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编者按：至2008年9月下旬，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活动已经举办了五届，历时二十余载。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该项评选活动就举办了三届，且参评的学生论文数量日增，它所透射出的学科进步及所隐存的问题都值得关注。藉第五届评奖活动结束之际，本刊约请两位参与论文终评的评委，以学生论文为切入，谈论一下该学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进步显著　尚待完善——对部分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终评论文的讲评

戴嘉枋

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结束了。

本届论文的评选，经初评委评阅，进入终评的论文共计约65篇。其中以中国近现代当代史为研究内容的，在本科组的17篇中有8篇，硕士研究生组31篇中有17篇，博士研究生组的17篇中有6篇，共计31篇，约占整个论文数的48％。

从这31篇中国近现代当代史论文的研究内容来看，对音乐家及其思想、作品进行研究的有13篇；就音乐社团、教学单位和期刊进行研究的有7篇；有关某一类器乐、某个区域和时段或某个领域的专题做研究的有11篇。

作为终评委之一，受终评委员会的委托，由我对所审阅的进入终评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学生论文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审阅这些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我与其讲是在评阅，倒不如说是在学习。众多同学见解不凡的研究成果，较之以往，进步显著，切实令我获益匪浅。

对本届进入终评的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论文的长处，我粗疏地归纳成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在选题上有新的开拓。它综合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人物研究上来看，涉及的既有吕骥、王光祈、刘天华、黎锦晖、刘雪庵这样已广为人知的音乐家，也有像《此匪石非彼匪石》、《程懋筠研究》、《中国近代合唱事业的先驱——音乐家李抱忱百年诞辰纪念》、《屈文中声乐作品研究》、《音乐教育家顾西林生平与教学研究》等以往音乐史上较少提及甚至没有提及的音乐家，论文《吴梅与近代中国的戏曲改良试论》和《齐如山的京剧改良观》更是将戏曲界的历史人物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二是史料有新的开掘。如果说如《<战歌>期刊初探——镌刻在期刊上的爱国主义情怀》、《从今虞琴社的创立和早期活动透视中国近代古琴文化的转型》、《北京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从“百代小红楼”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唱片业发展和影响》、《“文革”期间的专业音乐教育——“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及其前后的音乐教育研究》等论文，以其史料上的钩沉索隐，填补了以往近现代当代史研究的某些空白；那么像《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颗晨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研究》、《国立音乐院“山歌社”及其音乐活动述论》，则以翔实丰厚的史料，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对这些音乐团体的认识。三是学术视野从时、空两个方面都有新的拓展。从一些专题性论文所系时间维度看，中国当代音乐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有近三分之一的论文是论及当代的。其中既有像《“当代音乐史”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潮论争述评》和《20世纪80年代“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的历史思考》等专门论述当代某一专题内容的，即便诸如《20世纪二胡音乐创作的历史分期及其艺术特征》这样的器乐史，也将研究对象延伸到了当代。就空间维度而言，一些论文开始与其他领域相结合，形成了边缘学科类型的新颖研究成果，如《中国动画电影音乐艺术特征发展研究(1989年以前大陆部分)》完全可以视为音乐史学与动画电影史的嫁接，而《从“百代小红楼”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唱片业发展和影响》，以及像《接纳、推动、分化——论台湾校园歌曲对大陆通俗歌曲(1980年后)发展的影响》、《时代曲流行的历史及其成因研究——以(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来香)为例》、《论当代中国摇滚乐反叛性的缺失》等以流行音乐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则带有音乐史学与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交融的性质。空间维度．拓宽的另一层意义，是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区域音乐历史研究越来越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如分别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音乐和对60、70年代香港音乐有着突出贡献的音乐家李抱忱、屈文中的研究，以及像《乐声催战鼓——1937年一1945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音乐研究》，都由于其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而引人注目。

