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教育体制：政策引导，放权学校

香 港

多年来，香港沿用英式学制，即：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学3年。高中前两年结束后，所有学生需参加中学会考，继续攻读中六、中七的学生还需在高中毕业时参加高级程度会考。2009年9月开始实施“三三四新学制”后，高中不再划分为两个阶段，两项会考也合并成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到祖国怀抱，结束了自己的殖民地历史。回归前后，香港对其基础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

新学制下的香港高中生，除必修的中文、英语、数学、通识4科外，可以从20个选修科目、6个应用学习课程或其他语言中自由选科配搭，不再受制于文理分科。这大大拓展了学生的学习自由度，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钻研问题的能力，与香港教育改革奉行的“成人教育、终身学习”宗旨是一致的。

一、1990～1997年香港的教育政策

1.1990年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发布《第四号报告书》。

它建议的教育政策涉及五个主要范畴：课程发展，辅导和指导，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扩展教育服务，学业目标和目标为本评估，以及教育语言。

2.1991年颁布的《学校管理新措施》。旨在改革香港学校的管理系统，提高教育素质。这个文件使得控制教育政策和计划的重心由中央推向了边缘，由政府推向了学校。

3.1992年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发布了《第五号报告书》。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更为完善的学校工作环境来提高教师素质，改善教师培养，使教师有更好的专业发展机会。

4.1996年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发布了《第六号报告书》。这也是它回归祖国前的最后一份文件。该报告重点提出了“提高语文能力——整体策略”。强调必须提高香港的中文及英文水准，并规定订立语文教师入职的“基本资格”。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回归后香港语文教育的发展。

二、1997年后香港的教育改革

1997年香港回归，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特区政府大力推行教育改革。

1.1997年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发布了《第七号报告书》。

目的主要是提高中小学校教育的素质，以改进特区整体的教育发展，能够在各个教育阶段提供“优质教育”。

2.2000年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公布《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

这是在全面检讨香港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改革的原则是：学习应以学生的成长为主要考虑，一切改革应给予学生更大的空间和弹性去组织和掌握自己的学习。即以学生为本，永不放弃，讲求素质，全方位学习，全社会动员。

改革的中心思想是：现时教育质量不符合公众期望，社会正朝着知识型经济转变，必须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废除填鸭式教育，提倡终身持续教育。

具体的教育改革建议有：第一，幼儿教育方面：树立幼儿教育新文化；加强幼儿与小学教育的衔接。第二，九年基础教育：培养基本态度、能力、知识，奠定终身学习基础；改革课程及改良教学方法；实施中、英、数基本能力评估，辅助教学；实行九年一贯。第三，高中教育：构建多元化、多途径的高中教育体系；九年基础教育与高中的衔接机制；如逐步取消中学升学测验，把中学会考和高级程度会考合并，不再分文、理科等等。吴克俭介绍了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构成内容。“各项科目的公开试成绩只占最终成绩的80%，其余20%由学校开列的学生在校学习成果评估，以及学生参加德育及公民教育、社会服务、艺术体育发展等获得的成绩评核来决定。这样做有效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情形出现。”

在新学制下，学生只需在中六参加一个新的公开考试：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以取代现有的香港中学会考及香港高级程度会考，减轻目前由两个公开考试造成的压力。

在课程设计方面，高中学生必须修读4个核心科目：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及通识教育。此外，学生可因自己的兴趣，从20个新高中选修科目、一系列的应用学习科目或6个其他语言科目中选读2到3个科目。除了修读核心科目及选修科目外，学生还须体验其他学习经历，以达到全面发展。新的课程设计打破了文理科的藩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修适合自己的科目。

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建议都是在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让学生永不放弃、实行全方位的学习的同时，努力使教育制度不再靠筛选和淘汰来维持，应创造学生终身学习的条件，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以应对知识社会的来临。因此，要注意从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让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端正的学习态度，建构起基本知识框架，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到了高中阶段，努力让学生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两方面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为此，学校教育要很好地结合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对教育课程进行合理的设置，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工作能力，为全面学习和终身学习提供必要条件。

3.2009年开始推行高中学制改革。

从2009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推行高中学制改革，将“三二二三”学制（即中学7年、大学3年）改为“三三四”学制（即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实行新学制以后，现存的中学7年级不再属于中学教育，而是归入大专教育，并建议增加整个改制的非经常开支。

新学制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学习时间的变化，它涉及高中及大学课程、学习模式、学生评价制度、公开考试和大学招生准则等多个方面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香港教育的未来走向。在香港，这次学制改革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是自1978年实施九年基础教育改革以来最重大的改革措施。

