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

摘要：长期以来，前苏联和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是探索所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前景问题”：笔记与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晚年马克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书信、手稿有共同的理论主题，它们都是晚年马克思思考和探讨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重要文献。实际上，通过深入、透彻的文本研究可以发现，“人类学笔记”的真正主题并非探索上述问题，而是探索人类的原始社会及文明时代的起源。澄清这一点，有助于正确评价笔记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人类学笔记”；主题；原始社会；文明起源；摩尔根笔记

中图分类号：B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030-05

马克思晚年(1879—1882年)曾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著作写下详细的读书笔记，主要有《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亨利·萨梅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人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等五个笔记。对于这些笔记，我国学界中广泛流行的一种称谓是“人类学笔记”。长期以来，前苏联和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些笔记的主题是探索所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前景问题”：笔记与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晚年马克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书信、手稿有共同的理论主题，它们都是晚年马克思思考和探讨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重要文献。

在本文中，笔者力图阐明一种关于笔记主题的不同看法，即认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真实主题并非探讨所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而是探索人类历史的“原生形态”(即原始社会)以及“派生形态”(文明时代)的历史起源。简明地说，“原始社会与文明起源研究”，就是笔记的主题。为了充分论证上述观点，笔者采取循序渐进的论证思路，依次阐明马克思上述五个笔记的有机整体性、摩尔根笔记在五个笔记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主题、五个笔记的内在逻辑联系及其他四个笔记的主题，在此基础上系统、详尽地说明，何以“原始社会与文明起源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真正主题。

经过仔细辨认和考察。研究者不难发现，晚年马克思所作的上述五个笔记之间并不是孤立自存、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联系、内在关联的，构成了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共同服务于他晚年制定的某一研究计划。说这五个笔记构成了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第一，从摘录对象来看，各笔记摘录的都是当时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及其追随者的主要著作；第二，在写作时间上，除拉伯克笔记外，其他四个笔记之间几乎是紧密衔接的；第三，各笔记在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上存在着重叠性、相似性；第四，各笔记在具体内容上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在把握共同问题时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的。不难看出，这几个笔记之间存在紧密的思想联系，它们是写于马克思晚年最后时期的同一序列的著作，并极可能与他晚年的某一研究计划有关。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五个笔记之间并不是平行并列、不分主次的关系，而是“一个核心笔记、四个辅助性笔记”的关系。摩尔根笔记是晚年马克思所作的这组笔记中的核心笔记、首要笔记，其基本依据是：第一，摩尔根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是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最重要的科学基础、科学依据；第二，马克思在其他笔记中经常以摩尔根科学成果、摩尔根笔记的基本思想为主要依据，批评、修正其它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史的错误观点，或引用摩尔根成果对他们的论证进行重要补充：第三，从马克思对摩尔根、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及其著作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评价，也可以清楚地发现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它对其他笔记的影响力：第四，从恩格斯对摩尔根笔记的高度重视，以及他的相关说明和晚年的理论活动，也可以找到关于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的有力佐证。

辨认核心笔记的主题，对于正确界定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进而科学评价笔记的历史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从逻辑上说，“人类学笔记”的主题必定与其核心笔记的主题相一致。而研究者很容易发现，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就是摩尔根笔记的主题。关于这一点，仅从该笔记摘录的摩尔根原著(即《古代社会》)的副标题中就不难看出来。《古代社会》一书的副标题是“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它清楚地表明了：该书的研究对象不是别的，正是人类原始社会(包括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发展历程及文明时代的起源、形成过程。就具体内容而言，摩尔根笔记系统而透彻地说明了原始社会的具体发展阶段、内在发展动力、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原则、血缘亲属制度，描述了作为文明时代基本特征的专偶制家庭、私有制、国家从起源到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导致氏族制度解体、文明时代形成的根本原因、内外部因素、主客观因素，覆盖了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所应涉及的绝大多数问题，堪称为晚年马克思叙述原始社会史、文明起源史的“百科全书”。

马克思的这五个笔记之间，构成了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其他四个笔记为辅助和补充的内在逻辑联系。在五个笔记中，摩尔根笔记是专门、系统探讨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笔记，也是这组笔记的核心笔记；其他四个笔记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作了重要补充，提供了该笔记之外关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大量新的材料、事实和观点。

