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的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及其反思
摘 要：在“人间佛教”的引领之下，台湾佛教将宗教的神圣性融入于世俗的生活之中，积极地从事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台湾佛教也因此遇到了许多困境与挑战，首先，佛教的世俗化与神圣性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其次，佛教亟待进行文化的更新以及自身形象和功能的完善；再次，佛教面对着资本操纵和经济资源搏斗的生存困境。这些新的课题，会对大陆的佛教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佛教；台湾佛教；人间佛教；福利事业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4）02-00010-06
佛教是当代世界最具有社会关怀与社会福利的宗教团体之一，这个方面在台湾当代佛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台湾佛教在宣教弘法的过程之中，积极开展各种服务事业和创办福利机构，承担着利益众生的救赎使命，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社会安宁、人心匡正、文化改良、道德教化、世界和平等都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台湾当代佛教不仅重视群体生活的社会公义，通过对善良意志的广泛传播扩大了文化的整体关怀；而且，在人间佛教的宣扬与带动之下，使佛教更加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性与实践精神，以理想性的志业增进了全民的福址。
一、台湾佛教的社会关怀
社会关怀既是一切社会组织共同关心的话题和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任何一个社会人本应具有的良知良能，因此，社会关怀并没有局限于国家政府的团体行为，佛教及其他宗教组织也热衷于社会福利这一事业。在现代社会，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组织的社会关怀具有诸多的重要价值与意义。首先，社会关怀是佛教终极的价值实现。佛教的社会关怀与社会服务，其目的不是发展自身的组织，而是来自于宗教内在神圣性的终极价值与生命关怀，虽然佛教的社会关怀不能与国家的福利制度相提并论，不是着眼于社会资源的再运用，而是来自于宗教教义的实践，但是它却能弥补政治社会关怀的某些空缺，即人性的、情感的、信仰的生命关怀。其次，社会关怀是佛教道德生活的自我完善。在佛教看来，社会关怀主要不在于个人功德的积累，即不是在成果算计的功利性下，对自我与他人利益的追求，而是通过献身服务，来达到人性中自我道德的觉醒，从自我的完善扩充到人际间的完善，自觉而觉他，因此，佛教的社会关怀实质上是信仰下的道德实践。再次，社会关怀是佛教在人际伦常方面的文化教养。社会关怀是从个人德性的内在修养，扩充到人际交往的伦常完善，它以人类共同生活中的和谐与幸福为终极追求，对于佛教而言，社会关怀是佛教自身的文化教养与伦理责任，是人性神圣意志的升华与体现，是生命存在义不容辞的职责，是由对佛教信仰而激发出来的自我奉献。最后，社会关怀是佛教面对现实生活的价值更新。在现代社会之中，佛教在资源的吸纳与运用中往往扮演着获利者的角色，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但是，佛教组织应该始终以信仰神圣的宗旨为目标，随时从物质的优势回归到精神的使命上来，从社会关怀中进行自我价值的更新与实现，只有这样，佛教才能避免世俗化的干扰与信仰的异化，得到终极的真谛，义无反顾地贯彻神圣的宗教使命。
佛教寺院的社会关怀由来已久，因为佛教原本就包含着利益众生的社会使命。在现代化进程之中，佛教也越来越注重与现代社会的结合，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的调适与转化，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社会关怀的目标。如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与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等，就是这一理想与使命的现代诠释与体现。所谓“人间佛教”，正如太虚法师的弟子法舫法师所说：“所谓人间净土者，就是要净化人间，改造这个世界。”[1]174即肯定佛教不离世间觉，反对佛法与现实世界相脱节，将佛教带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世俗生活中来实现众生神圣性的佛性，因此，它展现了大乘佛教济世利他的伟大精神以及对历史责任的自觉。正如太虚法师所说：“自广义言，释迦佛所教化之国为娑婆世界，阿弥陀佛所化之国为极乐国土。故护国即护世界一切众生。因一切众生皆有灾难，吾人力量稍高者，便当尽其救护之责任。其已有大福德者，有大智慧者，尤应尽种种之救济。然众生皆具本有之力量，若各起大慈大悲之心，便有救苦救难之力量。此种发心，即为发菩萨心；此种修行，即为修菩萨行。由此普遍悲悯慈爱之心，则互相残杀互相戕害之机皆息，而一切灾难，亦全消灭矣。是故吾人苟依佛法而为合理的护国，由大慈大悲救世救民之心而护国，是全世界众生皆在安乐之中；而吾国人民之安乐亦不待言矣。”[2]271作为太虚弟子的印顺法师，更是继承和发展了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他将佛法与儒教相比较，认为佛法与儒家都有内圣与外王两个层面，即先注重内在修养，然后再由内而外，扩展至利他人、利社会，正如印顺所言，“儒佛大致相同”，“佛法依此自利与利他的先后程序，分为二阶，儒家的大学过程，也是一样。修身为本，这要从致知、诚意、正心中去完成，就是完成自己的初阶。……能修身，有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第二阶。……佛法是：完成自利的，可以广度众生，庄严国土。”[3]42在台湾佛教界，“人间佛教”已经处于主流的地位，受到佛教乃至社会各界的认可与赞许。