台 湾

台湾现行的教育制度分为正规教育和技术职业教育两大体系。其中正规教育分为国民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技术职业教育包括中等技术职业教育和高等技术职业教育两个阶段。台湾现行学制与大陆基本一样，实行“六三三四”制。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1968年台湾就毅然实施了9年国民义务教育，并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教育经费，这被称为“台湾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改革”。70年代末，台湾开始实施初中第十年技艺教育（即延教班），这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国民义务教育”。80年代，台湾提出不完全的12年国民义务教育，即在“不强制、不选择、不免费”的前提下，提供充分就学机会。进入90年代初期，台湾修改“国民教育法”，正式实施十年国民义务教育。

所谓的“国民教育”，就是由台湾当局财政拨款，对6～14岁儿童实施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其中包括国民小学（简称国小）6年、国民中学（即初级中学，简称国中）3年。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凡不送子女入学的家庭，将受到罚款和处罚。

高级中等教育的学生在15～17岁，分为高级中学（简称高中）3年和高级职业学校3年两种。

台湾教育行政单位依照性质不同可分为：教育行政机关（在“中央”为“教育部”，在地方为“省、直辖市”政府教育厅局及“县、市”政府教育局）和社会教育机构（各级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等）。

在台湾的许多公共场所都可看到这样一条标语：“教育决定台湾的未来，你我决定台湾的教育。”这则标语体现了台湾当局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调动民众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台湾的初中以公立为主，私立学校不足1%；高级中学、职业学校的公立、私立学校平分秋色；大学则是私立学校占到65%。

1950年，台湾共有在校学生103万余人，各级各类学校3132所，其中大专院校只有7所。而目前台湾地区在校人数530万余人，各级各类学校总数达8071所，其中大专院校已发展到约150所。以1990年至2000年为例，10年之间共计增加1328所学校，增幅为19.7%，教师则增加26.2%。其中大专院校增加25所，在校生达99.4万人，增长45.9万人，增幅达85.8%；博士生、硕士生分别增长2.2倍和25倍。10年来大专毕业人数累计183万人，已受高等教育人数显著增加，并向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

台湾教育与内地相比，有以下特点。

（1）重视职业教育。60年代台湾建立了5年专科教育制度。60～80年代，由于出口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各类高级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发展，形成了由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组成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目前共有58所5年专科学校，在校学生近20万人，其中私立学校学生占85%以上。

（2）私人办学比重大。据统计，目前职业学校中私立学校占54.6%；专科学校中私立学校占81%；大学及独立学院中私立学校占65%，私立学校的学生数占全部大学生数的60%以上。

（3）教育经费投入大。近年来，平均而言，“中央”一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15%，“省、直辖市”一级占25%，“县、市”一级占35%。

1995年2月，台湾公开发表了《教育报告书——迈向21世纪的教育远景》（即台湾教育史上第一份以官方名义发表的“教育白皮书”，也成为指导台湾90年代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96年11月，台湾又提出了《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

两份报告书在分析台湾教育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几年台湾教育改革的措施和发展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出了台湾教育改革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具体构想和方案。

总体来看，台湾基础教育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完善中小学教育结构，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

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调整中小学学制和对不合理的中等教育结构进一步调整。在中小学内部的教育改革方面，主要的措施包括改进学校的教学设施，革新课程与教学，发展“适性适才”的教育。

第二，放松中央集权式的管制，适当下放教育权力。

主要是指政府要解除对教育事业的不当管制，并且将教育权力下放给社会以及各级各类学校，借此增强其办学自主权。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教育改革的路径

1.设立专门的教育改革机构

1994年9月台湾成立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主导教育改革的走向问题。

1997年成立“教育改革推动小组”，确定教育改革的八大重点项目和完成日期。

教改会还提出，台湾的教育改革应从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切入，努力将下一代培养成为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国际化的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

2.注重政策咨询的引导作用

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教育报告书——迈向21世纪的教育远景》基础上，台湾教育界先后提出了形式类似的一系列报告书。

1995年4月，教改会提出第一期咨议报告书；目的在于在进入21世纪之前进行根本性的教育改革，以满足个人与社会的教育需求，更好地协助个人有尊严的成长，以促使社会有秩序的进步。

