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储蓄利息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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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增加2683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2924亿元，增幅比上年12月末下降3.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8.6个百分点。又有资料表明，从去年2月至9月居民储蓄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下滑趋势日益明显，一直到去年10月，受央行加息影响才出现回升。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过低，与持续上场的物价指数相比，加上银行代扣20%的利息税，过低的利率早已成为负利率。居民储蓄持续下滑，必然导致民间资金“体外循环”，亦可引发金融风险。为此，笔者提出一个论点：如果利率不动的话，利息税是否已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现在是到了理性决断、改革利息税的时候了。
　　我国利息税历史的简要回放
　　何谓利息税？利息税全称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主要指对个人在中国境内存储人民币、外币取得的利息所得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早在1950年我国就颁布了《利息所得税条例》，规定对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但因为当时我国人均收入较低，征收利息税没有实质意义，1959年也就停征了利息税。到了198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和1993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再次把利息所得列为征税项目。但均因当时个人储蓄存款数额较小等因素，再次免征利息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紧缩成为我国当时经济的主要特征。为调控经济，央行从1996年5月1日起连续7次降低人民币存款贷款利率，但依然难以减缓储蓄存款余额持续过快增长的势头，到1999年6月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9174亿元之巨，银行存贷差达10000多亿，而且银行的居民存款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务院第272号令，从1999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并规定开征税率为20%。自此，20%的储蓄利息税一征就是5年多，目前仍在延续。

　　从利息税的初衷、现状看改革利息税势在必行

　　从利息税历史的简要回放中，可以看出国家开征利息税的初衷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企图通过征收利息税能抑制储蓄增长过快的势头，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希望能促进居民投资分流，让一部分储蓄资金流向其它投资领域；第三方面，希望通过对高收入者征税能转移财政支付，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和谐。可见，国家征收利息税集中到一点是组织收入、调节收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然而，从这5年实施效果看，利息税是否达到上述初衷呢？不妨先看一组数据：2000年，我国的利息税收入约为150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6万亿元；2001年利息税收入为279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7万亿元；2002年利息税收入为300亿元，储蓄存款余额为8.7万亿元；2003年利息税收入为280亿元，储蓄存款余额约为11万亿元；2004年利息税收入为320.76亿元，储蓄存款余额为12.4万亿元。再看征收利息税的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连续4年慢于GDP的增长，年平均增长差距达2到3年百分点。这组数据表明，我国自1999年11月1日恢复征收利息税以来，居民储蓄存款势头不但没有理想中的减慢，反以万亿以上的速度增长；利息税收入的波动与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也极不相称；以征收入利息税来刺激消费的初衷也没有实现。

　　我国社会的现实是，钱少的人在银行存钱，钱我的人在资本市场捞钱，而现行这种“一刀切”的20%税率，真正受到影响的是这些存银行的人。因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市场上中低收入者是主体，他们储蓄存款主要是用来培育下一代和自己养老，对即时消费是可省则省，提前消费更是可望不可及。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居民不会因为征收利息税了改变存款意愿而去消费、或投资到股市、债券上去。无论是数据验证还是储户心态剖析，都说明国家企图通过征收利息税来拉动居民消费、储蓄分流是不现实的，难以达到初衷目的。事实上，国家征收利息税后，居民只是调整了结构，更倾向于活期和短期存款，长期存款不再受宠。且不说这里隐藏着对广大中低收入储户利息受损造成的不公，对于银行来说，还会导致存贷款结构不合理和潜在金融风险。另外，20%一刀切的利息税，既没有采用世界各国通行个人所得税收的优惠原则，也没有采取累进税率的规则，使税收征收失去了调节个人所得财富再分配的功能，既没有体现公平更不能保护弱势者，这与中央倡导的“以人为本”格格不入。总之，5年多来征收利息税的实施效果表明，征收利息税与政府初衷背道而驰，确实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如果说当时在通货紧缩的状况下，国家希望通过开征利息税把居民存款“赶”到消费市场上去，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近年来出现的是的，投资大幅度增长、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上涨的势头，以2004年为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9%，比2003年加快2.7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1.4%，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1%，两者之差为5.3个百分点，企业盈得空间缩小。进口价格指数攀升较快，涨幅创近3年新高。据央行去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分析认为，2005年物价上涨因素依然存在，通货膨胀压力还未根本缓解。在这种新经济形势下，再沿袭原先的利息税，意义已经不大。经济形势变，政策也相应变，改革利息税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当务之急。

