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早期现代化的癸卯学制

摘要：1904年，张之洞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诞生了，这标志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开始。通过对张之洞和他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的研究，多层面的分析揭示出张之洞在癸卯学制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癸卯学制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张之洞； 早期现代化； 癸卯学制

中图分类号：Ｇ522．2文献标识码：Ａ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称“抱冰老人”，洋务重臣，著名教育家。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赞他说：“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湖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此中利弊，阅历最深。”①（ｐ．5036－5037）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张之洞主持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就是著名的癸卯学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教育早期现代化意蕴并落到实处的法定学制，它比先前制定的壬寅学制更加详细，特别是课程更加丰富，体制更加完备，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早期现代化写下了关键的一笔。

一、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指导下的癸卯学制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以癸卯学制为载体影响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其主旨是借用西方国家学制的形式来促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学校教育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并最终进入早期现代化。

（一）癸卯学制的精神主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问世，对“中体西用”作了精辟总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依他所见，所谓“中学”，又称“旧学”，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以中国纲常名教为根本得圣教孔学。他说：“无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疑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②（ｐ．70）所谓“西学”，又称“新学”，包括西政、西艺、西史诸领域。新旧学之间理应“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③（ｐ．8）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正是借助张之洞《劝学篇》中所凝练的“中体西用”思想而缓缓推进，赋予西学合法地位，促使洋务教育全面展开，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了传统教育向现代化的逐步过渡。

这一时期致力于创办新教育、改革旧教育的各类人士也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如梁启超主张“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④（ｐ．153）因此，他的课程设置原则就是“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④（ｐ．157）盛宣怀规定南洋公学创办宗旨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⑤（ｐ．151）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⑥（ｐ．426）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也是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癸卯学制二十学堂章程无不将这一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在“立学宗旨”一栏中开宗明义地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⑤（ｐ．198）规定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⑦（ｐ．416）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⑦（ｐ．432）中等学堂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⑦（ｐ．506）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校皆有专长为成效”；⑦（ｐ．567）师范学堂“以习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⑦（ｐ．673）实业学堂“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为本计”。⑦（ｐ．750）从各学堂章程上来看，张之洞对中国人才的培养目标作了全局性的思考，教学目的比以前更加系统，基础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及思想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忠实地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主旨，成为带有早期现代化意蕴的教育系统。

（二）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癸卯学制微观层面的体现

张之洞不仅从宏观角度赋予癸卯学制中体西用的精神主旨，而且还从微观角度，诸如课程、教法、教材、师资等方面契入中体西用的实施原则，努力把中国传统教育融入教育现代化的洪流中去。

1．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课程中的体现

按张之洞的构想，中体西用的原则在职能分工上是“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③（ｐ．48）在学习程序上是“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⑧（ｐ．2）为此，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要求不得废弃经史辞章之学，“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藉。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⑤（ｐ．202）据统计，癸卯学制中读经课占全部教学时数的25％，加上中国文学则中学占全部教学时数的35％。⑨（ｐ．89）癸卯学制中规定“博考外国各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⑤（ｐ．197）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为八科，“一，修身，二，读经，三，中国文字，四，算术，五，历史，六，地理，七，格致，八，体操”；⑦（ｐ．418）高等小学堂在初等小学堂科目基础上增加图画；中等学堂加外国语，“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故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⑦（ｐ．204）另有博物、物理、化学、法制及理财课目；高等学堂分三类，各类学堂课程在中等学堂基础上加深加博；师范学堂习普通科目外加教育学和习字；实业学堂习普通科目外，加专业学科目。这些教学内容将中学和西学融为一体，使新式学校的课程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洋溢着早期现代化的气息。