其次，纵观这些论文凸显的另一个特点，是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在史料工作上颇为扎实深入，部分成果还“论从史出”，以史料所得出的新的结论，不同程度地纠正了我们以往的误识讹见。如《此匪石非彼匪石》经过缜密的史料搜集和辨识，虽然尚不能确认20世纪初发表振聋发聩之《中国音乐改良说》的作者“匪石”究竟是何人，但至少否定了他并非目前人们所公认的那个“匪石”；又如从《乐声催战鼓——1937年～1945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音乐研究》中，可以发现秧歌剧这一产生于抗日根据地的奇葩，并非诞生于1942年的延安，而早在1938年就在晋察冀边区问世了；再如，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对刘雪庵写作《何日君再来》的过程进行了历史辨正，但通过《(战歌>期刊初探——镌刻在期刊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对这本由刘雪庵主编的抗战初期期刊各期内容分丝入缕的剖析，将当年刘雪庵炽热的爱国情怀鲜明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使得大家对这位音乐家有了崭新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料的收集上，许多同学除了严格沿用音乐史学注重文本、曲谱、音像等文献资料搜集、辨正、整理等规范的步骤和程序外，还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方法，通过走访所研究对象的当事人，以其“口述历史”为资料，不但与文献资料起到了互证的作用，而且“口述历史”史料的引用，大大增强了研究成果史料的鲜活性和生动性。这个特点在博士论文《中国动画电影音乐艺术特征发展研究(1989年以前大陆部分)》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作者走访了对中国动画电影音乐做出杰出贡献的“知性聚焦人物”吴应炬及其夫人罗允丰，以及金复载和众多动画电影音乐作曲家、指挥家等相关人物，他们的“口述历史”无疑极大地夯实了研究者的史料基础，加上鞭辟入里的分析，使之论述无不“掷地有声”。

这些论文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在观念上有所更新。其中尤为可喜的是，大多数同学都有意无意地认识到了：音乐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文化现象，历史是“人”已有的存在方式。对音乐历史的研究，也就是对“人”过去音乐文化存在方式的研究，诚如郭乃安先生曾呼吁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这不仅体现在像论文《学堂乐歌里的女子世界》中，将学堂乐歌时期反映妇女群体时代诉求的题材内容做了虽略显粗浅、但毕竟起步了的归纳和分析；更为值得注意的，还是博士论文《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对于这位五四时期创立重要学术团体

“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赴德留学、1936年客死波恩的我国音乐学奠基人，人们似乎已颇为熟知。然而他在德国16年的经历，除了他发回国内的多种论述外，其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多语焉不详。此论文围绕着王光祈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采用“关联视角”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中、德文献广泛深入地考析查证，一方面对他留学的动因，通过时间的推论，否定以往通常认为的因“工读互助团”失败而留德的说法，有力地提出了他“旅德是多种因素共同实施了影响力所致，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与一位红颜知己之间的约定”的新解；另一方面，对于王光祈由经济学转学音乐的原因，通过对于他当时生活环境、思想状况及大量文献资料的考证，进一步佐证了音乐是王光祈实现其“少年中国”梦想的一个手段，即他希望借助于儒家“礼乐”思想，加上西方科学的治乐手段，最终达到建立一个复兴的中华民族的愿望。由于论文还对王光祈在柏林大学与波恩大学的学籍、师承，与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关系，博士论文写作等情况，以及他先后在法兰克福、柏林、波恩的生活工作及其相关同事的状况，他与德国汉学界的关系等众多从未进入过我们视野的历史文献做出了详细的考析，并对王光祈全部的西文著述通过梳理、考证、翻译和解读，就使得王光祈作为“人”的个体，将其整个旅德生涯的始末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观念更新的又一标志，是大多数的论文避免了以往选题往往“大而空”的痼症，注重“以小见大”，即通过类似解剖一个五脏俱全的麻雀来阐释鸟的结构的方法进行研究。如《从今虞琴社的创立和早期活动透视中国近代古琴文化的转型》，即抓住近代颇有代表性的今虞琴社的早期活动，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琴家由文人琴家、民间的半专业琴家直至职业琴家的身份过渡历程。而《20世纪80年代“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的历史思考》，则以此反映随新时期改革开放进程对社会音乐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带有评论性质的《论当代中国摇滚乐反叛性的缺失》，从摇滚乐与生俱来的“反叛性”着眼，通过文本分析，颇有深度地透析了中国摇滚乐的历时嬗变及其原因。这样“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方法，实际上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史学理念的体现，对于同学们来说，又比较易于掌握，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法。

