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创新经济”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中以之间的互补性很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以色列在“创新”引领国家高速发展方面的经验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在两国总理的提议下，中以正在构建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中以双边关系发展潜力巨大。
关键词：以色列“创新经济”；我国经济转型关键期；创新驱动；中以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F1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1-0099-03
以色列是地中海岸边的一个蕞尔小国，也是当今世界的“创新大国”和“科技强国”。以色列于20世纪90年代实现经济腾飞，其核心机密就是“创新”，以及将“创新”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指出“创新驱动”是未来发展的动力。以色列在“创新”制造“奇迹”方面的经验，可以为我提供一种路径思考和范式借鉴。
一、以色列是为我国提供“创新驱动”的最佳外援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政府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优势开始减弱，“土地财政”无法持续，“粗放型”发展难以为继。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1]。环顾全球，以色列具备助我实现经济转型的主客观条件。
（一）以色列是“创新大国”和“科技强国”
以色列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穷二白”，面积25 000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犹太人口600多万）[2]，自然资源匮乏，一半以上国土是沙漠和荒漠，周围又是强敌环伺。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生存和发展，只能扬长避短，依靠领先的产品和技术，远拓海外，逆境图存。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色列也以农业、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如今已实现了知识型经济的成功转型。当今世界，谈到全球影响力，不论是政治、经济、技术、国防上，以色列都堪称是“袖珍超级大国”，是真正的“小个子大力士”。
首先，以色列是一个“创业的国度”（start-upnation），“创新”（innovation）是它的灵魂。
经过60多年的发展（1948年建国），虽历经战争与冲突，以色列依靠科技“创新”，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成为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以色列新兴公司（start-up）的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公司有100多个，在数量上也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3]。
以色列经济创新的基本路径是：政府积极扶持，以优秀的教育保障高素质的劳动力储备；通过吸引国际资本和发展国内风险投资，为高科技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以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用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同时在国内以现代化的农业和国防产业保障本国的经济安全。
其中，通过风险投资将资本与科技紧密结合，是以色列经济的核心特色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以色列是风险投资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规模上仅次于美国。1993年，以色列启动了“Yozma”计划，将发展“风投”作为国家的一个战略方向。目前，以色列共有大约100家风投公司，投资于超过1 000家的创业公司。
其次，以色列是一个科技强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举世瞩目。
以色列在电子、通信、计算机软件、医疗机械、生物技术工程、农业、新能源、航空等领域，都位列世界前茅，高科技产品占全国出口额的70%以上。以色列是“中东硅谷”，世界各国也将以色列视为开发新技术的“桥头堡”。目前，200多个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如微软、思科、摩托罗拉、IBM、英特尔、谷歌、苹果、甲骨文公司等，包括中国的海尔集团[4]。以色列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资全球第一，占GDP的比重（4.6%）也是全球第一。以色列的人均工程师数量比例世界最高，每10 000人有135名工程师、科学家和博士，并有十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强大的科研能力和高素质人力资源（其中很多由军工转民用），为以色列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智力保障。
“首席科学家制度”是以色列科技创新中的一个特色建制，主旨是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孵化器”（incubators）项目，为创新科技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新兴公司建立并促进其实现商业化运作。以色列政府目前共有13个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总部设在经贸部。在“首席科学家制度”框架内，还设有“首席科学家论坛”，由科技部长担任主席[5]。该论坛是一个决策、协调、规划平台，既有效克服了各部门各行其是、防止科技项目上重复投入或遗漏，又有力促进各部门科技规划、立项、评审。
“首席科学家制度”的具体运作是，私人公司申请的高科技发展项目，经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下属的专门开发委员会审议通过后，设立“孵化器”给以资金支持，根据各个项目不同的情况资助30%～66%不等的研发开支，在这些新兴公司成功实现商业化后，将这笔资金返还给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继续发挥其支持效用。