当代台湾佛教在人间佛教方面的实践，更加表现出强烈的对社会关怀的追求，其中慈济功德会、法鼓山和佛光山等成果尤为卓著，他们共同推动了台湾佛教福利事业的发展，展现出了佛教参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惊人力量。现代社会在创造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环境的破坏、道德的危机、战争的威胁等，这些问题都是台湾当代佛教所关心的内容，他们在弘法护教的过程中，积极建构当代社会变迁下的新的价值共识。正如星云法师认为，人间佛教应该是现实重于玄谈，大众重于个人，社会重于山林，利他重于自利，并从六个方面对人间佛教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规定：第一，建设生活乐趣的人间佛教；第二，建设财富丰足的人间佛教；第三，建设慈悲道德的人间佛教；第四、建设眷属和敬的人间佛教；第五，建设大乘普济的人间佛教；第六，建设佛国净土的人间佛教。台湾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秉承太虚与印顺“人间佛教”的志愿，自始至终贯彻着佛陀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伟大理想，在慈善、医疗等事业方面最有成就，也最受人尊重，正如他在《静思语》中所说：“这世界总有比我们悲惨的人，能为人服务比被人服务有福。”[4]99
佛教通过社会关怀，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以其神圣性来参与公共的文化建设，而这种参与之所以具有价值与意义，就因为在现代文明的情境之中，任何单一的思想资源，不论是政治资源还是宗教资源都不足以克服与应对社会的全部弊端，无法真正战胜人性的无知与自私，因此就需要以一种更大的视域与思维，将人类有始以来的所有智慧统统包括在内，共同来推动现代社会及其人心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关怀的追求之下，佛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也不能一味地对现代文明与原始人性进行简单地批评与否定，而是要在对其尊重与承认的基础上，深入地了解当代的大众文化，体会通俗形态下的人性内涵，并加以积极主动地引导，切实地成为帮助大众应对与适应时代的推动力量。因此，当代佛教应该引领大众追求与实现共同的生活目标，尤其是在现代经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状态下，佛教更加应该将正面的、积极的精神力量注入社会与人性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二、台湾佛教的福利事业
台湾佛教是一种具有宗教性与社会性的宗教组织与社会团体，在自身信仰体系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不脱离与社会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在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中，带有着强烈的生命关怀，以及利他利众的使命感。因此，台湾佛教不仅关心信教者的精神生活，还将其事业发展的目标推广至非信教者的社会公益上，以此来推动全社会的共同福址。
佛教从事社会的福利事业，虽然其目标是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但是仍然需要以一定的经济资源为前提，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源，才能真正推动各项日常福利事业的开展。所谓“社会福利”，就是传统上讲的“济世”，是指为了群众的福利而推动的各项事业活动，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形成发展而来。佛教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于信徒的捐献，即“布施”。在当代台湾，佛教组织的募捐主要分为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两种，其中传统方式有油香钱、灯钱、劝募和法会等，现代方式有义卖、演讲和出版等。佛教的募捐活动与其他社会性募捐不同，佛教的募捐是建立在信仰认同的基础上，以满足民众安身立命为其目标，民众通过捐献的活动，可以扩大自我的爱心，实现功德的积累，得到心灵的慰藉，因此比其他社会募捐活动具有竞争的优势。在台湾，民众比较乐意向佛教组织捐献自己的钱财，这主要是因为台湾民众长期浸染于传统文化与信仰的价值观念之中，民众通过财物的捐献，一方面表达了对信仰的敬奉感情，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善行来得到应有的福报。当然，佛教组织如果想获得稳定且庞大的社会经济资源，还需要自身的内因，这些内因一方面来自于宗教的内在信仰与教义，即对待生命的终极关怀；而另一方面则要靠佛教组织对自身良好形象与声誉的维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民众的信仰与支持。
