的美国“课程编制委员会”集体撰写，主要通过收集和展示20世纪早期美国各教育委员会留下的课程改革记录和档案，回顾了自19世纪以来美国学校课程发展与更新的百年历程，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详细呈现了20世纪前20年美国不同地区公立中小学课程的编制、修订、管理、实施、评价及教师培训等情况，以及11所私立实验学校的课程编制与改革情况[4]。英格里斯（Alexander James Inglis）的《马萨诸塞州高中的兴起》主要考察了阅读、写作、英语语法、正字法、算术、地理、账务、美国史等科目在美国学校课程中出现的时间、开设情况、教学要求、演变状况等[5]。格里泽尔（Emit Duncan Grizzell）的《1865年之前新英格兰地区高中的起源和发展》对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高中课程的起源、设置与发展状况等做了类似的考察[6]。
受傳统史研究范式的影响，这些早期的课程史研究作品大多秉持传统史学的进步史观和英雄史观，把课程史狭隘地理解为美国公立学校的课程科目演进史及帕克（Francis W. Parker）、杜威（John Dewey）等精英人物的课程实验史，将学校课程的发展视为科学、进步与民主力量持续胜利的过程。美国著名课程史专家克里伯德（Herbert M. Kliebard）批判这种史观为“非历史”（ahistorical）的立场，认为这种观点所理解的课程史不仅是不协调的，而且是具有破坏性的，它导致了课程领域某些不朽的迷思和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7]。此外，早期课程史的书写方式明显受到传统史学实证主义的影响，注重不偏不倚的叙述和原始材料的呈现，而缺乏与历史的深入对话和对历史的深刻阐释。这使得早期课程史研究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时表现出经验主义和简单化的特点，缺乏历史研究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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