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乔健口述师长恩情

乔健，毕业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历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等，为世界著名的华人人类学家。

李济先生

我到台大时，考古人类学系资历最深的两位教授，一位是董作宾先生，一位就是李济先生。李济先生祖籍湖北，早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23年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西方接受完整学术教育的人类学家。从哈佛毕业回国后，李济先生先是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28年又受聘担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的主任。在此期间，他先是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荫村仰韶文化遗址，这是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随后他又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以及章丘城子崖等其他一些重要考古项目，很早就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李济先生不但是中国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恐怕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考古学、人类学界在国际上最负盛誉的一位人物。

李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非常卓越的。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不仅将古代中国的历史往前推了数千年，也为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建立打下了最初的雏形。在对学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方面李先生也一直是倾尽全力的。不仅高去寻、石璋如等先生早年都接受过他的指导，后来台湾考古人类学界的领军人物，如宋文熏、张光直等也都是他的学生。来台后，也是由李济先生一手创办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大凡搞考古的学者，一生的梦想就是能发掘出某个重要的遗址。张光直先生是我的学长。他虽然后来在国际考古学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说他一辈子最引为遗憾的事情就是没能真正发掘到重要的考古遗址。在这一点上，他一直非常羡慕李济先生，还曾经感叹说，在中国的考古学领域，其实这么久以来大家仍然还活在李济先生所开创的那个时代。

李济先生是在美国念的硕士和博士，因此他的中英文都很好。当时台湾有个著名的学术刊物《大陆杂志》，常常会刊登他写的文章或演讲稿。他的白话文写得真是非常好。李先生不但很有才气，在学术上也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他在系里开有“史前史”“体质人类学”等科目，对学生的要求是出了名的严格。他执教严谨，每次上课准备都非常充分，对学生的态度也很严厉。每次考试他给分数的尺度也很严格，被他“当”掉的学生不在少数，因此同学们都很敬畏他，不大敢跟他亲近。

1955年，董作宾先生应邀前往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辞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一职。李济先生便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史语所所长。由此，李济先生的工作重心就渐渐转到“中研院”去了，在台大给同学们授课的时间也就比较少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国境内的屈肢葬》就是由李济先生指导的。不过，那个时候他的研究工作和其他事务已经比较多了，因此，又请了高去寻先生来为我的论文撰写进行具体指导。

李济先生为人为学都十分严谨，在很多人看来都觉得很有距离感。那时候我跟李先生却处得很熟，常常向他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后来，我从台大毕业到美国去念博士。有一年，李济先生到美国访学，我也曾专程去看望他，并陪着他到各处走走看看。1973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去帮他们创办人类学系。从这之后，我和全家长住在香港。因为我母亲在台湾的缘故，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回到台湾探亲。每次回到台湾，一有时间我就会去看望李济先生。那时候，许多台大教授都住在台大校园对面的巷子里。我还记得李先生家是温州街18巷的一栋矮矮的日本式的宅院。房间里面都铺着榻榻米，跟我家里原来那个老房子很像。院子也和原来我家的院子那般大，房屋状况也维护得更好。

李先生一生不抽烟，也不喝酒。我去看望他的时候，经常见他一个人在那里玩牌。我也没有问过他是在玩桥牌还是在算命。李先生学问好、资历深、声誉盛，一直都有许多国外著名大学想请他去做研究或执教。可他大半推辞不去，只想待在台湾，安于淡泊，做自己的研究。从1955年开始，李先生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当了近三十年所长。除了在史语所的工作外，有时候他也会到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给学生授课。“中研院”的研究员们可与台大合聘并授课的惯例是从傅斯年先生开始实行的。台大的前身是日据时期创办的“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光复以后于1945年改成“国立台湾大学”。傅斯年先生于1949年1月至1950年12月出任台大校长，是光复以来台大的第四任校长。虽然傅先生任期不长，但居功至伟，可以说是他真正开创了台大的新局面。当时的很多著名学者，比如李济先生、董作宾先生等都是由傅先生延请来的。傅斯年先生曾经出任台大校长、台湾“中研院”总干事和“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因此在他担任台大校长期间跟“中研院”达成了前述协议，决定“中研院”的研究员们可以到台大来任教。这样可以让最优秀的学者来指导年轻人如何学习，如何做研究，当然对台大是非常有好处的。

到了晚年，李先生的生活比较寂寞。李先生的太太是旧社会的传统女性，裹了小脚，跟他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李先生有一双儿女。抗战期间李济先生带着家人南迁寓居有“抗战文化中心”之称的四川宜宾李庄。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太差，女儿年仅17岁就因病过世了。李先生的儿子李光谟，先是同李济先生一道到了台湾，然后独自又返回到大陆，随后就留在了大陆。李光谟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搞考古学，而是搞俄文翻译。由于身边没有儿女，李先生到台湾后又从亲戚家里过继了一个嗣子李光周。这个嗣子倒是先学外语，后转学考古，接续了李先生的衣钵。李光周留学国外回到台湾后曾经担任过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很可惜的是，他很年轻就过世了。后来我有机会回大陆时，在北京跟李光谟见过好多次面。每每我们谈到李济先生，总是既怀念又伤感。

李光谟直到1995年才有机会第一次返回台湾，不过那时李济先生早已过世，李家在台北的宅院也荒芜破败了。李光谟将父亲的书籍、资料、手稿和信件收集起带回大陆，然后全心投入进行整理。最后他用这批文献材料在大陆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李济文集》，算是告慰他父亲的在天之灵。李济先生是我在台大时期最为敬仰的一位师长。1979年8月1日李先生因病去世。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他，就刊登在当时的《明报月刊》上。