(一)梅恩笔记的主题及其对摩尔根笔记的补充

经过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梅恩笔记的主题思想、核心内容，同样是对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不过，与摩尔根笔记的正面、系统阐述不同的是，梅恩笔记主要是以摩尔根笔记关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基本观点为依据，围绕上述主题，对梅恩的人类学相关观点和材料进行批判性考察的。马克思写作梅恩笔记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批判梅恩在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主要包括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家庭形式、部落首领的社会管理职能、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演变的实质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来进一步阐明摩尔根笔记关于上述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并补充一些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相关的科学材料、事实和观点，完善和深化摩尔根笔记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关于“梅恩笔记的主题是探讨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

题”的说法，我们可以从该笔记的具体内容中找到根据：

一方面，从笔记对梅恩原著的摘录情况来看，马克思对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一共摘录了其中的11章，分别是：第2章“古爱尔兰法”；第3章“作为社会基础的血缘关系”；第4章“部落和土地”；第5章“首领及其等级”：第6章“首领和土地”：第7章“家族的古代划分”；第8章“原始观念的发展和传播”；第10章“原始法律的权利维护手段”；第11章“已婚妇女的固定财产的早期历史”；第12章“统治权”；第13章“统治权和帝国”。在以上内容结构中，多数章(包括第3、4、5、6、7、8、10、11章)是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直接相关的。此外，第12、13章与国家起源研究也有较大的关联性。这11章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大多属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的范围，并与摩尔根笔记探讨的问题有不少相似或重叠之处。比如，“作为社会基础的血缘关系”，同样也是摩尔根笔记的基本内容；对氏族或部落首领的权力与职责、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原始家族的探讨，也是摩尔根笔记的重要内容；“已婚妇女的固定财产的早期历史”这一章与原始社会女系财产继承制度研究有很大的关联性，而后者正是摩尔根笔记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从他摘录梅恩著作时所作的评论来看，大部分评论是用来批判、纠正梅恩的错误观点和阐明自己的立场的，其中又以批判、纠正梅恩在原始社会、文明起源方面的错误观点，阐明摩尔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为核心内容、主体部分。作为一个以批判为基调的笔记，梅恩笔记中马克思写下的评论是五个笔记中最多的，达到140多处，其中针对梅恩观点的批判性评论占大多数。在该笔记的所有评论中，马克思用以批判、纠正梅恩在原始社会、文明起源方面的错误观点、阐明摩尔根和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的评论占有最突出、最重要的地位，所耗费的笔墨也是最多的。在笔记中，马克思为了表明自己“批判梅恩在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阐明摩尔根和自己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思想主旨，有时还特意在摘录梅恩原著的具体章节前，先开宗明义地说明自己对梅恩及其观点的看法、态度。比如，他在摘录梅恩原著第11章“已婚妇女的固定财产的早期历史”的具体内容前，就首先指出，“在第11章《已婚妇女的固定财产的早期历史》中，诸事如意的梅恩还不知道母权制(巴霍芬等)为何物，也还没有摩尔根的著作作为‘精美的’家具摆在自己的周围”。他在摘录第3章“作为社会基础的血缘关系”的具体内容前也首先指出，“以下的‘摘录’表明，一方面，梅恩先生还没有能够剽窃摩尔根尚未发表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企图把尼布尔著作中已有的东西说成是他亨利·萨梅纳·梅恩‘指出的’!”

梅恩笔记除了批判梅恩在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进一步阐明摩尔根、马克思在相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外，还对摩尔根笔记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作了重要补充：该笔记进一步探索了原始公社的历史发展阶段、私有财产与土地私有制的起源、原始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原始社会的财产继承制度、国家的起源等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补充了大量新的材料、事实和观点。

(二)拉伯克笔记的主题及其对摩尔根笔记的补充

拉伯克笔记的主题是对原始社会问题的探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该笔记的内容结构中找到相当充分的根据。笔记主要探讨了五个基本问题：原始婚姻制度的起源和历史发展阶段、原始部落的女系亲属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女系财产继承制度、原始宗教的起源和历史发展阶段、原始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原始人的复仇观念。显然，这五个问题全都属于原始社会研究的范围。另外，从该笔记所摘录的拉伯克原著的副标题(“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中，我们也不难理解，拉伯克、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兴趣，就是探讨原始社会问题。或者说，探索原始社会问题，就是二者著作的理论主题。与梅恩笔记相似，在拉伯克笔记中，马克思以摩尔根笔记关于原始社会的基本观点为依据，批判和纠正了拉伯克、麦克伦南等人在原始社会问题(其中主要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蒙昧人的群婚现象的性质、原始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重申了摩尔根和自己在上述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他指出，拉伯克与麦克伦南一样，不恰当地将蒙昧人的群婚与所谓“淫乱”混为一谈，“实际上清楚得很，淫乱是一种以卖淫为前提的形式”，而“卖淫只是作为婚姻——不论是群婚之类的婚姻还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之对立物而存在的”：拉伯克还深受麦克伦南关于“外婚制”、“内婚制”的错误理论的影响，对原始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了不正确的描述；他和麦克伦南一样，“对基础即存在于部落之内的氏族一点也不了解，尽管他也援引了某些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的事实，并且这些事实也的确曾对他有所触动”。

