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贡献及其相关遗址的研究进展

报告《Le palolithique

de la Chine》里。正是这篇报告，终结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判断。

水洞沟遗址自发现以来，先后经历了六次较大规模、有系统的发掘工作，分别是：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主持的第一次发掘，出土标本大部分被运到国外；1960年中国与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的第二次发掘；1963年裴文中先生领导的第三次发掘，这次发掘首次揭示出水洞沟遗址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只有底砾层下部才是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即水洞沟文化层；1980年宁夏博物馆考古队主持的第四次发掘，本次发掘的成果已形成专著发表[6]；2003和2007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这个遗址进行的第五、第六次正式考古发掘，这两次发掘的成果目前还在整理中。

水洞沟遗址的年代经过14C和铀系法测定，水洞沟文化属于晚更新世中期，即水洞沟文化层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最新的测年结果显示[8]，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年代主要集中在3.5～2万年之间。

水洞沟文化的面貌很复杂，它不仅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般特征，如工具的毛坯以石片为主，工具以各类刮削器最为普遍等；它更具有其独特性的一面。例如，生产石叶的长身石核在水洞沟文化中十分发达；打片前预先修理台面，形同龟背状的具有勒瓦娄哇技术的石核占有一定的比例；石叶是水洞沟旧石器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和标志；尖状器、端刮器和部分边刮器在器形和制作技术上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莫斯特尖状器、“新月形”边刮器、奥瑞娜期端刮器相似。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使得早在遗址发现之初，德日进等就认为水洞沟文化可以与欧洲旧石器进行比较[9]。1968年，法国考古学家博尔德在研究了巴黎古人类研究所的水洞沟标本后，也认为“它真是一个勒瓦娄哇技术的莫斯特工业”，并且是“一个处于向旧石器晚期过渡的十分发达的莫斯特工业”[10]。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给与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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