2．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采用教科书中的体现

教科书的采用是体现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又一阵地。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式的洋务学堂采用教科书时就已经遵循着“中体西用”的教育原则，“中学”采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材，“西学”课本则采用国外教科书。为此，当时的京师同文馆先后编译了英文、法文、国际公法、西方法律、外国历史、政治经济学等大量西方书籍充当教材使用，但仍旧难以满足需要。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和刘坤一就曾建议晚清政府要求出国留学人员在留学三年期间需要翻译几本西方书籍，回国后上交政府充作教科书之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就规定：“一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现订各学堂教科门目，其中有暂用外国科学书者，或名目间有难解，则酌为改易，仍注明本书名于下，俾便于依类采购。将来各科学书中国均自编有定本，撰有定名，再行更正。至现所选录之外国各种科学书，及华人所译科学书，均由各教员临时斟酌采用。其与中国不相宜之字句则节去之，务期讲习毫无流弊，仍拟另撰科学门目释义，用资考察。”⑤（ｐ．211）癸卯学制中规定的大学教科书绝大多数都采自国外。例如，政法科大学，规定了18门主要科目，除“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之外，其余16门课程全部采用日本教科书；医科大学规定开设课程29门，所用教科书除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四门“宜参考中国至精之本”外，“其余各科，当择译外国善本讲授”；在格致科大学和工科大学15个专业共计314门课程中，对教科书的规定就只有一句话：“宜择译善本讲授。”⑩（ｐ．306）这样，采用国外教科书的做法便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客观上加速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程，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的传统教育向早期现代化教育转变。

摘要：1904年，张之洞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诞生了，这标志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开始。通过对张之洞和他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的研究，多层面的分析揭示出张之洞在癸卯学制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癸卯学制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张之洞； 早期现代化； 癸卯学制

中图分类号：Ｇ522．2文献标识码：Ａ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称“抱冰老人”，洋务重臣，著名教育家。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赞他说：“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湖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此中利弊，阅历最深。”①（ｐ．5036－5037）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张之洞主持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就是著名的癸卯学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教育早期现代化意蕴并落到实处的法定学制，它比先前制定的壬寅学制更加详细，特别是课程更加丰富，体制更加完备，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早期现代化写下了关键的一笔。

一、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指导下的癸卯学制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以癸卯学制为载体影响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其主旨是借用西方国家学制的形式来促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学校教育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并最终进入早期现代化。

（一）癸卯学制的精神主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问世，对“中体西用”作了精辟总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依他所见，所谓“中学”，又称“旧学”，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以中国纲常名教为根本得圣教孔学。他说：“无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疑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②（ｐ．70）所谓“西学”，又称“新学”，包括西政、西艺、西史诸领域。新旧学之间理应“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③（ｐ．8）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正是借助张之洞《劝学篇》中所凝练的“中体西用”思想而缓缓推进，赋予西学合法地位，促使洋务教育全面展开，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了传统教育向现代化的逐步过渡。

这一时期致力于创办新教育、改革旧教育的各类人士也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如梁启超主张“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④（ｐ．153）因此，他的课程设置原则就是“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④（ｐ．157）盛宣怀规定南洋公学创办宗旨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⑤（ｐ．151）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⑥（ｐ．426）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也是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癸卯学制二十学堂章程无不将这一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在“立学宗旨”一栏中开宗明义地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⑤（ｐ．198）规定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⑦（ｐ．416）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⑦（ｐ．432）中等学堂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⑦（ｐ．506）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校皆有专长为成效”；⑦（ｐ．567）师范学堂“以习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⑦（ｐ．673）实业学堂“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为本计”。⑦（ｐ．750）从各学堂章程上来看，张之洞对中国人才的培养目标作了全局性的思考，教学目的比以前更加系统，基础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及思想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忠实地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主旨，成为带有早期现代化意蕴的教育系统。

（二）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癸卯学制微观层面的体现

张之洞不仅从宏观角度赋予癸卯学制中体西用的精神主旨，而且还从微观角度，诸如课程、教法、教材、师资等方面契入中体西用的实施原则，努力把中国传统教育融入教育现代化的洪流中去。