此外，马克思还利用拉伯克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人类学科学材料、事实，对摩尔根笔记的原始社会研究作了重要补充：在该笔记中，他进一步探索了原始社会早期的女系亲属制度、财产继承制度、原始宗教的起源和历史发展阶段、原始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原始人的复仇观念等原始社会问题，补充了一些新的科学材料、事实。在该笔记对摩尔根笔记所作的上述补充中，对原始宗教的起源和历史发展问题的探讨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占据了该笔记的大部分内容篇幅。

(三)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及其对摩尔根笔记的补充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与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相同。也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证，其主要依据是：第一，柯瓦列夫斯基和马克思研究印度、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秘鲁等国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主要动机，是试图以印度等国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大量残存的原生公社、原始土地公有制、原始社会痕迹为线索，揭示和还原人类原生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原始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基本特征，并通过对各国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的不同类型、不同形式之间的比较研究，来说明人类原生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原始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是如何覆灭，并为新的公社形式、土地所有制形式、社会形式所替代的；第二，对“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集中考察是马克思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思想历程中所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第三，该笔记与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等晚年马克思集中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笔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的理论联系。

该笔记对摩尔根笔记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所作的重要补充在于：它探索了原生公社在人类历史上的演进轨迹与解体过程、原始社会的共产制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土地私有制

与私有财产的起源、蒙昧时代人类由不定居的渔猎生活向定居生活方式的演变、原始农业、畜牧业的起源等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关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些重要的科学材料、事实和观点。

(四)菲尔笔记的主题及其对摩尔根笔记的补充

菲尔笔记的主题则是探索原始社会问题。在该笔记中，马克思考察孟加拉、锡兰村社问题的主要动机，并非从现象层面上简单描述孟加拉、锡兰村社的具体状况，而是试图以孟加拉、锡兰村社中大量遗存的原生公社、原始社会痕迹、特征为线索和根据，来揭示和复原人类原生公社、原始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基本特征。在研究动机和思想主旨上，菲尔笔记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它们都是马克思用以探索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原始社会)问题的重要辅助性材料。关于菲尔笔记探索原始社会的上述理论动机和主题思想，我们可以从该笔记本身中找到根据。事实上，孟加拉、锡兰的村社之所以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引起他的关注和重视。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村社中残存着大量原生公社、原始社会的痕迹，对这些痕迹的仔细考察和辨认，有助于揭示和复原人类原生公社、原始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基本特征。他注意到，“在孟加拉，在所有各阶级中都普遍盛行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和共同享有财产收益的习惯”；“不分居家庭制度在锡兰也像在孟加拉一样突出……锡兰的不分居家庭制度的独特之点是：弟兄两个也可能弟兄几个，共住一室，共娶一妻；这种做法受到英国立法的阻止，但无法绝迹：至今仍作为一个奇异成分包含在民事法庭所应管的继承法中”。

菲尔笔记对摩尔根笔记的原始社会研究所作的重要补充在于：它探索了原始社会的共产制生产、生活方式、财产继承制度、土地所有制、父权制联合家庭的基本特征等原始社会问题，补充了关于原始社会问题的一些科学材料、事实。

通过以上的详细分析，我们已经得出了几个基本结论：第一，上述五个笔记构成了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第二，摩尔根笔记是五个笔记构成的“思想整体”的核心部分；第三，其他四个笔记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作了重要补充；第四，其他笔记的主题要么与摩尔根笔记一致(如梅恩笔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要么以“原始社会研究”为主题(如拉伯克笔记、菲尔笔记)。将这几个结论加以有机综合，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做一个明确判断：“人类学笔记”的主题不是别的，正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或者说，“原始社会与文明起源研究”，就是笔记的主题。