1995年11月提出第二期咨议报告书；目的在于推动全台湾终生教育，建立学习型社会，切实落实学校教育改革。

1996年6月提出第三期咨议报告书；正是为台湾未来的教育改革确定了方向、重点，以及优先推动项目。

3.加大教育财政的投入

1998年制定的教育改革行动方案，确定从1999年起，连续5年，加大对教育的经费投入。

2000年“立法院”通过“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从教育经费的预算数额增加、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12年以及对私立学校的办学经费的资助三方面来加大对教育财政的投入。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合计应不低于年度预算筹编时之前三年度决算岁入净额平均值之21.5%，并自2002年度开始实施，按规定，该年度各级“政府”教育经费总额数最低为4243亿元。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12年方案开始规划，并补助私立学校办学经费。

二、20世纪90年代台湾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特点

宏观方面：强调教育思想的正常化，重视教师观念的纠偏与更新；教育主管部门予以支持，教育改革带有强制性；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培养均衡发展的健全国民；正视现实，陈列教育病象，分析偏失与症结所在。

微观方面：极力突出本土化教育；实施小班教学、开放式教育；中小学教科书采用量身定制；师资培育与入学渠道多元化。

港台语文教育：他们如何保留中华传统文化？

吴啟铮

台湾语文教育：在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中体认中华文化

台湾的中国语文课程称为国文课程。台湾的国文教育延续了民国时期大陆国文教育的传统，保有较多的中华传统文化。但是，在台湾社会的转型期，国文教育的改革曾在台湾社会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在2010年的9月份，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对国文课程又进行了最新一轮的改革。

对中华文化的保存与体认

台湾社会非同寻常的历史背景，使台湾十分重视国文课程中的中华文化教育。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面对的是经历了长达50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社会，再加上其内外交困的政治军事形势，台湾当局必须通过国文教育以稳固人心。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的中学课程标准均体现了“体认中华民族文化”的教学目标。

1952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开始编订课程标准草案；1955年，开始实施“九年国民教育”；1956年，公布了《国民中学暂行课程标准》。1983年，台湾再次公布修订《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将课本选文分为必读教材与选读教材，国中六个学期的文言文比例，分别为20%、30%、30%、40%、50%、60%。

此后的修订，几经跌宕，按照2008年的《普通高级中学必修科目国文课程纲要》，文言文所占范文比例，在三个学年分别为40%、45%、50%。每册应选一课文化经典教材，依次选自：《论语》、《孟子》、《墨子》、《韩非子》、《老子》、《庄子》。在其附件一中附有文言文选文40篇。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对国文课程的修订进行了持续的咨询。2010年9月7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普通高级中学课程发展会”审议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新课纲规定，高中三年文言范文所占比例为45%～65%；但以兼顾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及不同文体为原则，文言文参考篇数酌选30篇；扩大文化经典取材范围，增列《诗经》、《左传》、《礼记》，选修科目增列国学常识。

在政治纷争中跌宕

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台湾社会的政治纷争蔓延至教育领域，国文教育亦成为各政治派别争夺意识形态领地的领域。民进党当局于2004年提出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暂行纲要”，推出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激烈争论。

随着台湾政治形势的转变，“本土化”风潮兴起，一些政治或社会团体对高中国文教材进行了抨击，认为选文缺乏“台湾主体性”，应在课程安排上重视台湾文学与母语。“去中国化”的政治操弄，从历史科蔓延至国文科。

教学时数缩减、文言文比例大幅度下降、文化基本教材改为选修，这些修订方案引起了高中国文教师和文化学术界的强烈反弹。由著名作家余光中担任总发起人，包括戴琏璋、张晓风、李家同、龚鹏程、曾昭旭等数十名台湾著名学者创立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并发表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行动宣言》，发起联署行动，要求暂停实施“暂行纲要”，增加课时，维持较高的文言选文比例，保留“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但由于台湾社会的支持与反对声音皆有之，国文教育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政治纠葛的漩涡中跌宕。

文化经典与当代生存环境的对话

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随着国文的新课纲在最近的公布，文言文的比例得以恢复并提升，文化经典与国学常识得以增列。但是，随着台湾社会的开放性与民主化的发展，多元价值观将在包括教育领域的社会中长期存在。

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期间，台湾教育当局强化国文教育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固然有配合其稳固统治地位的因素，但是，在两岸对比中，台湾的国文课程以其文言文及文化典籍所占比例最高为特色，在保护和延续中华传统文化中成就卓然，为台湾社会保留了最多的中华文化传统与气质。

“解严”之后，台湾社会进入了民主化的阶段，社会的转型催生了各种文化思潮，在社会上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但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纷争却使国文教育陷入漩涡中，引起了各方社会力量的争论。

