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隐患及应对办法（一）

——我国金融机构改制现状

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我国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本文探讨在金融环境不具备的情况下，推行《条例》的隐患及应对办法。

如果把《条例》看成加入WTO的承诺性法规，那么在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间，我们为之做了哪些准备？依己之见，所做准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有银行改制，二是农村信用社改制，下面分析这两种金融机构的改制情况。

一、国有银行改制

央行行长的一段演讲可以部分反映金融机构的改制：“‘十一五’期间，要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控机制建设，提高金融企业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治理架构，使决策、监督、执行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要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乃至普通员工的约束，建立相应的正向激励机制。要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加强内部控制，加强内部授权授信管理，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内部合规性检查的作用，同时合理发挥外部审计的作用。”〔1〕

对照央行行长的金融机构改革安排，先看国有银行的改制。

1、简评国有银行的改制

分析我国的银行业会发现，我国的银行家从行政系列看是官员，从银行系列看是银行家，扮演着官与商的双重角色，故需要总行决策层发指令，逐级传达给分行、支行，辅以窗口指导、巡查等，贯彻政府和总行的意图，由分行、支行等执行指令。

银行改制后增加了机构，最显著的变化是增设薪酬委员会，职能是给高管定薪酬，包括股权激励等，由于董事长与薪酬委员会成员并非银行的所有者，无论具体条款订得多么细致，出资人仍然缺位。改制前后管理层区别不大也心照不宣，原来的行长、副行长等成为改制后的董事长、董事、新的行长、经理等，与改制前比较，机构职能、管理职责大同小异，仍然要用行政的方式维系银行的运转，这是出资人缺位的一种选择，无法回避。

从股权结构看，银行改制实现了股权多元化，由国家独资改制为国家控股，但国家一股独大的情形没有改变（不一定要改变）。理论上讲，政府监管银行是维护所有者权益，各级监管人员要跟踪总行、分行、支行、储蓄所的营运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消除系统运行的隐患。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加强监管不可避免地要增加机构人员，致使监管机理复杂，监管链条长，监管成本高，即便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由于信息不对称是股市的特征，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上市银行还存在控股股东缺位的问题，因此银行上层与下层、同层级之间难以形成约束机制。

2、关于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被视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主流学者认为，应理顺所有者与监管者的关系，设立统一行使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形成相互制衡机制；微观上，加强内部授权授信管理和内部审计，防止内部人控制。然而，国家这个股东不是自然人，从外部和内部增加监管机构和人员，都难以解决最终控制人的监管问题。

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在西方国家的制度环境中产生，是处理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债权人和员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制度安排，以期形成相互约束机制。但移植公司治理结构不等于移植了治理效果，最直观的是，不少外资企业对中国员工实行10小时以上工作制，在本国本地区实行8小时工作制，说明同一家公司在中国的公司治理变了味。

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谓健全（不健全不能上市），但控股股东欠公司巨款，侵占中小股东权益屡见不鲜。国有银行大刀阔斧改制期间，下属分支机构违规贷款等现象仍然发生，说明建立的管理机构和工作流程未发挥效用，花大力气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往往成了挂在墙上的图表，务虚的成分多，与脚踏实地做企业相左。

3、从中石化看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效果

国有银行与大型国企的改革大体相同，而且国有银行改革对外资的依赖更强，意在把外商当老师，但宣传多年的“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不尽如意。有媒体报道，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签过技术援助协议，结果是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其核心技术从未援助过。其实这很正常，资本就是资本，资本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商场如战场之比喻不会到中国就不灵验。

国有银行改制时间不长，评价引进外资的效果需假以时日，但可以用大型国企引进外资的效果推测，因为两者走的都是上市这座独木桥：股份制改造——引进海内外战略投资者——上市，具有可比性。下面以中石化为例说明。

中石化引进了埃克森、壳牌、英国BP，三家海外战略投资者认购股票的数量占H股的41%，仅过3——4年，三石油巨头就获暴利而去，所持股票都是两三天抛售完毕，抛售巨额股票而股价未暴跌，不排除有国字号中资机构在香港接盘。这一判断成立的话，说明中石化虽然从股市融得一笔巨资，却让中资以更高的价格买回来，说明中石化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没有给国民增加福利，而是用国民财富为其输送暴利〔2〕〔3〕〔4〕，在商言商，经营企业讲投入产出，需要算清这笔经济账。

分析中石化的经营效益也能说明问题。中石化与中石油、中海油共同垄断国内市场，经国家批准确定石油天然气价格和产量，这说明中石化的经营效益（盈利水平）与引进外商没有多少关系，中石化融资与外商投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股市里的买卖交易。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效果，已到了总结得失之时，不可惯性地沿着老路走下去，犹如行车，发现应改弦更张就要调整方向盘，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

4、国有银行的敛财之路

分析还会发现，国有银行的改制是一个不断注资的过程，不良资产上升——注资后不良资产下降——不良资产上升再注资。1998年财政部发行0.27万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四大银行资本金，1999年剥离四大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2000年又生出不良资产1.9万亿元，有学者将政府的注资称为“两次输血”，估计维持5年又要输血。

2004年以来，又陆续给中行、建行、工行注资600亿美元，最近报道农行不良资产余额高达7400亿元，似乎四大银行在比赛谁的不良资产多。有学者将各类注资合起来计算，发现政府为各类金融机构注资已达5万亿元之巨，这让人怀疑当年“拨改贷”的改革是否有效，由此推理，现在剥离不良资产和注入真金白银能使银行浴火重生吗？