1．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课程中的体现

按张之洞的构想，中体西用的原则在职能分工上是“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③（ｐ．48）在学习程序上是“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⑧（ｐ．2）为此，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要求不得废弃经史辞章之学，“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藉。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⑤（ｐ．202）据统计，癸卯学制中读经课占全部教学时数的25％，加上中国文学则中学占全部教学时数的35％。⑨（ｐ．89）癸卯学制中规定“博考外国各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⑤（ｐ．197）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为八科，“一，修身，二，读经，三，中国文字，四，算术，五，历史，六，地理，七，格致，八，体操”；⑦（ｐ．418）高等小学堂在初等小学堂科目基础上增加图画；中等学堂加外国语，“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故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⑦（ｐ．204）另有博物、物理、化学、法制及理财课目；高等学堂分三类，各类学堂课程在中等学堂基础上加深加博；师范学堂习普通科目外加教育学和习字；实业学堂习普通科目外，加专业学科目。这些教学内容将中学和西学融为一体，使新式学校的课程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洋溢着早期现代化的气息。

2．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采用教科书中的体现

教科书的采用是体现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又一阵地。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式的洋务学堂采用教科书时就已经遵循着“中体西用”的教育原则，“中学”采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材，“西学”课本则采用国外教科书。为此，当时的京师同文馆先后编译了英文、法文、国际公法、西方法律、外国历史、政治经济学等大量西方书籍充当教材使用，但仍旧难以满足需要。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和刘坤一就曾建议晚清政府要求出国留学人员在留学三年期间需要翻译几本西方书籍，回国后上交政府充作教科书之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就规定：“一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现订各学堂教科门目，其中有暂用外国科学书者，或名目间有难解，则酌为改易，仍注明本书名于下，俾便于依类采购。将来各科学书中国均自编有定本，撰有定名，再行更正。至现所选录之外国各种科学书，及华人所译科学书，均由各教员临时斟酌采用。其与中国不相宜之字句则节去之，务期讲习毫无流弊，仍拟另撰科学门目释义，用资考察。”⑤（ｐ．211）癸卯学制中规定的大学教科书绝大多数都采自国外。例如，政法科大学，规定了18门主要科目，除“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之外，其余16门课程全部采用日本教科书；医科大学规定开设课程29门，所用教科书除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四门“宜参考中国至精之本”外，“其余各科，当择译外国善本讲授”；在格致科大学和工科大学15个专业共计314门课程中，对教科书的规定就只有一句话：“宜择译善本讲授。”⑩（ｐ．306）这样，采用国外教科书的做法便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客观上加速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程，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的传统教育向早期现代化教育转变。

3．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教学方法中的体现

张之洞继承了古代分科教学的方法，并较早采用了西方的班级授课制。他在开办广雅书院时就实行了分科教学，“学生随其性之所近择而习之”。(11)（ｐ．64）分科教学、班级授课制在癸卯学制中继续沿用，对新式学校的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之洞注意及时引进国外先进教学方法，强调教学的直观性和可接受性原则。癸卯学制规定历史教学：“宜悬历代帝王统系图一幅于壁上，则不劳详说而自能记忆。”⑤（ｐ．420）地理教学：“宜悬本县图、本省图、中国图、东西半球图、五洲图于壁上……则不烦细讲而自了然。”⑦（ｐ．421）讲解“勿令学生苦其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⑦（ｐ．434）除此之外，癸卯学制中也融入西方教学法中理论与实践结合、课堂教学与实习、实验结合的优点，规定师范学校设附属小学，以便师范生“实事授业”、“实事练习”。实业学校把实习列为重要科目，中学教师“凡教理化者，在本诸实验，得正确之知识”，⑦（ｐ．5１1）教学中实习与实验的加强是教学方法步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癸卯学制还十分注重理论对教学的指导，张之洞把西方先进的教学理论引入中国，写入学堂章程广泛用于教学。《奏定蒙养院章程》“保育教导要旨及条目”就是把西方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于儿童教学的例证。《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师范学校开设教育学，“先讲教育史，当讲明中国外国教育之源流”，“次讲教育原理，当讲明心理学之大要，及教授法之大要”。⑦（ｐ．678－679）至于教师的任用，《学务纲要》中规定“应令京外各学堂择各科学教员之学望素著者，中学用中教员，西学用外国教员”。⑤（ｐ．210）而且，教员须注重语言训练，用官话进行教学。张之洞最早提出训练语言、官话教学，因为他已经敏锐地认识到随着教育的世俗化、普及化、教育对象的扩大、班级授课的普遍采用、特别是师范教育的兴起，语言训练和语言的统一势在必行。《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教师善于语言者，则其讲解学理，醒豁确定，启悟必多，故当教授之际，宜时使学生演述所学以练习言语”，⑦（ｐ．676）师范生“练习官话，以便教授学童，使全国人民语言合一”。⑦（ｐ．678）语言训练、官话教学对学校教育意义重大，不仅可以提高教学效果，而且可以推动教育的大众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整体现代化。