最后。在对“人类学笔记”的主题作了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我们来辨析一下本文开篇之处提到的前苏联、我国学界流行观点的可信度。之所以选择在文末进行这项理论工作，为的是让本文对上述流行观点所作的评论具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和较强的说服力。笔者认为，上述流行观点是严重缺乏文本根据，并与各笔记实际探讨的主要问题相矛盾的。在五个笔记中。作为核心笔记的摩尔根笔记及拉伯克笔记对所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前景问题”根本没有论及，甚至只字未提；梅恩笔记也基本上没有探讨这一问题；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也没有正面探讨这一问题。试想，如果笔记的主题真的是探索上述问题，或者说探索这一问题真的是笔记的主要理论兴趣，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不把笔记理论探讨的重点放在这一问题上，或至少放在与之紧密相关的某一问题上，却放在与该问题并无实质性关联、甚至相去甚远的其他问题(即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上呢?作为笔记理论探讨重点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对他探索所谓“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其实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帮助。这两个问题，一个主要着眼于75史问题，另一个主要着眼于现实问题，二者迥然不同，彼此间也无直接的或重大的理论联系。可见，上述说法不仅与笔记文本的实际情况不符，也是不符合正常逻辑、自相矛盾的。事实上，笔记的主要理论兴趣根本不在上述问题上，而在其他问题上；马克思写作这些笔记。也不是为了探索这一问题，而是另有目的、另有考虑。他晚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著作写下详细的读书笔记，决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某种深思熟虑之举，这些笔记是直接服务于他晚年的一个重大的哲学创新计划的，即借助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最新科学成果，从历史哲学高度，系统、全面地探索和制定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澄清“人类学笔记”的真实主题及晚年马克思写作这些笔记的实际意图，有助于正确评价笔记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本文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主题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京大学王东教授与刘军博士的学术论文(《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启发。王东教授在国内学界首先提出“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是探索“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观点，笔者曾接受这一看法，并与其合作发表了学术论文《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此外，笔者还就“人类学笔记”的相关理论问题独立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二答叶志坚先生》(《东岳论从》2007年第4期)、《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马克思晚年存在一个“人类学转向”吗——中国特色马克思文本学的个案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马克思晚年笔记和人类学的关系》(《东南学术》2004年第3期)、《试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学科性质和哲学理念》(《唯实》2004年第5期)。在从事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的初期，笔者完全接受了王东教授关于笔记主题的上述观点，后来经过进一步思考和推敲，得出了与他不完全一致的结论。最明显的区别是，王教授实质上把笔记的主题仅归结为探索“文明时代的起源”(国家起源是文明时代起源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虽注意到对原始社会的探索是笔记的重要内容，但并不认为其构成了笔记的主题；笔者则认为，笔记的主题是探索人类的原始社会及文明时代的起源这两大问题，探索“文明时代起源问题”并非笔记惟一的主题。本文是在笔者2008年博士论文《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新探》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完成的，文章的部分内容采用或借鉴了笔者先前发表的上述几篇学术论文(包括独立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与王教授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由笔者个人完成的部分)关于“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成果。

②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二答叶志坚先生》，《东岳论从》2007年第4期。

③④⑤⑥⑧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436、523-524、525、388、422-页。

⑦根据世界各国的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大量残存的人类原生公社、原始社会的痕迹、特征来揭示和还原人类原生公社、原始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基本特征，这正是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中后期的原始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思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仍在积极使用这一方法。我们有理由确信，创作于1881年的菲尔笔记仍然是他关于原始社会的上述研究思路的延续和体现。

⑩在“人类学笔记”中，“原始社会研究”与“文明起源研究”虽各有其相对独立性，思想重心各异，但彼此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逻辑联系，决不是互不相干或相互排斥的。在马克思看来，要真正揭开人类历史“派生形态”的起源之谜，科学解释人类历史“原生形态”向“派生形态”的演变、过渡，决不能撇开对人类历史“原生形态”本身的研究，而恰恰需要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毕竟，文明时代、私有制社会(包括其赖以生成的各基础性要素，比如私有财产、阶级、劳动奴役制等)正是从原始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只有对母体即原始社会本身形成了深入、细致的认识，才有可能透彻地理解文明时代、私有制社会及其基础性要素的孕育、生成过程。另一方面，一个完备意义上的“原生形态研究”应包括对“原生形态”的解体、衰亡过程的研究，而这与“派生形态”的起源、生成过程的研究之间显然存在重大的理论关联性。从时间上说，“派生形态”的起源、生成与“原生形态”的解体、衰亡是同步发生的。对“原生形态”的解体、衰亡过程的研究，理论上必然要牵涉到对“派生形态”的起源、生成过程的研究，反之亦然。

(责任编辑　陈金清)

推荐访问:马克思 人类学 笔记 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