国有银行的敛财之路清晰可见：政府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造和引进海内外战略投资者——海内外上市融资，等。每一个环节都在输血，用银行体制外的财富为之输血，而不触动体制弊端的“花钱买机制”前途难料，打个比方，给病人输血能维持生命，如果是肿瘤，摄取过多营养会使肿瘤长得更大，说明输血并非万能，祛除病因才能治愈。

国有银行和国企有一个共同特点，都称上市不是缺钱，是引进海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事实却是，改制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圈钱，今后还会以改革的名义圈钱，比如高管股权激励、增发股票等（浦发银行反复融资已勾画出场景）。因此需质疑这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让历史告诉未来，躺在钱袋里的企业没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国企照搬私企主导的西方企业制度，形似神不似，沿着敛财之路走下去道路将越走越窄，积聚的是系统性风险。

5、银行与房地产过热

评价银行改制效果，大多谈的是资本充足率提高。财务数据固然重要，但要看是经营效果好还是注资带来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并且财务数据可以人为调整，改制效果用市场反馈的信息检验更可靠，市场反馈的是信贷扩张、房地产过热、贸易顺差过大，货币流动性过剩等，特别是2006年，在宏观调控背景下银行信贷大扩张，因此有必要提出以下疑问：

银行改制带来的资金宽裕是不是扩张性放贷的因素，对房地产过热有何影响？

国企改制带来的资金宽裕，价格上涨带来利润上升，不给国有股股东分红，以及成千上万国企高管对资金的强大支配权，对房地产过热有何影响？

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给银行分支机构的影响力对房地产过热有何影响？

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也是给房地产增添资金的因素，将如何影响房地产？

显然，这些内生性因素发酵都会使房地产过热，聚银行资金于房地产，房地产过热实属必然，综合这些因素分析房地产过热，对研究经济运行有意义，对宏观调控有意义。

下面用开发土地来说明银行与房地产过热相关。

溯本求源，开发房地产就要开发土地，土地是不可再生、不可移动、可以增值的资源。由于我国土地公有，需要政府管理经营土地，作为土地的卖方，给土地定价是政府的职责，但不是简单地一次性变现，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需要制定土地保有、转让、收益等环节的管理办法，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定价机制，形成满足民生的住宅用地定价机制，以平衡土地使用各方的利益，维持市场秩序。

有了出售土地的一方，还要有资金进场才能完成交易。资金雄厚的银行是土地的隐性买家和中间商，大银行战略趋使银行经营者青睐房地产，银行资金以购房按揭、开发贷款、炒房贷款等方式流入市场。显性的土地买家和中间商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国企、民企以多元化经营为由挥金介入，中外游资携私人资金介入。

房地产是否过热要看各路资金失控还是可控，并反映到房价上来，房价集中反映了市场中发生的一切，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收入比大大超过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东京等城市，说明我国房地产过热〔5〕。究其原因，与我国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利率等相关；与住宅是人类生活必须品相关；与企业、富人的储蓄资金和外资等投资意愿强烈相关；与有决策权和话语权的官员学者相关，因为其中不少人有多套住宅，甚至暗中炒房，是推行一户一套住宅、多套住宅课重税的阻力。房地产还与原材料、能源化工、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互动，房地产过热推动相关行业过热，从而引发投资过热。

分析表明，房地产过热与银行关系密切，与银行改制、国企改制带来的资金宽裕相关。尽管银行资金宽裕，但这些大资金不屑中小企业嗷嗷待哺，不屑农民创业对资金的渴求，而是大量流进房地产市场，导致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调整城乡经济失衡有赖于银行业自身改革，即改革银行业的所有制结构，通过发展民营银行调整银行信贷结构，分流一部分储蓄资金给中小企业和新农村建设，促使房地产过热降温。

二、农村信用社改制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有50多年的历史，遍布全国的3万多个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加大改革力度，一部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一部分农村信用社上收为省、市农信联社，一部分农村信用社被撤消。

在农村信用社改制中，央行用专项票据置换不良贷款50%，其余50%自主筹集（约1650亿元）。但推行中走了样，一些地方政府下达任务强制私人入股，要民间资本买单，但买了单仍在国有金融机构的掌控中，使农村金融对内开放步履维艰。突击达到资本充足率规定也令人堪忧，因为随着时间推延时效会下降，经营不善将面临股东退股的风险〔6〕。

农村信用社改制的缺陷已显露：农信联社与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清，资金运用权限上收，形成基层向上层集中管理的组织结构，虽然加强了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指导和监管，但政企不分又显示出来，仍然是政府经营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

目前，主流学者还未跳出政府控制农村金融的思路，比如，政府主导农村合作金融；通过增资扩股整合江浙的民间金融机构，然后纳入现有银行体系。前者是要政府把农村合作金融管起来，后者是要政府把地下钱庄管起来，可见，农村金融改革延续了国有银行改革的思路——强化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

综合上述，说明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制强化了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使全国的金融资源向各种国有金融机构集中，这种管理体制在封闭的环境中运行尚能维持，当银行业的大门敞开，垄断局面将被外资银行打破，因此，分析城乡金融机构改制现状、探讨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隐患及应对办法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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