当然，综观这些参评论文，我们在为他们取得长足进步深感欣慰的同时，也不能不提出某些我认为尚待改善的问题。一是不少选题依然“旧而浅”或“小而微”。这表现在一些以吕骥、刘天华、黎锦晖、刘雪庵等音乐家及流行音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除了极个别论文)，无论是资料还是研究视角，绝大多数未超越已出版的相关专著，故而显得陈旧而肤浅。而某些音乐家的研究，由于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对于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甚微，其史学价值自然也不可能太高。

再就是从有些文章可以看出，一些同学在本学科的基础知识方面还有所欠缺。这既有音乐史学元理论方面的问题，如一篇论文题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支撑作用》，显然作者并不清楚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这两门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及其基本方法上的差异，从而受近期某种民族音乐学似乎能涵盖甚至替代整个音乐学其他学科错误观念的影响就擅发议论，其结论自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同时还暴露出来的另一个基础知识问题，是一些同学在作曲技术理论上功底薄弱。尽管参评论文中，有类似《中国近代和声技法的调域类型及历史走向》这样专述某一类作曲技术理论历史演进并颇见功力和见地的好文章，但还是有一些论文，在涉及某些作品的音乐本体分析时不免露怯。如一篇专论某位音乐家作品“民族性”的论文，主要论据无非是他运用了五声音阶及在和声上采用了分解和弦的方法。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极不到位的。

三是少数论文虽是作为音乐史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却与音乐并不相干。如前面提及的关于戏曲界吴梅和齐如山的论文，就他们在戏曲领域的贡献论述颇多，但对音乐上的改革创新没有丝毫的论述，这明显不能列入音乐史的研究范畴。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次参评论文，无论是谈其进步，还是述其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视作近期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状况的缩影；作为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学生论文，它也折射出高校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教学的现状。鉴此，我结合自己的体会，不揣冒昧地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是在中国近现代及当代音乐史的教学中，希望能大力强化本学科相关基础知识的教育。如果说，构建音乐史的主要构件是音乐家及其作品，那么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大体可以归结为音乐家们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素材、借鉴西方作曲技法进行创作的历史。因此作为其研究者，就不能不在包括民歌、民间歌舞、说唱、戏曲、民族器乐等方面的中国传统音乐知识，以及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作曲技术理论方面，有较为扎实、系统的掌握。谙熟地掌握了这两把钥匙，我们不仅能比较轻松地打开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大门，而且在对所有音乐作品进行具体本体分析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均能收到举重若轻的效果。

其次，要有意识地时时培养我们的“历史观照意识”，即在研究中固然要“小处着手”，但更要“大处着眼”。在此我借用一下我的一位博士生与我交流时的形象比喻：倘若我们将手中研究的某一音乐家及他们的作品比作是鱼缸中的“鱼”，我们的目光却断不能仅限于此，还要关注到当时包括音乐观念、思潮等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之“水”，以及制约着“水”的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态的“缸”。只有将“缸”和“水”有了比较透彻、清晰的整体把握，我们对“鱼”的分析和认识才会比较科学、准确。由此，希望我们对于音乐史学是什么、研究对象及主要方法的元理论，以及中国近现代当代史的学习必要性，在观念和实践上都应予重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论文评选的结果大家应有的心态：论文评选的获奖者固然可贺，但所获奖项不理想和未获奖的同学也无需气馁，大可淡定一点。评委以投票表决所体现的意见，包括我这里粗陋的讲评，无一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关的同学和教师大可作为一个参照。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过程：同学及其导师们是否为论文的完成认真尽力了。只要将此豁然视作为人生和学术进程中的新起点，那么无论获奖与否，均能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我想大家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编者说明：此文为作者在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颁奖大会上所做讲评基础上的修订整理稿。

