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与经济哲学的融合

摘要：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扩大了技术导向性，先验性假设和数学化工具的特征遮蔽了经济学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如何看待工具理性与经济哲学的关系是经济学方法论面临的重要问题。沙普利和罗斯在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们运用博弈论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研究了市场制度下参与者如何有效和成功地达成稳定配对，以修补市场的漏洞，提高运行效率。他们的研究深化了工具理性与经济哲学的融合性，强调了市场设计与制度变革的重要性。以沙普利和罗斯在稳定分配与市场设计方面的研究为鉴，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理论联系实际，兼顾效率与公平，使经济发展与制度改革同步，改革与稳定并举，实现斯密市场经济机制和马克思计划经济机制的有效耦合，由此开拓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模式。

关键词：工具理性；经济哲学；市场设计；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7）01-0077-11

一、引言

德国诗人冯·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写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2012年10月15日，89岁的罗伊德·沙普利在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坦言：“我自认为是个数学家，却拿了个经济学的奖。”在博弈论领域，沙普利是继20 世纪40 年代的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之后最为出色的学者，被誉为“博弈论之父”和常青的理论之树。2015年5月23日，85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阿贝尔数学奖双料得主约翰·纳什去世，2016年3月12日，92岁的罗伊德·沙普利逝世，两位伟大的博弈论学者先后离世，再次引发人们对博弈论及其巨大应用价值的深刻思索。自从弗朗西斯·埃奇沃思在1881年出版的《数学心理学》中提出了合作博弈的思想萌芽，Edgeworth F Y， “Mathematical Psychics： An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to the Moral Sciences，” Economica New Series， no. 6 （1932）， pp.235-236. 作為一个学科，博弈论的理论历经了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合作博弈到非合作博弈、个体理性到群体行为的发展；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如今，博弈论已经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

2007—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先后颁给了创立机制设计理论的赫维奇、马斯金和迈尔森（2007年），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在公共资源和企业边界方面获得突出成果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2009年），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问题取得杰出成果的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2010年），在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关系方面得出杰出成果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托马斯·萨金特（2011年）。2012年，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两位博弈论学者因“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上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贡献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不断深化对经济事务性质的认识，不断完善对经济制度的认识，凸显经济哲学的特质；第二，现代经济学逐渐发展为伴随实验、以数理方法为基础的实证科学，凸显工具理性的价值。

不可否认，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确实扩大了经济研究的技术导向性，遮蔽了哈耶克以来的经济学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而熊彼特于1954年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出的工具箱同时包括历史、逻辑与实证。[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朱泱、李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6页。 因此，纯思辩意义或纯工具意义的经济问题分析都不是经济学的方向。

回望历史，从斯密到凯恩斯和哈耶克，从纳什到赫维奇和沙普利，市场自发秩序和市场设计秩序均能够有效配置经济资源，提高市场效率，增进社会福利，深刻影响着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1856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关于旧制度危害的深刻洞见揭露了人类历史进程中制度演化的“达尔文规则”：任何释放经济和社会活力的“新”制度都会演化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束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只有坚持“適者生存，优胜劣汰”，逐渐变革的适宜制度才能促进民众的福祉。否则，“旧”制度不仅会限制甚至侵害民众福祉，还会引发大革命。[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0页。 正如丁利所言，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制度变革和市场设计是如此的重要。丁利：《从所罗门王的故事到机制设计理论》，《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11月5日。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研究社会选择理论的肯尼斯·阿罗和阿玛蒂亚·森，也颁给了从广泛意义上探讨制度变迁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哈耶克、詹姆斯·布坎南和道格拉斯·诺斯，还颁给了为制度设计研究提供博弈论微观工具的约翰·纳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市场机制与制度设计均经历了长期的试错与演化过程：在英国，经过了从1215年《大宪章》到1688年“光荣革命”，再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的漫长过程；在美国，从1776年《独立宣言》到1861年南北战争，再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同样如此。而处于落后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发挥着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后发优势”，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另一方面，正面临着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的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后发劣势”，[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5-62页。 面临“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挑战。

回到现实，罗斯和沙普利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婚姻、就业等诸多部门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彰显出巨大的实用价值，说明工具理性与经济哲学可以实现良好的融合。本文在梳理和评述市场设计理论与实践的文献中，探讨了工具理性与经济哲学的融合发展，并为转型国家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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