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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鬼和中国文学鬼形象的相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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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鬼故事是世界各国文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鬼是恐怖的化身,是人类生活的破坏者,这是各个民族的普遍认识。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不同民族对鬼的来历、外貌特点、恐怖程度却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透过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和我国古代文学中的重重鬼影,可以看到两国人民在鬼文化上的诸多差异。

关键词:鬼 鬼魂观 泛神论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鬼怪观,不同国家的人民对鬼的认识并不一样。在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早期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出现了很多鬼的形象,从中可以看出他笔下的鬼和中国民间观念中的鬼有很多不同。

在我国文化中鬼通常指的是人死去之后所变成的那种精灵,但是在远古时代鬼并不与人的亡灵相对应。《易经·既济》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里的鬼指的是一种似人之兽,类似猕猴类的生物,鬼方则是这种生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在古代的一些鬼故事中,鬼既可以是人的亡灵,也可以是自然界其他的妖魔怪兽。所以在早期的鬼故事中,鬼并不一定具有人的外形,有时是半人半兽的形象,有时则更接近兽类。《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了具有怪异人形的鬼类,“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日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而蛇身”。汉代佛教的兴起,佛教的鬼神之说迎合了当时的人民渴望来世的心理,因此谈鬼之风盛行,鬼越来越多地与人联系在了一起。但是,鬼并没有与人之亡灵形成唯一对应的关系,在后世的鬼故事中仍可见非人形的鬼怪出现,在南宋刘敬叔的《异苑》中记载,“元嘉中,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为鳞甲,来招元庆”。古代对鬼怪形象的想象与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恐惧有着密切的关系,万物有灵是远古时代人们普遍的信仰,动物,甚至植物在人的心中都是神秘力量的代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在不断战胜自然的过程中克服了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心理,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则进一步加强,以自然崇拜为基础泛神论的思想逐渐被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鬼魂观所代替。只有进入鬼魂观阶段以后,鬼才无一例外地具有了人的外形,在明清时代的鬼故事中鬼的形象已经完全人形化,鬼与亡灵的对应关系基本确定下来。

从鬼的含义来看,果戈理的鬼似乎仍停留在我国较为早期的泛神论阶段,鬼与人并没有形成唯一对应的关系,既指死后化为的鬼魂(《五月之夜》),也指来自地狱的专门作恶的小鬼(《圣诞节前夜》),还有那些具有神秘力量、来历不明的人(《伊万·库尔巴节前夜》)。换句话说,果戈理作品中的鬼既包括我国人民观念中的鬼魂,也包括我国民间观念中的妖魔鬼怪等各种神秘力量的化身。

这是不同民族鬼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这并不是果戈理个人的鬼怪观,而是通过他的笔表现出了整个乌克兰民族对鬼的认识。

自从明清以后,我国的鬼基本就专门指人的亡灵,所以鬼的形象也与人的形象基本一致。在《聊斋志异》中的经常出现的鬼形象不仅具有人的外形,甚至比人更美,如《聂小倩》里面的女鬼,在嫁给凡人宁采臣之时装扮起来十分美丽,众人“反不疑其鬼,疑为仙”。而果戈理笔下的鬼形象多是滑稽、丑陋的,例如《圣诞节前夜》里面的小鬼,“从前面看上去是个德国佬,一张长脸不停地转动,见什么都凑上去嗅嗅,下巴颏滚圆好像咱们这里的猪嘴,腿很细”。鬼的样子虽有几分像人,但是“带了一条又细又长的尾巴”,而且“头顶上竖有两只小角”。这些明显的非人类特征就把鬼和人彻底区别开来,而在我国民间的鬼故事中,鬼常常冒充人来和在世之人交往,若非有法力的和尚道士很难看出鬼的真实身份。

果戈理的鬼是恐怖与可笑的结合体,鬼的样子虽然可怕,但是其恐怖性却弱于中国文化中的鬼。果戈理通过一些细节描写将魔鬼日常化、生活化,削弱了魔鬼的恐怖色彩,例如《圣诞节前夜》中来自地狱的小鬼,“寒气凛冽,地上冷风刺骨,小鬼冻得两腿直跳,哈出热气焐拳头,想暖和一下冻僵的手指。从早到晚在地狱里推来挤去的鬼魅,在人世上受冻发僵并不奇怪。因为大家知道地狱里没有我们冬天那样冷,小鬼头顶白帽站在火炉前,活似厨师般烤烧罪人,那得意的样子好像婆娘圣诞节前烤香肠一般”。果戈理对鬼的描写遵循的是傀儡戏和民间童话的传统,鬼在具有强大的超自然力量的同时,又有点傻头傻脑、滑稽可笑。

所以果戈理的这部作品虽然鬼影重重,但是读者感受到的却不是恐怖的战栗,而是轻松的幽默,普希金在读过这本书后曾经写道:“这才是真正的快活呢,真挚,自然,没有矫饰,没有拘束。有些地方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富有感情啊!”