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

郑祖襄

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最近在苏州举办，借此机会回首十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不无裨益。大概每个行内人都会有所感触：十年来学术的进步令人欣喜，但也有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回首是一种品评，一种欣赏，也是一种激励。

粗略梳理，大约可以归理出这样几个问题：

1．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展，各个研究分支相对独立

无论是从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内容来看，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是在不断拓展，有的研究分支相对愈加独立。其中较为明显的有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制度研究、音乐史学史等。出现不少有质量的论文，也出现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涌现了不少专门研究的专家教授。而且，有的研究相当深入。像音乐考古学对青铜乐器的研究，从双音甬钟深入到钮钟、编铙、镈钟，成果相当多。又如音乐文献学的研究，从某一种文献逐渐扩大到对一部史书乐志的研究。一些学位论文也选择了这样的课题。不能不说，音乐文献研究的科学态度对音乐史学科学性的提升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

整个古代音乐史领域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显示出学科的进步，也显示古代音乐史学科领域越来越庞大。每个人、每个群体的研究都相对显示出它的渺小。毫无疑问，各个分支之间、各个方向之间、学者之间相互交流显得越来越重要。

2．学术队伍新老更替，学术研究此消彼长

十年，在学术史上是短暂的；但对于学术传承来说，已经足以构成新老学术之间的“代沟”。知识结构的不同、学术观念的差异、治学态度的不一样等，都是造成这种代沟的种种原因。老教授、老学者渐渐退出学术领域，年轻人对老一辈辛勤挖掘的领域未必都能接上。诸如乐律学、乐谱学、乐器学、曲调形态研究等，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是讨论相当热烈的领域，在年轻一代的研究中则渐趋冷淡。学术代沟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发展来分析，也在情理之中。这是社会学术风气变化使然。

但是，年轻一代也有他们的长处和特点。十年来音乐学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中国古代音乐史、甚至是整个音乐学，后备力量的增添令人欣慰。他们在选择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相符的课题时，一方面在努力不断地填补前辈尚未挖掘尽的空白，或者是去开掘新的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甚至有的学术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青年人在某些基础方面的薄弱。研究的方向和重心与前辈们有所不同，整体上便显现出此消彼长的现象。

3．文化的研究形成热潮，艺术的研究趋向冷落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文化研究”在十年中显得较为热烈，涉及到的文化方面很广，有的研究也相当深入，有的成果是开创性的。它反映出音乐史的文化价值在不断被认识、被挖掘。这既与民族音乐学的文化观和方法被吸收进来有关，也与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兴趣有关。弥补古代音乐史上尚未认识的文化价值，值得做，成绩也是可喜的。但另一方面的欠缺也渐渐显露出来，这就是对音乐史“艺术的研究”认识稍嫌不足，其中也包含着研究者对“艺术的研究”缺少必要的基础知识。中国古代音乐史属于“艺术的研究”的主要是乐律学、乐器学、乐谱学和曲调形态学等方面，它们构成音乐的本身，它们终究是音乐史的核心，对这个核心的认识的多与少、浅和深，会影响到与它相关的诸多方面文化的认识。音乐史之所以有文化方面的特殊性，是因为有内在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文化的研究”和“艺术的研究”是音乐史内外不可分离的两部分，它们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艺术的研究”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音乐史教学中存在的缺失。

4．学术综述仍需提高，科学精神更待发扬

学术综述，是科研的起点。通过学术综述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才能走到学术前沿。综述工作有它艰辛的地方，但同样有它收获的地方。通过综述既能了解掌握各种基本史料，也可以学到前人的方法。学术研究能薪火相传，不断进步，综述是传承的纽带。综述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质量。尤其是音乐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已经进入历史学、哲学、宗教、民族学等诸人文学科里，能否了解这些相交叉的学科里的相关成果与信息，关系到音乐文化研究的价值。

中国传统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挖掘史料、分析史料，到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与人格精神，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由此建立起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不能漠然视之。

学术沧桑，时过境迁。回首过去，期待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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