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与村落卫生研究
摘 要：以贵州省贵阳市郊区和黔东南州的6处发展阶段和模式各异的旅游村落为考察对象，运用问卷法、访谈法并辅助观察法收集资料。先对发展旅游对村庄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行为、观念的改变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再从文明化的视角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现代卫生体系的建立是基于政府的强制规划与村民的利益契合，新的人际依赖是卫生行为和观念改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乡村旅游； 村落卫生； 个人卫生； 文明化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3-0103-06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乌托邦式的乡村，把美景勾勒得令人神往。而另一方面“华式房屋光线与通风均不合法，暑热熏蒸，蚊蝇群集，最易致病……复喜食恶劣之瓜果，生冷之蔬菜，不煮之饮料，晚间席地而卧，露腹睡眠，锅灶与吃饭器具肮脏”[1]。对比之下不难发现，陶渊明和Rogaski Ruth对我国乡村环境的描述存在着云泥之别。事实上，根据普遍的调查与农村生活经验，就我国目前的大部分中西部农村而言，Rogaski Ruth所言无虚。无论古代还是当下农村，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建设与完善都不尽如人意。只不过在传统时代，农村有强大的自净能力，居民有不同于现代的卫生观念和实践，以至于这些问题并未凸显出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的日益丰富，使得农村地区出现了垃圾围路、围河、污水随意排放的尴尬局面。此外，在工农产品“剪刀差”中受损的农村再次成为了城镇垃圾“反哺”的接受者，生活垃圾、工业建筑垃圾、医疗废弃物被转送乡下，造成二次污染。全国不少农村地区卫生状况极度令人堪忧，个人卫生也急需改善。
相形之下，那些发展旅游的乡村则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俗。他们基本建立了类似城市的现代卫生体系，包括公厕系统、下水道网络、自来水管网，而个人卫生方面则也更加讲究。这种现代的卫生体系与乡村旅游需要传统生态有机融合，给予游客一种惬意的感受。本文基于贵州省黔东南州6处发展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地点调研，以1 087份有效回收的问卷和143例个案访谈所获得的资料为素材，对以此六地为代表的旅游村落的公共卫生设施与私人卫生观念、行为的生成进行研究，力求揭示出旅游村落的巨大变化以及引发这些变化的原因。
一、村落卫生的概念界定
作为近代概念的公共卫生，其立足点在于国家卫生行政，即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成为担当公共卫生事务、服务公众健康的主导力量。然而，实行国家卫生行政并不等于公共卫生事业不再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推动，相反，社会力量的作用恰好能够弥补公共卫生行政的不足。有研究者即指出，“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在救疗防治疫病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民间社会力量无论在临事性应对还是日常救疗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2]。公共卫生是环境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通常指居民区生活居住、工作、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往往分类为大气卫生、水体卫生、饮用水卫生、土壤卫生、住宅与公共场所卫生等方面。环境卫生水平是衡量一个社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其好坏不仅关系到社区居民及外来游客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相辅相成是村落卫生得以良性发展的根本前提。个人卫生指的是为了维持健康的生活状态，而要在用脑、用眼、起居、运动、环境、心理、性、营养和饮食等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这个概念指向两个层次，即个人卫生的行为与指导这种行为的观念。在本次调查过程中，笔者将个人卫生操作化为“衣服换洗”“洗头理发”“刷牙洗脸”“饭前便后洗手”“洗澡频率与方式”“随地吐痰”等具体指标。无论公共卫生还是个人卫生，都将对社会人的行为与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而人们把自己周围人的行为往是否有利于干净整洁、是否有利于健康方面评判的过程及其形成的话语，便是“卫生化”过程的具体呈现，这与米德（G.H Mead）所提出的“概化的他人”的意识建构呈相反的路径。