佛教组织在得到民众的募捐之后，在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外，应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积极投入到各种非神圣性质的社会福利事业之中。台湾佛教在当地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存在着由无到有、由不发达到逐步发达的发展过程。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台湾处在物质匮乏的经济环境之中，佛教组织并没有太多的财力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上世纪70年代之后，台湾已经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随着台湾经济的飞升，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民众捐助的经济能力也得到了相应提高，这样，佛教组织也逐渐富裕起来，并开始致力于社会福利的工作，尤其是在儿童服务、医疗服务、养老服务、教育服务等方面有所建树。台湾佛教组织的福利事业及其服务理念最早是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在福音传播的需求上，很早就介入到社会福利的事业之中，重视现代社会下生存的具体利益。据统计，早在上世纪30年代，基督教就在台湾设置了社会福利机构13所，主要领域是医疗服务与卫生救济；到了40年代增加到了63所，服务范围扩展至教育服务领域；50年代有157所，包括医疗服务类、教育服务类、儿童服务类、青年服务类和医疗服务类等[5]49，基督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对台湾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匮乏的状况之下，宗教团体的社会福利工作扮演着服务供给者、社会稳定者和心灵慰藉者等多重角色。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台湾本土的宗教团体，尤其是佛教组织开始效法基督教社会关怀的运作模式，筹积大量的经济资源投入到各项社会慈善工作之中，并进而成为了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及其行为的有益配合与补充。70年代之后，台湾佛教投资公益事业的金额逐年增长，有鉴于此，台湾省政府民政厅于1976年8月24日公布了《台湾省奖励寺庙捐资与办公益或慈善事业实施要点》的通知，规定了宗教团体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奖励办法，政府的支持与肯定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据统计，1977年，台湾有1136座寺庙对社会进行了捐资，总金额为60369661台币（按4.2：1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1437万元）；1971年，进行社会捐资的寺庙有1041座，而总金额则增至418601537台币（按4.2：1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9966万元）；到了1987年，1207座寺庙共捐资给社会福利事业的总金额达到了1102383779台币（按4.2：1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亿6千万元）。从中可以看出，台湾宗教团体投资公益事业的力度之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信众对宗教团体捐赠的热情之高与宗教团体累积财物数量的惊人。
社会福利的种类，从广义说，包括农民福利、劳工福利、就业辅导、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公共医疗等；从狭义来讲，包括就业辅导、社会保险、公共救助等范围。当代台湾佛教组织所开展的社会福利形式多样，其中以志业式福利工作尤为先进，工作效果尤为显著。所谓志业式福利工作，就是基于宗教的神圣经验与使命责任，积极地实现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操，企求在神圣的境界开显下圆满世俗的生存环境，具体的做法就是将经济资源转移到社会慈善活动与福利服务中，推动各种福利志业的发展。目前，这种志业式福利工作已经成为台湾新兴的、具有活力的宗教团体的主流活动形式。如佛教慈济功德会有四大志业：慈善志业、医疗志业、教育志业和文化志业；佛光山也有四大志业：慈善志业、教育志业、文化志业和共修志业；行天宫有五大志业，分别是宗教志业、医疗志业、教育志业、文化志业和慈善志业。从诸如此类的志业分类可以看出，当代台湾的佛教组织所从事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弘法的事业范围，而是利用宗教所吸纳的经济资源，积极从事或转型为专业化的社会福利机构，将信仰的终极解脱转变为具体的社会关怀，将精神的追求转变为具体的实践。志业式福利工作也给当代台湾的佛教组织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如强化组织的行动效率、精进佛教理论与仪轨等专业知识、引进各种先进的管理制度与理念等，以此来更好地为践行志业服务。由于以服务性志业为主要的日常工作，佛教组织就不得不面对庞大的经费开销，不得不有效地统筹经济资源的吸纳与运用，这便需要采用商业化或企业化的经营模式，重视市场策略、产品策略、价值策略、销路策略和推广策略等，有些佛教组织甚至还广泛利用现代化的金融服务，鼓励银行转账和刷卡捐赠，在行销方式上与时俱进。
三、对台湾佛教社会关怀与社会福利的反思
当代台湾佛教组织进行广泛的社会关怀，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福利工作，在争取民心、服务社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现代化的社会情境之中，在火热与蓬勃的发展态势之下，实际上也隐藏了不少的困境与危机，存在着精神与信仰被异化的可能性。因此，台湾佛教的发展不仅需要坚定的信仰与高涨的服务热情，更加需要理性的反思与自觉，否则，就会非常容易被世俗环境所牵引而丧失它本应具有的神圣性。