　　改革利息税宗旨、原则及模式选择

　　去年我国财政收入达2.63万亿元，增长21.4%，其中储蓄利息税只有320多亿元，仅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28%。国家财政收入的根本好转，也为改革储蓄利息税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我以为改革利息税的宗旨应体现两方面的思想：首先是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胡锦涛总书记2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善于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前进。”改革利息税政策的出台，一定要通过调节社会收入再分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再是体现“和谐社会”的思想。胡锦涛同时还指出：“要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据此精神，利息税改革政策出台，特别要注意有利于保护中低收入水平的储户和弱势群体储户的利益。真正让利息税起到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改革利息税的原则，总的来说应当坚持个人所得税税收基本法则的税负公平原则、累进税率原则、弱势群体储户优惠的原则。按此原则，必须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实行的一成不变的20%一刀切的税率，创造条件采取累进税率，与国际接轨。巨富者与维持生计者一样的税率，怎能起到调节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巨富者多税、欠富者寡税，天经地义。否则，征收利息税，既起不到初衷作用，还会导致利率的缺口增大，中低收入储户消费能力降低，最终影响消费、影响经济发展。

　　针对我国现行利息税的不合理情况，改革利息税势在必行。改革利息税不是简单的取消利息税，但是在改革方案尚未成熟之前，针对目前负利率缺口不断加大的现实，我主张先暂时停征利息税。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虽然早就提出要征收利息税，但均因人均收入低、个人储蓄额度较小，没有实质意义则停征。正是这些正确的停征决策，有效保护了储户的利益，激发了爱国储蓄热情，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暂时停征利息税，正像我国曾实行的三年期以上储蓄保值时，根据物价指数不同或给予贴补率或取消贴补率一样，是政府随时可运用的一种市场经济行为，是对储户利益高度负责的明智的选择。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暂时停征利息税，可以唤回居民储蓄的吸引国，无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过热降温。因为“负利率”后，相当一部份储户把钱投入到收益更高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中，大量民间资金“体外循环”，游离于银行监督之外，一旦投入到属于宏观调控项目中，变会助长经济“过热”，削弱宏观调控的力度，而暂停利息税后，这类现象会有所遏制，埃及、巴西、阿根行廷及俄罗斯等国家至今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税，不能不说与这方面考虑有关。

　　改革模式这一，储蓄利息税与个人所得税合并纳税。利息税，是属于个人所得税的范畴。因此，利息税可考虑纳入个人所得税的统筹改革之中，与其它的个人所得进行综合计征，这也是对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完善。美国不设利息税，但无论是工资、银行存款利息、稿费还是炒股获利，美国纳税局都会把个人的实际收入统计的清清楚楚，到时根据你的总收入按相应的税率纳税。韩国存款利息也被算作个人总收入的一部分，按总收入纳税。银行每3个月计付一次利息，同时代为扣税。澳大利亚银行储蓄存款利息也是计入个人总收入，一并缴纳个人所得税。所得税按总收入分不同档次，税率由20%到47%不等。国外的这些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改革模式之二，降低起征税率，并严格实行不同的累进税率。日本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储蓄利息税率仅为15%。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储蓄利息税率确实是偏高。当今世界通行的是施行累计税率，也就是说作为义务纳税人的每个储户所得利息净额不同，其利息税率也是不同的。个人所得利息净额越高的储户，利息税率也越高、纳税额也会大些。个人所得利息净额较低的储户，税率就相应较低，纳税额也就小些。同时，储蓄利息税的起征税率也不是一成不变，要随着市场物价指数之变而变。那种一刀切一成不变的储蓄利息税率，或多或少带有计划经济年代的长官意志、行政命令，与如今的市场经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不相适应。

　　改革模式之三，给予低收入水平的储户免征利息税。纵观当今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法，对于低收入水平者都设有一些税收优惠条款，如某些手工劳动所得项目不列入上税范围。比如德国利息税虽达30%，但主要针对高收入储户。他们还规定，单身者个人存款利息低于6100马克、已婚者低于1.22万马克，就可填写一张表格，由银行代为申请免征利息税。借鉴这一经验，我建议国家在制定利息税政策时，能否给予在城市打工的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低收入民工、凭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免征利息税。具体操作方法，也可参照德国的做法，由国税局统一制表，银行凭相关证明文件，代储户填写申请免征利息税，报当地国税局批准后，银行免扣储户的利息税，以充分体现国家“以人为本”，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改革模式之四，创新免税储蓄品种。目前我国只有教育储蓄，国家规定是免税的。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候，开办民工储蓄、养老储蓄，对这两类储蓄所得的利息也像教育储蓄一样给予免税。凡参加这类免储蓄的人，除出示身份证实名后，再填写统一的申请免征利息的表格，以办理免税储蓄存款。

　　改革模式之五，建议实行消费贷款利息贴补。既然实行储蓄利息税，是为了把增长过快的居民储蓄“赶”向消费市场，激活消费，那么在“赶”缺乏动力的现状下，能否加点动力呢？动力就是在实行储蓄利息税的同时给消费贷款者也实行一定的消费贷款利息贴补，当然贴补率可以小于利息税率。这也是合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的。瑞典规定，通过银行存款利息、股息、债息及房租等资本和固定资产获得的个人收入，都要按30%缴纳资本所得税。但政府为了鼓励消费，同时也会为那些申请了消费贷款的人提供30%的贷款利息补贴。瑞典的经验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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