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大学校长傅斯年

在群星璀粲的民国大学校长群落中，有一颗耀眼的巨星。他的生命短暂，去世时年仅55岁，而当大学校长的时间尤为短暂，除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外，主持台湾大学也不到两年（1949年1月20日至1950年12月20日），却赢得了“真正大学校长”的盛誉。他去世时，台湾政学两界为之震惊，台大从师生到工友皆为之动容流涕。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他写了一幅挽联，其下联是：“是真正校长，主持大学，孑民外一人。”这个人就是傅斯年（1896—1950）。

傅斯年能成为一代名校长，成为台湾大学的精神象征，显然与他的非凡学识、品格和才能密切相关。著名校勘学家、傅斯年的学生王叔岷（1914—2008）在为傅斯年所写的悼文中曾这样说：

并世学有成者不乏其人，然多趋于鬻声钓誉，未必有骨气也；有骨气者，又多流于孤介冷僻，未必有魄力也。魄力、骨气、治学，三者兼备，其惟孟真师乎！（《慕庐忆往》，中华书局，2007年，第86页。）

傅斯年确实有学问。他出生于诗书之家，自幼便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1916年就读北大本科国文门，是北大著名的学生才俊。后受业于胡适门下，兼通中西学术，思想视野大开。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先后入读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学成回国，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作为“人间最稀有的天才”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一生热心于社会活动，不是专门从事于学术研究的单纯学者，但他在学术上、特别是历史研究上的大视野和大手笔，是众所公认的。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傅斯年有三句话震动一时：“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人说：据此精神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足以让他跻身于大师的行列了。他的学识，甚至连他的老师胡适都自叹弗如。

傅斯年的学识，不只体现为有学问，对学术的发展走向有着高屋建瓴的深刻把握力，更体现为他对于学术和学人的深刻理解上。带着新思维和新方法初登北大讲坛的胡适，若没得着像傅斯年、顾颉刚这样一些学生才俊的理解、欣赏和鼎力相助，恐怕没有那么快便在北大站稳了脚跟。当年的川大才俊王叔岷投考北大史语所时，与王叔岷素不相识、已如雷灌耳的傅斯年竟亲笔复信，初次见面便作狮子吼。且看王氏对初见傅斯年受教时的生动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让我震惊而敬慕……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胡蝶”章，一付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又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慕庐忆往》，第48页。）

傅斯年当时还函请汤用彤先生作挂名导师。慕庐与汤先生虽仅一通书信往还，但汤先生针对慕庐参考章太炎的《齐物论释》研究《庄子•齐物论》亦予当头一棒：“参考章先生《齐物论释》要小心，他在乱扯！”并以“痛下功夫”指示之。两位大家的指导如出一辙，皆命中其可能由“空灵”而走向“空疏”的“才子气”之要害。王叔岷以“惊心动魄”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并称“痛下功夫”四个字自此影响了自己一生。傅斯年以洗净“才子气”戒之，旨在因实致虚，却不是要去其空灵之气，故同时仍以王士祯《古诗选》和姚鼐《今体诗钞》相赠。其教后学之意深且长矣！王叔岷当时心虽不快，却肯按照乃师的指点痛下功夫，“以校勘训诂为基础，博览群书，广辑资料，渐入学术之门”，颇有“回虽不敏，请事斯语”之意，“自笃实而入空灵”，渐成其融空灵与细密为一体的校雠之学。

傅斯年有骨气，这骨气便是他的品格。他虽热心于社会活动，却始终不肯沦为政客，一直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本色。他不畏权贵，炮轰腐败透顶的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1946年蒋介石任命他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说自己乃一介书生，“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之时，一些不学无术的达官贵人也想挤进台大，他坚予拒绝。

有次沈刚伯先生笑兮兮地跑回文学院，说：“你们快去看！”原来傅先生正接见一位达官贵人，傅先生口衔烟斗，两足放在办公桌上，侃侃而谈，那位贵人恭恭敬敬坐着在听。傅先生见到教师们，却非常亲切，对学生最爱护，任何时间都可以接见。（《慕庐忆往》，第77页。）

傅斯年特立独行，他也十分欣赏特行之士。35岁的王叔岷完成了颇具功力的《庄子校释》一书，为使这位年轻才俊为学界所注意，傅斯年两次主动提出为之作序，皆为王氏所拒。傅斯年不以为忤，且积极向出版社推荐将该书出版。

傅斯年有魄力，胆大心细，谋略过人。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作为学生领袖就展示出出众的组织领导才干。主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也以其卓特识见和干练之才，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和人才之培养贡献甚伟。代理北大校长之时，坚毅果敢，快刀斩乱麻，迅速为胡适回国就任校长铺平了道路。1949年初，台湾学潮不断，政局混乱。据说，傅斯年有一言而定台湾之功。

学潮愈演愈烈，当时陈诚任台湾省长，傅先生为其敬友，有困难，晚间到傅先生宿舍商讨学潮对策，傅先生云：“你办不办？”陈云：“当然要办。”傅先生云：“要办就得快办。”陈云：“如何办？”傅先生云：“要办不要流血。”陈云：“不流血如何压得住学潮？”傅先生云：“传令各校，左倾学生一一登记，将他们一船一船地遣送大陆。”陈即照办。这样一来，随声附和的学生就不敢再闹，台湾一下便安定了。此一段经历，是傅先生逝世公祭时，陈诚先生公开向与祭者述说的。台湾安定，由傅先生几句话，至今谁还记得！（《慕庐忆往》，第76页。）

执掌台湾大学，傅斯年继承了当年的北大精神，以“敦品、励学、爱国、爱人”为校训，以“专求真理”为办学宗旨，反对教育的工具主义，坚拒三民主义进学校；在空前严厉的政治管制面前，义正辞严地保护台大师生。1950年，台湾的《新闻天地》第105期的周末随笔这样评价他对台大的贡献。

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种种的困难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作为知通古今、学贯中西、兼通文理的大教育家，傅斯年深知人文之学对于大学教育的重要性。他出长台大，非常注重对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教育和教学，并把国文教学放在第一位，以《孟子》和《史记》为教材，让最有经验和最热心的教师教学之。教《孟子》，意在取其高昂磅礴的浩然之气；学《史记》，意在养成渊博学识、特出见解和雄奇文风。人的胸襟、气度和风格，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前提，要靠人文之学来养成。

傅斯年生前曾在自己和最密切的师友间作过一番对比：“蔡元培先生是今之孔子，胡适之先生学蔡先生，有些像”；“蒋梦麟先生比蔡先生能干，但他没有蔡先生伟大；我比胡适之先生能干，但我没有胡先生伟大。”而他最知心的师友胡适则这样评价他：“傅孟真先生在哪里，中国的政治重心就在哪里；傅孟真先生在哪里，中国的学术重心就在哪里。”这些造就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大教育家，既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也有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他们是用生命来定义教育的。这大生命、大智慧，常常体现在小细节之中。

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才性超逸,校雠大家——任继愈谈王叔岷》,《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22日。)

这就是真正的大学校长傅斯年。

(责任编辑：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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