卫惠林先生

当初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有三位资深的文化人类学家。其中最资深的一位是凌纯声先生，他很早就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了，是第三届。其次是芮先生，另外一位就是卫惠林先生。

卫惠林先生年轻时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跟著名作家巴金是好朋友。早年卫先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文学，后来与巴金一道前往法国求学。巴金在法国期间一直致力于文学创作，而卫先生则到巴黎大学攻读民族学及社会学。1929年卫先生从巴黎大学硕士毕业回到国内，先后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移居台湾后，卫先生最初是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工作，1952年转到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任教，1955年以后又同时在“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任职。

在台湾的人类学、民族学家当中，卫先生不仅是著述特别多的一位，也可以说是在台湾地区做田野考察做得最多的一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二十年间，卫先生对台湾少数民族，包括阿美族、赛夏族、排湾族、卑南族、鲁凯族、兰屿达悟族等，基本上都进行过实地调查，而且撰写了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报告。他的这些调查为日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卫先生也是山西人，但好像他的家乡观念并不太深。虽然在大学期间我跟卫先生一同去做过田野考察，但跟卫先生的关系始终不算很密切。不过，每次想起卫先生晚年的遭遇，我总是十分感伤。

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刚刚开放不久，卫先生就争取前往大陆少数民族地区去做田野考察。大概在1982年的年底，通过国家民委的关系，卫先生先是在民委的同志陪同下去了西南的好几个地方。然后到1983年春天，他就来了广东，先到广州，再北上到韶关。不幸的是，刚到韶关，卫先生就突然中风了。随行人员先是在韶关对他进行急救，随后又将他转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广州。卫先生有一个女儿在美国，是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由于基督教教友之间很多都有联系，他女儿在广东的这些教友们就非常热心地帮忙送卫先生到广州的医院里住院治疗。他女儿随后也立即从美国赶来看望父亲。但是，她不能直接从美国进入大陆，因此只好先从美国飞到香港。一到香港，她赶紧就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来找我。虽然她小的时候我在卫先生家里见过她，但我跟她并不熟。一听她讲了卫先生的情况，我立刻想办法帮她进到大陆。然后她就将卫先生接到香港准备送回美国继续治疗。

那是在1983年的3月至4月间，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与费孝通先生等大陆、港台地区及海外学者们一起开第一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中大人类学系里除我以外，还有王崧兴、谢剑都是台大的学生，也都是卫先生的学生。刚好芮逸夫先生和我们在台大的学长李亦园先生也从台湾来香港开会，所以当时很多人都一起前去看望卫先生。从大陆转到香港以后，卫先生暂时住在尖沙咀的一个旅馆里休养。他的女儿以及一位国家民委的同志在他身边陪伴着。我们去了之后，见到卫先生已经完全昏迷了。可是，他听到我们的声音就默默地流下眼泪来。那种情形真是非常令人伤感。从那以后，卫先生就卧病在床，再没有恢复过来了。

1983年在香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卫先生。那之后为了方便照顾，他女儿接他去了美国。不过后来不幸的是，他女儿也病倒了，卫先生在美国就无法继续得到很好的照顾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差不多在卫先生中风十年之后，我又听人说起卫先生从美国回到了大陆，在福建的泉州休养。我想他之所以回到泉州，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他已经没有亲人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他年轻时曾在泉州一所著名的中学任教过一段时间，那里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到泉州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2年，卫先生在泉州辞世。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非常痛心。

陈奇禄先生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我是第一个讲授北美印第安文化的中国人，而陈奇禄先生则是第一个教授我印第安文化的老师。陈奇禄先生是台湾台南人，后来成为台湾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但他却不是人类学专业出身的。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已经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了，好像当时念的是政治学。陈先生大学毕业回到台湾，先是在《公论报》当记者。由于他是台湾本岛人，很喜欢收集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料，因而常常跟当时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老师有来往。陈绍馨先生很欣赏他，便请他到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来任教。陈先生最初在系里从助教开始做起，还到过美国和英国进修。他原本就会日文，正好又有一个到东京大学留学的机会，他便去师从日本人类学家小根千枝先生念了一个人类学的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后，他便在系里开了两门课，一门好像是“人类学概论”，一门就是“北美民族志”。

之前陈奇禄先生曾赴美国墨西哥州立大学进修，虽然没有拿到学位，但却搜集了不少印第安研究的资料回来。陈先生个子比较矮，肤色较黑。他自己常常开玩笑说，当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是有人问他是哪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常常误以为他是印第安人。陈先生可以说是第一个研究美国印第安文化的中国学者。我在大学时代修了陈先生的《北美民族志》，开始对印第安文化产生了兴趣。当时我并不知道日后我自己也会去研究印第安文化，因此可以说是陈先生的这门课给我日后的印第安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

到了大学三四年级，陈奇禄先生又教我们田野调查实习，曾带我去做过两次田野调查。大三的寒假，有两位美国学者要去探访台湾少数民族部落、陈先生也把我带了去，一路去到了屏东、山地门、雾台等地方。

那个时候，陈先生在考古人类学系里算是资历比较浅的年轻一辈学者。我念本科的时候，他一直担任讲师。大概在我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博士学位，才升为副教授。后来陈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不少的成绩，曾经担任过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系主任、台大文学院院长，还担任过“中研院”民族学所的研究员和美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并在1976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他也是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的首任主任委员。

陈奇禄先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还有他过人的才气。他不但画画得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后来台湾“文建会”还专门为他出过书画集。我也曾经请陈先生为我写了副对联挂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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