相反,中国鬼无论美丑都不带有丝毫的滑稽性,他们在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严肃的、绝对恐怖的化身。人死为鬼,而不同死亡方式也决定了鬼的可怕程度,鬼若是生前受了冤屈,死后必化为厉鬼来寻仇。那些让鬼受了委屈的在世者,便成为鬼报复的对象,如《聊斋志异》中的《梅女》、《连城》、《窦氏》等。比这些冤鬼更为可怕的则是那些专门以美色惑人害人的女鬼,如《聂小倩》。与人无异的外表使这些鬼更具欺骗性和危险性,美丽外表下的险恶居心要比一眼就看得到的恐怖更加有害。而在果戈理的鬼世界中没有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反差,那些样貌可怕的小鬼一出场就暴露了身份,丑陋滑稽的外表将它们和人类彻底区别开来。

由于对鬼的认识不同,鬼的恐怖程度不同,我国和乌克兰民间对鬼的态度便有了很大的不同。乌克兰民间的鬼怪观与宗教对鬼的看法并不一样。在民间观念中人对鬼并不十分恐惧,而是戏谑,亲狎,“……民间的鬼同神学家以及苦行主义者所说的鬼有很大区别。民间的鬼就像一个讨厌的邻居……他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事情,有他的需求,还要他要操心的一些东西……他吃饭,喝酒,抽烟,穿着衣服和鞋子”。

果戈理对鬼的描写与乌克兰民间对鬼的看法相一致,《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出现了一些生活在普通人中间的妖鬼形象,《圣诞节前夜》里面的帕丘克就是这样一个接近鬼类的形象。按照很多农夫的说法,他是鬼的亲戚,但是他并没有害人。大腹便便的帕丘克贪吃,喜爱狂饮,懒惰,有同情心,他就像一个世俗中的普通人一样地生活。铁匠瓦库拉的母亲索洛哈是个女妖,但是回到家里又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奥克桑娜对铁匠说起他的母亲时毫不害怕,“有人说你母亲是个女妖,是真的吗?”说完她就大笑起来。她的态度表明她对这位鬼邻居并无敬畏和恐惧之心,询问瓦库拉母亲的情况就像是在打探一位坏邻居的隐私一样。在《圣诞节前夜》中小鬼狡猾得如此幼稚而天真,这个人类的敌人只是有那么一点天真的淘气,丝毫不让人觉得可怕。在《中了邪的地方》中爷爷对在瓜地里捣乱的魔鬼并不害怕,而且敢于咒骂它们,“好哇,你这妖精!我让你吃个烂瓜噎死!叫你怎么也长不大,龟孙子!……”

在果戈理的作品中人与鬼的关系是公开的,或是半公开的,他们的交往并不避讳别人。这和我国的鬼故事多少有些不同。在我国的鬼文学中,人与鬼的交往常常是隐秘的,无论人还是鬼都尽量遮掩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让外人知道。《聊斋志异》中《莲香》一篇中的女鬼李氏嘱咐桑生:“当谨避之。妾不与院中人等,君秘勿泄。”《画皮》中道士问顾生:“何所遇?”答言:“无之。”这种不公开的人鬼关系与鬼强烈的神秘性和恐怖性有着密切的关系。鬼,在人间是被驱逐的对象,人们不能接受人与鬼的交往,有法力的道士和尚还常常履行捉鬼的职责,让暂存人世的鬼时刻都胆战心惊。而果戈理的妖魔鬼怪只要不做坏事,可以安然无恙地在世上生活,他们大大方方地吃吃喝喝,也毫不避讳自己与人的不同。

果戈理的鬼可能是敌人(如《伊万·库尔巴日前夕》中的巴萨留克),可能是邻居(如帕丘克),也可能是亲人(如铁匠的母亲索洛哈)。这种人鬼关系界定在我国的文学中也很多见,以鬼为友如《叶生》《陆判》,以鬼为母如《婴宁》,以鬼为敌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但是有一个在我国文学中十分盛行的选题却是果戈理未曾涉及的,那就是人鬼相恋。在我国,从古到今人鬼相恋的故事广为流传,曹丕的《列异传》中就记录了谈生与女鬼相恋并生子的故事,而《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梅女》《连城》《莲香》等篇章都是这一主题。人鬼相恋,说明了人对鬼同类身份的认同,在乌克兰民间观念中,鬼不具有和人的同源性,所以在果戈理的笔下也就不可能写出超越乌克兰传统鬼怪观的人鬼相恋的故事。