首先，台湾当代佛教在从事社会关怀与社会福利的过程中，将佛教推向了世俗化，与传统的神圣性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世俗化”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宗教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围绕着宗教世俗化，宗教社会学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如当代宗教是否应该走向世俗化，随着资本的扩张，宗教是否应该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投入于竞争的市场环境之中，近代以来的人文与科学的启蒙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去魅”立场是否为宗教的终极信仰带来危机等。在当代台湾，世俗化既是宗教发展的趋势，又是其面临的危机，其存在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宗教功能被分化和宗教神圣性的丧失等。台湾佛教在进行社会关怀与社会福利工作的过程中，难免也会沾染上世俗性，而这些世俗性的因素之所以能够对作为宗教根本性的神圣性产生威胁，其原因就在于把宗教组织当成了一种市场的消费产品，把宗教机构变成了商品的交易所，宗教活动被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所支配，这样一来，宗教组织为了争取消费者的光顾而过分激烈地竞争，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要与喜好而任意改变自身，造成了消费、资本与市场对宗教内容与形式的控制，故而沦为世俗化的产物，而减少了神圣性。因此，宗教的世俗化趋势对传统佛教的经典教义、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社会功能等方面都构成了较大地威胁与挑战，形成了佛教内在的精神危机。
但是这种挑战与危机对于台湾当代佛教是否真实存在，在学术界与宗教界也存在着许多争议。台湾学者顾忠华指出，“世俗化”与“神圣化”对立的问题，是在西方文明的语境下存在的，是紧扣着以“去魅”为中心的现代化与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中的理性偏见所形成的错误判断，对于没有经过西方文明历程的其他社会，是不能直接套用的。[6]95的确，中国文化历来讲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与功用的统一，对于佛教来说更是如此，佛法不离世间一直是中国大乘佛教所贯彻的观念，人间佛教也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因此，在包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台湾佛教更是将神圣性与世俗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同时并作的，以此形成了相互依存的文化模式。一方面，宗教的神圣领域向世俗生活转化，以神圣的信仰来指引世俗的健康生活；另一方面，世俗生活也融入到神圣的宗教领域之中，再经信仰的力量来改变民众的世俗行为。不过，即使中国佛教在自身的思想体系中有其特殊之处，但是在世界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宗教社会学的这些论题也同样对东方佛教的当代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发，佛教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在推动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的同时，应该尽力地保持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均衡发展，不能只注意社会资源的扩张，过分地助长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不能只注重超验的宗教修行与神秘体验，走向自我封闭，只有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才是现代佛教所应走的正道。
其次，在台湾佛教推进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的同时，如何实现佛教自身的文化更新与提升，改善自身的形象，完善自身的功能，以此在政治、经济、道德等各个方面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是必然面临的问题之一。21世纪的台湾地区虽然充满了现代气息，但是现代化进程却未必一定伴随着思想的进步与提升，还有可能走向思想的堕落与庸俗，尤其是在现代物欲横流、资源争夺的今天，理性的力量远远弱于利己的冲动，因此，佛教在人间化的道路上是否能够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保持自身的文化更新与自我转型，是对当代佛教的巨大考验。佛教的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不仅是对弱势群体与社会缺口进行物质层面上的资助，还应该积极地融入到整个社会的文化更进与发展的大浪潮之中，积极地参与现代文明的积累、选择、调适与整合的进程，正面应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抗与融合，自觉担当文化更新与提升的历史责任。
为此，当代佛教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以实现自身文化的更新与提升。第一，当代佛教的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应该以生命教育为基点。所谓生命教育，是指生命智慧的培养与生命意义的发扬，是人对自己生命存在与价值意义的自觉认识。佛教重视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之所以应以生命教育为基点，这是因为，社会关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命关怀，它促进人类灵魂与肉体、精神追求与物质享受的平衡发展，通过文化来提升人的自然本性，使生命从自然的本能欲望中超越出来，实现人性的自由与自觉；而且，佛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性的宗教，佛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生命的大智慧与大觉悟。