（二）以色列从战略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以色列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东国家（1950年），1955年万隆会议后，由于我要优先发展与“阿拉伯世界一大片”的关系，同时又受僵化的“义利观”束缚，一直未能对等呼应以色列的友华热情，直到1992年成为最后一个与我建交的中东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以色列是最早将中国看作“超级大国”（superpower）的国家。以色列认为，中国是“未来之星”，终将取代美国。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散、迁徙的历史轨迹看，他们总是追随先进文明的步伐：两河流域——地中海——欧洲——美洲。因此，以色列近年来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尽管是利己主义的，但在战略规划上是认真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更加重视中国，在他的直接部署下，2010年成立了“部际协调委员会”（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专门负责处理和优先发展对华关系。近年来，以色列政府削减各部委出国开支，但只要涉及中国就不受限制。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每次接待中国代表团，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到两国间的经济特别是科技合作。以色列民间对发展双边关系也有极大的热情，中文现已取代法语成为中学的选修课程。可以说，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已从传统的注重和欧美的关系转为“向东看”，即中国，政府的任务就是帮助和鼓励企业实现思维转换。目前，中以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2013年和2014年，以色列总理、总统相继访华。李克强总理在接待内塔尼亚胡时表示，要“实现两国技术和市场的优势对接”。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今后双边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美国是“信息时代”的超级大国，但它将“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历来加以防范和遏制；欧盟由于和我们的文化基质不同，在开展对外合作时往往附加民主、人权等政治条件；俄罗斯自解体以来，本身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只有以色列，从官方到民间，始终对我抱有强烈而朴素的友好态度，客观上也需要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因此，以色列是我国在实现经济转型阶段，能够提供“外援式”驱动的最佳合作伙伴。
二、当前中以经济技术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以建交20多年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取得长足进展，其中双边贸易额从1992年的5 000多万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00亿美元。与此同时，由于文化和体制差异，也受地区形势和第三方因素影响，双方合作存在一些问题。两国政府对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拓展和加深经济技术合作，达成共识。中以现有的从中央到部委、再到地方的各级合作框架和议定书，需要统领和落实。中以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有：
（一）文化和思维的差异
中以建交20多年，双方仍缺乏必要的了解。由于民族苦难的历史和建国后与阿拉伯邻国无休止的纷争，以色列人有一种“病态”的不安全感，“有今日没明日”的生存危机始终存在，表现在具体的思维和行动上往往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不兜兜转转，在碰到善于“打太极”的中国人时往往不得要领。以色列人的具象思维和“非黑即白”的判断，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大而无形”与中庸之道，更不懂中国人看似矛盾却能和谐统一的东方思维。同样，中国人也不理解以色列人为何总是如此急迫、不懂得“推杯换盏”，认为他们爱较真、“一根筋”，以及在“底线”问题上的过度偏执。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以色列人更加直接、随意、重实效而轻形式，这跟文化相关，也受国家发展水平和体制的制约。以农业为例，不足总人口5%的以色列农民利用滴灌技术，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国民，还大量出口农产品，以色列因而被誉为“欧洲冬季菜园子”。以色列的设施农业很发达，但其大棚朴实无华，因为犹太人要计算投入和产出的比值。以色列的大棚是真正的“高科技集成体”，是一个系统工程。以色列的滴灌，实际上是水、肥、药一体，不是简单的节水概念。我国的设施农业硬件可能很先进，但往往是软件和管理跟不上，形不成完整、高效的生产链。此外，两国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相差较大，以色列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而我国的农民还需要政府持续的引导和教育。
以色列在“创新”引领国家发展方面，有几点值得深思：一是务实精神，犹太人常说“需要是发明之母”，正因为水资源缺乏，才发明了滴灌和海水淡化技术；二是基于“务实”之上的“创新”和“人定胜天”的精神，将人类的聪明才智挖掘、发挥到极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说，以色列的发展条件并不很好，一不靠天，二不靠地，主要依靠科技和大脑；三是全球化的视角和战略思维，“小国寡民”却能放眼世界，形成市场导向型体制，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首先，受阿拉伯因素制约。由于以色列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尚未建交，有些还处于战争状态，阿拉伯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存在不同层级的敌意、抵制和制裁，而我们长期优先发展与“阿拉伯兄弟”的关系，将以色列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在发展对以色列关系时往往受到国内政治和阿拉伯世界的牵制。
其次，受美国因素制约。近年来，美国加大对中以高科技领域合作的监控力度，一再要求以色列遵守《瓦圣那协议》，限制以色列对华高新技术出口，并停止尖端技术转让。在美国压力下，以色列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监控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此举不仅直接减少了以色列对华科技产品出口，而且不利于以色列企业在华科技领域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严重制约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最后，受意识形态制约。以色列在意识形态上受西方舆论和观念影响较大，在台湾、西藏、法轮功等问题上对我存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尽管在建交前，甚至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以色列都坚持不与台湾发展关系，但在建交后却把台湾问题视为一种政治资本，不时采取一些干扰双边关系的举动。从目前看，在上述问题上，彻底消除以色列官方和民众对我的误解和偏见尚有一定难度。