现代意义上公私卫生观念和行为的生成是很晚近的事情，与传统社会那些观念和行为相比较，这是个断裂变化的过程。笔者认为，乡村地区的公私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卫生观念和行为的改变，并不全然属于现代化的强制植入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村民理性的自发，并且这种改变有一种基于“面子”和利益心态逐步内化的过程。以乡村旅游为例，这种新事物的勃兴成为了引致自发变迁的重要因素，此类变迁带有明显的文明化过程，而公共卫生设施的建造、文明行为和观念的形成则是在卫生化话语的影照下进行的。
二、乡村旅游的开发与社区卫生治理
（一）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与变迁略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东部地区由于便利的交通和区位优势，在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等方面率先取得了丰硕成果；交通资源、人才均无优势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和制约。不过，近年来兴起的乡村旅游，尤其是少数民族村寨的旅游，正在逐渐突破发展的瓶颈。“传统文化”“原生态”这些原本的发展劣势，正成为他们前进中的优势资源，“后发效应”是颇为明显的。值得关注的是，旅游开发在当地引发了诸如经济、文化、人际关系、利益格局、环境卫生等领域的全方位影响。
随着旅游业发展进入到“大众旅游”时代，一方面，社区传统文化得以复兴，并在增强当地居民文化自豪感以及打破封闭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推进旅游地现代文明的发展上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旅游开发也无可避免地引起这种传统文化的丧失、贬低与扭曲等负面效应。这是因为，乡村旅游业的勃兴改变了社区原有的产业结构，传统农业开始转型并面临新的发展契机，第三产业异军突起，这一变化通过旅游区文化氛围的渲染影响，旅游区居民的思想观念变化进一步反映在社区的总体外观上。但与此同时，旅游使传统农业时代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逐渐失衡，由此引发了居民、政府与旅游开发企业之间复杂的群体性利益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旅游过程中各主体的利益分配、政府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村民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等，都是旅游开发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方面。随着旅游开发的进行和深入，它会对农村社区的文化、人际关系和社区环境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如此庞杂而纷繁的变迁形态显然是无法在本文中详尽论述的，笔者只以“管中窥豹”的方式，考察乡村旅游所引发的乡村卫生体系的演进并探究其中的机制。
（二）社区卫生治理
除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卫生设施建设，政府在社区卫生的治理上也采取了多项举措。如果说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只是从客观上、物质保障上对居民卫生习惯进行引导，那这些治理方式则是政府有意推动旨在训诫居民观念直至行为方式朝着卫生化的理念迈进。
1．评与检。检查、评比一直以来都是政府进行管理的得力武器，在村庄发展旅游过程中对村民家庭的卫生状况进行检查打分评比也自然成为政府强制推进或柔性引导村民移风易俗的不二法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6个调查地中至少偏坡和西江在卫生治理上动作较大，自然其收效也较明显。
偏坡村的“村民形象评议”活动在周围小有名气并且较为规范，所谓的“评议理事会”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制定了详细的评比标准。陈会长向我们介绍了该评比的主要内容，“关于村民形象评议，每家派一个代表作为被评分户代表，评分由理事会负责，评分以前是每季度一次，现在改为每年一次。评议是有很多项目的，比如，你关不关心国家大事，计划生育实行的怎么样，科技推广、种植养殖、发财致富、卫生状况等，总共有11项。对于分数高的被评分户有扶植政策倾斜的奖励，分数前三名过年过节有奖品发放，分数较低的没有惩罚”。尽管评比项目有11项之多，但是“卫生不好（对分数）影响比较大，如果分数不高就在卫生环境上重视一下，把屋门前打算干净一点”。① ①调查访谈汇总：陈会长，偏坡，2011年7月15日。