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及国文新课纲的公布使这一纷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文化教育中的多元价值本身却成为社会认同的主流。该《纲要》表示，高中国文课程的目标就包括“理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经由文化经典与当代生存环境的对话，开发文化反思的能力与尊重多元的精神”。文化教育领域的多元价值将长存于台湾社会。

站在中西文明交会点上的香港语文教育

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在香港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显得更具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质。站在中西文明的交会点上，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汇集了中式教育的传统与西式教育的方式，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新文化的文明成果。

早在2001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中学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的课程宗旨中便指出：“学校教育要发展学生的沟通能力，帮助他们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培养良好的态度，以提升个人素质，达到全人教育的目的。”

后来，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联合编订了香港高中（即中四至中五）的《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2007），这份指引指出，高中中国语文科的课程宗旨是：（1）提高读写听说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自学能力；（2）培养语文学习的兴趣、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3）培养审美情趣，陶冶性情；（4）培养品德，加强对社群的责任感；（5）体认中华文化，培养对国家、民族的感情。该指引提出，“我们期望透过本课程，培育出善于沟通、有独立思想、具批判精神、富创意、能解决问题、有审美情趣、有道德操守、体认中华文化、乐于终身学习的新一代”。

在即将实行新学制之前，香港中学教育一直分为中一至中五、中六至中七两个阶段，其中，中一至中五相当于大陆的初中及高中，而中六至中七相当于大学预科。

在中一至中五阶段，语文课程称为中国语文科，而在中六至中七阶段，则称为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前者每册课本均有课文二三十篇，选取的内容包括语言与文学类，而后者课文比较精简，有六篇现代文，涉及文化、艺术、科学及哲学等人文学科。

以中四至中五为例，中四与中五共有课文26篇，其中文言文11篇，另有古诗两首、词四首、古代白话文1篇、现代白话文10篇。香港的中三课文共34篇，其中文言文及古代诗词曲13篇（其中文言文10篇，古诗三首，词四首，曲三首）、古代白话文3篇、现代白话文17篇、现代戏曲1篇。在中三至中五中，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课文占了约一半。不过，在中一和中二的课本中，文言文及其他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文所占比例稍有降低，约占到三分之一。

在近现代的白话文中，从作品的选取来看，既有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其他流派作家的作品，并且，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均有作家的作品入选。

其中，鲁迅的作品共4篇，分别是《一件小事》、《风筝》、《杂文二则》（随感录四十七、立论）及《孔乙己》。著名学者胡适、罗家伦、新月派作家徐志摩、台湾作家白先勇等，均有作品入选。引人注目的是，写出颇具影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并曾供职于大陆《南方周末》、现任职于香港大学的著名记者及学者钱钢的作品《我和我的唐山》亦入选香港中学课本。

在中六至中七的《中国语文及文化科》中，入选的六篇现代文分别为：唐君毅的《与青年谈中国文化》、吴森的《情与中国文化》、刘君灿的《传统科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赵永新的《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金耀基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及殷海光的《人生的意义》。作者多具有台湾及海外的求学及研究背景，既受到中华文化的长久教育与熏陶，又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

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将中华文化置于显要的位置。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机械记忆及无条件地接受，而尤为强调“反思中的认同”。

上述指引（2007）设定的对中华文化的学习目标是：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和语文能力；对中华文化进行反思，并了解其对世界的意义；认同优秀的中华文化，培养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在生活中体现优秀的中华文化。它将中华文化教育分为三个层次，即认识、反思、认同。在内容方面，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并没有对中华文化做狭隘的理解，而是将其分为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方面。物质方面包括饮食、器物、服饰、建筑、科学技术、名胜古迹等文明成果；制度方面包括民俗、礼仪、宗法、姓氏、名号、交通、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规范；而精神方面包括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均体现在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指引（2007）中，亦体现在教材体例及课本篇目中。

香港的中学中国语文课程采用全港统一教材篇目的模式，但是，各出版社均可以出版自己的中国语文教材，其区别在于课后题目及其拓展方向的不同。课程纲要及指引的编订是由香港课程发展议会负责的，并由政府的教育统筹局（现称教育局）推荐学校使用。

香港的中国语文课程编订并非由官方包揽。在香港，各种各样具有独立地位的咨询机构是官方决策的重要依据，为官方决策提供独立的意见，这亦是香港成熟公民社会的标志之一。类似的咨询机构主要由专业人士组成，确保了咨询机构在运作中的独立性。课程编订是关涉全港中小学生教育质量的大事，为全社会关注。香港教育主管部门的智慧正在于善于向专业人士和独立第三方寻找智慧。

（晓晓/辑）

推荐访问:放权 教育体制 港台 引导 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