表现人与鬼的斗争,是所有写鬼文学都必将涉及的重要主题,其结果往往是以人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如何战胜魔鬼,在不同的文化中所使用的方法却大不相同。虔诚的宗教信仰是果戈理笔下的凡人战胜魔鬼的利器。《圣诞节前夜》中的小鬼虽然具有偷走月亮的本领,但是害怕上帝,只要一看到十字架就会不停地打喷嚏。瓦库拉正是通过不断地划十字才让魔鬼驯服,为自己服务,通过魔鬼的帮助赢得了爱情;在《不翼而飞的信》中爷爷和魔鬼打牌,前两局都输给了魔鬼,到了第三局也是借助十字架的力量才扭转了局面。通过交叉(十字的力量)的方式洗牌之后,手里的坏牌一下子都变好了。宗教的力量不仅帮爷爷赢了牌局,还帮他找回了丢失的马和帽子。虽然魔鬼具有超出凡人的力量,但是在人与鬼的斗争中人并不完全处于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相反借助宗教的力量人能够战胜魔鬼,成为魔鬼的主人,利用魔鬼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瓦罗巴耶夫指出,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善一定会取得胜利,而罪人都会受到惩罚”。果戈理通过这样的情节设计来说明宗教信仰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

果戈理的鬼除了宗教力量之外,似乎不再害怕任何东西,它们不怕光,不怕火,无论白天黑夜都能够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相比之下,我国的鬼怕火,怕日光,怕鸡叫,怕桃木,怕符咒,怕蝇佛,怕有法术的和尚道士,还怕与道教、佛教有关的各种典籍。《列异传·谈生》中讲述的女鬼王氏对谈生说:“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南唐近事》中记载了一则念诵《周易》以驱鬼的故事,《晋书·苻丕载记》和《宋书·王玄谟传》中则有诵读《观音经》驱鬼的故事,可见,在我国鬼文化中能让鬼害怕的东西太多了。难怪老向在《乡人说鬼》中写道:“假若逢上个把鬼,慢说你咬中指,砸鼻子,只要你吐上两口唾沫,也就教那鬼东西吃不了兜着走。”对付鬼的方式真可谓多种多样。因此,在人与鬼的较量中鬼常常处于被动逃跑的地位,虽然鬼的恐怖性要大大强于果戈理笔下的鬼,但是他行迹隐匿,秘不示人,暴露身份往往等于自取灭亡,即便邪恶如《画皮》中的狞鬼也终究要落人道士的葫芦当中。

但是,我国的鬼与人类具有同源性,所以鬼也像人一样有善有恶,一些鬼帮忙人类常常是出于自愿,并非受制于法力或人类的胁迫。《幽明录》中载有一则鬼帮人娶老婆的故事;《太平广记·牟颖》讲述了一少年因心善掩埋了路边的骸骨,而得鬼报恩的故事;《聊斋志异》中的《役鬼》为人牵骡执鞭,“若奴隶然”;至于《聊斋志异》中那些女鬼,初见虽觉恐怖,但是往往没有害人之心,还有些女鬼甚至十分有才学,如女鬼《林四娘》常在夜阑人静时与陈生吟诗作对,谈古论今,其才情令人仰慕钦佩。

果戈理的鬼没有这种自觉的善心,在本质上它们都是上帝的敌人,为人帮忙也只是因为害怕十字架而被迫供人驱使。而且果戈理在塑造这些幽默可笑的鬼类时,并没有彻底抹杀魔鬼对人的危险陛,这种危险即使在被人类战胜的魔鬼身上依然存在,沉浸在安乐生活中的人类也许会暂时忘记魔鬼的恐怖,但是作为对邪恶最敏感的孩童却时刻都能感受到魔鬼的可怕。在《圣诞节前夜》的结尾处魔鬼已经被战胜,已经变成了像傻瓜一样的支配对象,瓦库拉圣洁的画笔已经让魔鬼变得没有害处,但是在敏感而直觉的孩子的眼中,鬼类永远是可怕的,“要是怀里抱的孩子哇哇大哭,母亲就抱到壁画前说:‘小鬼来啦呀,它就是这个样子!’”正是通过孩子的眼睛,果戈理传递出了人类对魔鬼永恒的恐惧。果戈理在消解魔力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使鬼丧失其固有的恐怖属性,无论他变得多么可笑、愚蠢,他永远是人类和上帝的敌人。

乌克兰人民的鬼怪观在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具有浓厚的东正教色彩,人、鬼、神之间界限分明,魔鬼永远不能转化为人类的一分子,将他们隔离开的鸿沟是上帝,人类信仰上帝,而魔鬼惧怕上帝;我国的鬼魂观则是建立在佛教轮回思想的基础之上,鬼是人类的前世或未来,具有和人类相同的本源,人生所归为鬼,鬼的来世便是人。不同的宗教背景形成了对鬼的不同认识,从而使果戈理笔下的鬼和我国文学中的鬼形象表现出有趣而深刻的差异性。

作者:侯丹,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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