偏坡村的村民形象评议是个综合的评检活动，不过大多数村民因其他项目基本一致（比如计划生育）或者其他项目无法进行有效测量，便主观认为卫生状况的好差是评议中最重要、占比重最大的指标。正因为卫生环境在评比中的重要性，引发不少村民对评议的意见较大：“也存在跟他们关系好就分高，他们家没我家卫生搞得好，却比我家分高”。② ②调查访谈汇总：罗大姐，偏坡，2011年7月15日。这种不满源自村民把综合性的评比单一卫生化，这种单一化有别于评比的初衷，但是却能强化村民在卫生上的重视，因为在村民看来卫生搞不好对分数影响较大，尽管事实上并不如此。
如果说偏坡村是综合性的评比，那西江村则是单项竞赛。笔者在西江调查中发现各种各样的挂牌有35种之多，其中和卫生相关的评比就有9种，譬如卫生清洁户（西江村委会）、文明卫生户（西江村委会）、整脏治乱示范户（雷山县文明办）等等。在这9种挂牌中，和村民相关度较高的正是列举出的3项。通过访谈，我们得知这些评比是由“村里妇联、村民代表搞的，村民代表是由那些办事公平得到大家信任的人，每月定期走家串户检查，谁家卫生搞得不好，他们就提醒你。有政府宣传过卫生清洁，有时候会不定期抽查，太脏就会扣掉文物保护费”。③ ③调查访谈汇总：宋大哥，西江，2011年7月18日。
西江与偏坡的不同不仅在于项目上综合与单项之别，还在于偏坡对前三名获奖者予以实物奖励；而在西江，对于那些单项评比做得较好的家庭则挂牌奖励，有的家庭墙壁上甚至“卫生清洁户”“文明卫生户”“整脏治乱示范户”一应俱全，这种荣誉感自然会促使他们更加注重卫生。
2.大扫除。在西江村，大扫除运动已经扩展到了整个西江大街。“我们这里会定期举行大扫除。都是打扫河边（白水河），还有大门口......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是下午，抽出来两节课的时间去打扫卫生”。④ ④调查访谈汇总：宋老师，西江，2011年7月18日。政府的卫生治理已经不仅局限于村民农户家里，还通过学生力量在西江大街上白水河边开展大清扫活动，为西江发展旅游营造良好环境卫生面貌。
偏坡的岩上村也为了发展旅游开展过村民的大清扫运动。“我们岩上村民4家一班，每周六清扫一次从岩上到下边偏坡的路面，并且谁家要是办酒席，大家也组织起来搞卫生”，⑤ ⑤调查访谈汇总：陈老师，偏坡，2011年7月15日。只是这个运动因为没有实现其利益诉求而中止。
3.对口支援。正如西方的文明行为从宫廷传向民间一样，现代城市文明代表了文明和卫生的先进状态，而农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主动向城市学习。这种学习在调查的旅游村庄中表现较为明显，只不过这种学习也是需要中介来推动的。在偏坡村，由贵阳市乌当区政府牵线，“请（市里和区里）大酒店的厨师对口服务，每家农家乐都有对口的大酒店，以保证食品卫生和安全”。⑥ ⑥调查访谈汇总：陈老师，偏坡，2011年7月15日。市、区大酒店里的厨师会定期到偏坡为对口服务的“农家乐”进行服务和卫生方面的指导，农家乐的厨师们也表示在这一对口服务中受益匪浅，学习了高端的炒菜技术并且注重食品卫生安全。当然，指导之后仍会有评比，笔者调查中住宿的“农家乐”就有颁发的食品卫生安全等级的证照。
4.对家禽和牲畜的管理。在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下，饲养鸡鸭和猪是获得肉蛋的主要途径也是增收的重要副业，牛马则是粮食种植的重要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狗则是看家护院的忠实仆从。但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人们逐渐开始对这些家禽和牲畜散养状态下随处排泄产生反感，认为是极其不卫生的行为。尤其是旅游业在这六个地点的发展，政府和民众对待这些家禽和牲畜发生了态度转变。
在村民看来，鸡鸭是天生喜欢散养的，并且也只有散养的时候才能更好的生长，圈养对于他们是禁锢。西江村就有人这样看待：“但是鸡和鸭就不行了，他们天性就喜欢到处走动，你圈起来反而不利于它们长肉。”① ①调查访谈汇总：杨大姐，西江，2011年7月18日。也还有村民表示：“并没有倡导圈养，还是喜欢散养，粪便有保洁员打扫。”② ②调查访谈汇总：花大嫂，偏坡，2011年7月15日。可见村民尽管认识到了鸡鸭粪便是个问题，但是相信有保洁员的清扫，鸡鸭粪不是问题，反而能通过养殖从游客那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花大嫂还表示：“有些游客就是来我们这里买养的土鸡，他们觉得好吃。”有时候经济追求可能是没有放弃散养鸡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相比较以前，现在养鸡鸭的村民已经逐渐减少，并且不少人开始在隐蔽的地方圈养这些鸡鸭，毕竟他们也会厌恶散养的鸡鸭到处拉的粪便。“我们家以前就在住的地方养，现在搞旅游之后就把鸡鸭挪到偏远的地方圈起来，因为要搞好环境，弄好卫生，不然游客来看到脏兮兮的会觉得环境卫生意识不好”。③ ③调查访谈汇总：罗老太，偏坡，2011年7月15日。罗老太的话代表了不少开有“农家乐”的村民的看法，他们顾及到旅游的发展以及要给游客一个干净卫生的印象，已经逐渐自觉地改变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