因此，佛教只有始终坚持以生命教育为基点，才能保持自己的本真，避免在现代化与世俗化的浪潮中迷失方向。第二，当代的佛教文化应该体现“利他”与“为己”的统一，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佛教的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是利他行为，具有高尚的道德性，但是在追求这种道德性的利他行为的同时，亦不能忽略人性中的为己本能，不能让真实而自然的人性被高尚的道德主义绑架。佛教在追求内在生命觉悟的同时，绝不应该否定现实的社会与人性，而是要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命加以贯通，在承认人性的善与恶的两面性的前提之下，进行能动性的调节与转化，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胸怀来实现对人性的提升。第三，当代佛教的文化更新离不开管理知识的积累与进步。当代佛教的社会关怀，涉及到了大量的组织运作、分工准则等，需要井然有序的工作模式与严格的规章制度来完成其目标。因此，当代佛教的文化更新还要面对组织管理这一全新课题，僧侣们不仅要精通佛法教理，还要不断学习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增进管理方面的工作技能与经验，以此来保证佛教组织的创新与发展。
最后，台湾佛教在进行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潜在的负面效应，因此要树立起自我主体性的自觉，避免落入到资本的操纵与经济资源搏斗的生存困境之中。台湾当代佛教热衷于社会关怀与福利活动，主要是基于对信仰的神圣信念，并致力于将这些神圣的宗教精神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这样，佛教就要深入到世俗生活之中，与世俗中的人与事广泛接触，承认并遵守世俗生活中的诸种规则。但是，在现代社会的世俗生活中，人们往往对佛教的那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保持着漠视，而更加关心现实利益的竞争与追逐，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佛教组织很有可能非但未能在现实中实现神圣性的理想，反而被世俗社会所浸染，不自觉地受到资本的操纵与支配。因此，在人间佛教的践行过程中，佛教组织应该实现自我主体性的自觉，保持清醒的头脑来自我克制与自我实现。
当代台湾佛教团体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保持自我主体性的自觉。第一，保持以精神信仰为主体的自觉。在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的追逐之下，佛教团体如果缺乏精神的追求与理想，就很容易被世俗的需求所牵引，以经济与物质的富有、祭典规模的庞大、寺庙建筑的气派为炫耀的资本，相互攀比，而忽视了对群众的心灵教化与神圣体验。因此，佛教组织应该主动地树立起抗拒世俗侵犯的防御能力，将对物质性的追求提升到信仰的精神追求上来。第二，对自身职责的先后轻重的自觉。佛教组织在职责与使命上存在着先后轻重之别，其中圣事服务的职责应该远远大于俗事服务的职责，佛教组织应该先在自身戒、定、慧的神圣领域上立足，在行而有余的情况下，再扩展至世俗领域中的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而不能本末倒置，即使是进行世俗化的福利活动，也要量入为出，尽可能地以最少的经费开支创造出最大的利益，跳出利益的牵绊。第三，保持佛教组织开放宽容与多元并存的自觉。在当今宗教组织竞相争取社会资源的环境下，一些大型的寺院在优势的竞争环境中逐渐扩张，无孔不入地掠夺有限的资源，这样便大大压缩了其他宗教组织的生存空间，佛教组织本来就是大小有别、各司其职，各有各的维生之道，也各有各的存在意义，都在社会中发挥着自身的价值，不能相互取代，因此，每个佛教组织都应该保持开放宽容与多元并存的自觉，只有这样，佛教才能健康且长久地发展。
综上所述，台湾当代佛教在“人间佛教”的旗帜之下，将神圣信仰与世俗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地从事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对现代社会生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佛教走向世俗，参与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既是佛教在新时代的发展，也是佛教乃至整个社会面对的新课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以及探索与尝试，也会对大陆地区的佛教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释法舫撰，梁建楼整理. 法舫文集[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2] 释太虚. 太虚大师全书[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3] 释印顺.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释证严. 静思语[M]. 台北：慈济文化出版社，1999.
[5] 王顺民. 宗教福利[M]. 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9.
[6] 顾忠华. 巫术、宗教与科学的“世界图像”：一个宗教社会学的考察[C]. 论命、灵、科学：宗教、灵异、科学与宗教研讨会论文集[A].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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