（三）统筹机制的缺失
中以建交以来，尽管双方在各领域签署了各类合作协议和意向书，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长期缺乏政府层面的统筹引领，缺乏中长期规划和高层次的机制建设，存在各地方、各部门合作不平衡、程度不平均等现象。由于缺乏顶层设计，每当政府换届，出现项目重复上马、低水平循环、资源浪费等现象，甚至出现从政绩出发“重形式、轻实质”等现象。因此，中以建立政府间合作机制，为今后双边经济技术合作上台阶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框架支撑。
（四）双边关系的不对称性
在中以关系发展史上，由于受国土、资源等条件限制，以色列往往表现得更为迫切。期望往往引发失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政治层面看，由于我国在中东问题上一贯同情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伊朗核问题“恐慌”也未予以对等的重视和更加严厉的制裁，导致以色列认为我国采取双重标准和偏袒立场，因而对我参与中东事务、调解地区问题存有疑虑和明显的失望情绪。
其次，从经济层面看，我对以色列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引发以色列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色列要求对我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呼声再起。我国商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也时常引起关注，极易成为引发以色列对我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潜在因素。此外，我对以色列开展经贸合作的经营秩序有待健全和完善，如对以色列劳工出口。中以建交初期，以色列为鼓励我劳工到以色列，曾每个劳工补贴500美元，后来由于国内公司恶性竞争，现在我国劳工到以色列得倒贴20万人民币，导致对以色列劳务合作由盛转衰，也给工人的后续管理和权益保护带来很大隐患。
最后，从个体层面看，以色列企业大多为中小型规模，在寻求对外合作时，往往自动规避过高风险。尽管以色列商人对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都极其向往，但经过几次尝试后都有铩羽而归的遗憾，需要双方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反之亦然。
三、对未来中以合作的几点建议
中以之间的互补性很强，以色列是典型的科技创新型、资源节约型、环境生态型国家，具备知识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特征，这与我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一致。加上双方政府的重视，未来中以经济技术合作潜力巨大。具体建议如下：
（一）从战略高度看待以色列，重点领域重点突破
从以色列的长项和我国发展需求看，未来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有：农业（包括节水技术和水资源管理、海水淡化、农业机械和装备等），公共卫生（包括紧急和创伤管理、母婴诊所、老年疾病诊治、远程医疗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安全领域合作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占多数。中国未来发展和实现经济转型，关键在于解决“三农”问题。目前，我国正在开展城镇化和建设“美丽中国”。以色列依靠现代农业和现代科技，成为世界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城镇化率达92%）。因此，“现代农业科技”应该是当前中以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同时应在重点领域选取重点项目进行突破，政府优先给予立项审批、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具体措施包括：大力扶持现代农业工程装备引进项目，实现硬件国产化；大力扶持现代农业科研合作项目，实现软件和科技的本地化；大力扶持现代农业培训推广项目，培育新兴农业从业人员；国家采购农用物资及农产品时，优先采购合作企业产品，施行一定的市场保护等。
（二）扩大和加深政府和民间交流，夯实合作根基
同步开展双边人文交流与经济技术合作，实现“两个轮子一起转”。一是发挥两国有关部门现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的作用，及时加以整合和完善；二是加强各层面、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央到地方、中介（行业协会）到企业等，内容包括旅游、文化、教育、培训等。近年来，一些地方与企业与以色列举办创新经济、高科技农业等培训和研讨，取得良好效果，值得探讨和推广；三是加强双边研究，捋顺机制，建立模式，为未来合作提供行为范式和“路线图”。
（三）加快商谈FTA，引领中以合作进入“快车道”
以色列90%以上的双边贸易都是与FTA（自由贸易区协议）成员国完成的，也曾提出与我国进行FTA的商谈和签署，我国也给予了积极回应。目前，我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也在进行FTA谈判，但进展不顺。如加快与以色列的FTA商谈将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海合会”，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四）创新方式，促进中以合作多样化
以色列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犹太人商业网络遍布全球，双方除在传统领域合作外，应加强在投资、设计、咨询和营销等领域的合作，提高合作层次、水平和附加值。在认真总结中以北京、天津、常州、深圳、泰州（医药城）等现有合作园区经验的基础上，鼓励双方共同在华创办各类具有特色的合作园区或示范园区。此外，以色列对外投资踊跃，中国连续多年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2006—2009年间以色列对华直接投资仅为2.2亿美元（其对外投资总额为310亿美元），这与两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应推动有条件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赴以色列投资、并购有优势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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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舒明.浅析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崛起的原因[J].世界经济研究，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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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琼妮，张明龙.以色列高效创新机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