与鸡鸭的小巧相比较，猪和牛就显得庞大和笨重。如果散养猪和牛，则会产生较大堆的粪便。因此，政府在对待这些大型家畜上则表现出不同态度，即号召圈养：“我们这里也开会不让放养猪，大家也知道猪吃饱之后运动长不快，也就自觉地不再放养而是圈起来。”④ ④调查访谈汇总：董大哥，西江，2011年7月18日。有意思的是政府是通过知识的灌输改变村民的养殖方式，是一种不错的管理方式，比口号式的宣传或者强制禁养要有作用。牛除了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外，也是他们苗族人重要的娱乐活动——斗牛的主角，但是相比较以前却也有了大量的减少。“（旅游）开发以前，大多数人家都喂养牲口，养牛呀什么的。路的两侧都是粪便，（卫生）很差的。（旅游）开发后大家基本都不用牲口了，环境也好多了。我的小女儿到现在都没见过真正的牛。我们村上寨还有人养牛作耕种用”。⑤ ⑤调查访谈汇总：班大哥，镇山，2011年7月14日。
最后，对于狗的态度，政府也开展了宣传动员让大家圈养，以免随处大小便或者咬伤游客。不少“农家乐”的从业者也正考虑把随时都可能致人伤害的散养狗圈起来。相比较偏坡的做法，肇兴则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打压措施，已经多次发出了“关于开展肇兴侗寨规范养犬清理整治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养狗户必须在限期内把散养的狗圈起来，期限之后政府将组织公安、城管、民兵组织对街道上仍然散养的狗进行灭杀。据村民讲，这样的灭杀进行过多次，以前被杀死的狗由政府处理，现在允许村民把死狗领走。这一措施虽然残忍并有“一刀切”的弊端，当然也有效地打击了那些散养并可能随时对人身和环境造成破坏的恶犬。其目的无非是因为开展旅游要营造良好的环境，以便获得较多的收益。
三、公私卫生生成逻辑的再解释：基于文明化过程的视角
（一）政府强制下的诱致性变迁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名著《文明的进程》中提出：出于本能，人们会在社会中竞争，而它的副产品便是社会的有机分化，随着功能分工的日益复杂化，相互依存的链条也会越来越长。这种行动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调节、可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就会运转不灵[3]。对本能和情绪的控制，高水平的社会分化与相互依存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的发展，或者说“合理化”行为的发展，埃氏称之为“文明的进程”。结合本文所研究的主题，埃氏的理论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视角。
村庄公共卫生体系基本上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改造和建立的。从常理而言，强制的政策推行往往收效不彰，而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大多进行了有效的配合。如何理解村民这种心甘情愿去配合看似极不合理的强制现象，笔者认为利益的驱使是一种基础因素。譬如，偏坡和镇山的外墙包木板、包石板，是政府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费用，只不过要事先进行申报，按批次进行。因此，村民无不争先恐后地申报，以获得房屋装修的补助。“在这次旅发大会中，我们这里的群众受益最大，民居改造投入最多的一户达五六万”，① ①调查访谈汇总：小周，偏坡，2011年7月15日。而对传统建筑类型的保持则以西江村最具有代表性。
西江是根据村民房屋的破旧程度进行分红。“这是按照房子的历史年限评级的，年限越高，评级高了，分得钱也多”，② ②调查访谈汇总：小宋，西江，2011年7月18日一旦具体到个人的利益，其行为对保持原生态样貌甚至整个村庄的旅游发展便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换言之，村民们已经从村庄房屋的原生态保持中获益并认可了这种强制，至于那些非强制性的政府现代卫生体系的建设（如埋在地下的电缆，群众家里厕所、厨房、猪牛圈的改善，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生态、低碳、标准化的原则）更是使群众趋之若鹜，并成为他们进一步获取经济收益的基础。如果说制度变迁有 “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之分，那么旅游村庄的现代卫生体系的建立，则属于政府强制的诱致性变迁。这也是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所要说明的（利益的）③ ③埃利亚斯并没有说是因为利益关联或者依赖，而本文则强调的是因为利益上的依赖。变化的只是依赖机制，本质问题并未变化。依赖和关联促成村民和村庄朝着现代文明迈进，并且是自觉地迈进。
（二）卫生化话语与监视、身体内化强制
与公共卫生体系的规划相比，少数民族的卫生观念内化过程远非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本节中，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说明个人卫生是如何实现文明化的，即由外而内、由强制监督而内化的文明再造。
首先，是自感主动改变——人们往往都有一种这样的心理机制，即会根据自己身处的环境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在村庄没有公共层面的卫生设施时，个人可能会在卫生层面疏于讲究。但是在面对很有现代感的卫生设施后，人们自然会在个人的行为上给予注意，生怕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周围环境对自己的要求，这种强烈的意识是影响个人卫生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有了环境卫生，个人就减少了不卫生、不文明的行为，而是因为这些设施强化了他们原本就已经着手改变并且一直在转变着的卫生行为和观点。
其次，是卫生教育话语的监督。家长们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注意保持整个村落的环境卫生，因为他们是旅游村落，只有保持好个人卫生并且不给公共卫生添脏、制乱，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才能让更多的游客到自己家里来消费。笔者认为，这种个人卫生改变的一个强大的动力机制正是利益依赖，因为游客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关联的增强，即游客会因为家庭卫生和村民的个人卫生而选择是否到你家消费，这种人际关联的增强使得一种为利益而改变卫生秩序有了强大的动力和维持的可能。
最后一点，更为关键的，也是个人卫生行为和观念发生改变并得以朝“文明化”方向进步的内在机制，即内化。文化在塑造人的身体上具有强大的力量，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说过一句名言：“身体是被文化塑造的，如同经历不同文化的洗礼就有不同的思想一样”。以瘦为美的文化中万千少女“节衣缩食”；当主流文化认可双眼皮、瓜子脸的相貌时，整容业便蓬勃迸发。文化既然能在物理身体上进行形塑，那么在情感身体上则更易执行。一个正常的人要能在情感上对自己进行控制，知道在什么场合表现相应的情感，懂得羞耻、难堪。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方面的基础。乡村开放旅游之后，不少外地游客进入乡村，在本地人的想象中，这些游客都是高素质、讲卫生、懂礼貌的城市人。他们面对这些外来人的时候也同样会在情感上进行调整，即表达合理、举止得体。因为开放的村落、来往的人群，利益关联的人际关系需要他们在卫生行为上进行适合外界需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正是以“陌生的眼睛的注释”③为监督强化的，本地人总想象着自己的行为举止被外界看在眼里并形成评价。他们在意这种评价，所以他们把这种想象的监督落实到自己的行动改变上，或者更学术化一些，人际关系的全部改组直接影响到人的仪表的改变，表现为行为与感觉表达的文明化。久而久之，他们的行为和感觉已经深深地内化成一种文明化所需要和关照的东西。
四、 结论
少数民族利用自己民族传统习俗、建筑结构样式、特产等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为原本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入，成为少数民族继打工之后新的增收来源，有效地改变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更主要的是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和个人卫生观念、行为也因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研究在对贵阳市和黔东南州6个少数民族旅游村落的调查、观察和研究，对现代卫生体系和观念在这些地区的建立进行了阐释，得出这样一些基本结论。
一是现代卫生体系的建立，是建基于政府的强制规划和村民利益的契合上，即政府在现代卫生设施的建设上虽然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是村民们心甘情愿甚至是争先恐后接受的，原因在于这种现代卫生体系的建立，村民既获得了较为舒适便捷的生活设施，更重要的是成为他们吸引游客获得经济收入的基础。所以，我们说现代卫生体系的建立是政府强制的诱致性变迁，当然最终是以村落的文明化为朝向和客观显现。
二是村民的卫生观念和行为也因为村落的开放，新的人际依赖和利益依赖随之形成，使得个人的卫生行为和观念有了某种监督和强制，而这种强制随着旅游的扩大正内化为自觉的情感和行动。所以无论是现代卫生体系还是村民个人的卫生观念和行为都是因为旅游的开发，发生了新的人际关联和利益依赖，使得卫生朝着文明化的方向客观推进和主观前行。
参考文献：
[1] 罗芙云. 大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 杨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诺贝特·埃里亚斯. 文明的进程[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吴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