二、张之洞与癸卯学制普通教育体系、师范教育体系、实业教育体系并驱模式的制定

（一）张之洞与癸卯学制普通教育体系的制定

十九世纪晚期，属于洋务教育性质的各类新式学堂已经有不少，但这些学堂处于互不相干、十分松散的状态之中。从体制上可以定性为单一制，下无预备学校，上无继续深造的机构；从课程而言，则多数属于低级专科性质，学习内容局限于简单技艺性科学，不重视普通教育，并且没有学制上的保障，不利于新式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张之洞先后派遣姚锡光和罗振玉前往日本考察教育体制，他们考察完毕后建议张之洞仿照日本中小学模式普及教育。在姚锡光和罗振玉的建议下，张之洞开始认识到：“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各国皆以初等小学任为国家义务，以期教育之普及。是各州县初等小学，尤为教育国民之根本。……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学堂永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12)（ｐ．16）

受其影响，张之洞在制定癸卯学制时特别强调普通教育的地位，调整了中小学的授业年限，突出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兹以原定蒙学堂课程，实即为外国小学堂课程，因即并入初等小学，改为五年毕业。……高等小学则展为四年，中学则展为五年……日力有余，而于应习之普通各学科时刻仍无障碍，统计小学学期，较原章减短一年，而于中学学期加展一年，前后仍合为十四年，并无出入。”⑤（ｐ．209）除此之外，癸卯学制清晰地把普通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共三级十三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含中学堂一级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含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十一到十二年。由于新学制的实施，出现了兴办学堂的高潮。据当时学部统计，1907年各省共有学堂37，888所，学生1，024，988人；1908年学堂达到47，995所，学生达到1，300，739人，一年间学堂数目增长26．7％，学生人数增长26．9％；1909年学生人数达到1，626，720人，比1908年又增长25．1％。(13)（ｐ．305）普通教育体系的建立不仅是现代教育的内在需求，也是西学东渐大趋势下的应对之策，有此丰硕果实，张之洞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二）张之洞与癸卯学制师范教育体系的制定

在癸卯学制中，师范教育体系和普通教育体系并行。张之洞认为“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欲得小学教员必自养成师范始”，(14)（ｐ．861）他先后创立了两湖总师范学堂、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师范学堂，但远远不能满足师资需求，“方今国势危机，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15)（ｐ．36）于是，张之洞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学师范以期回国任用，“为照湖北省前议选派学生弁目前往日本分途学习师范、警察两门，曾商明日本政府，应允随时可以派往在案。兹特遴派学习师范生三十名，学习警察弁目二十名，委员率同前往。”(16)（ｐ．4194）另一方面又通过多种途径开办师范学堂以缓和师范教员不足与新式学堂迅速增长的供需矛盾，“前经通饬各府、州将中学堂改办师范，而省外师范教员延聘不易，尚难普及，亟应就省城择地开设支郡师范学堂，酌定学额，分府录取，查照武昌道府师范学堂课程、年限，一律办理。”(17)（ｐ．3）在张之洞的刻意安排下，师范教育取得了与普通教育并行的重要地位，成为癸卯学制中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教育体系，“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⑤（ｐ．198）“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⑤（ｐ．1９9）随后，在癸卯学制中确立了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两段、修业八年、上下贯通的师范教育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三）张之洞与癸卯学制实业教育体系的制定

实业教育体系也与普通教育体系、师范教育体系并行。张之洞在实业教育方面颇有建树，深知实业人才匮乏是造成中国实业不济的原因。但是，实业人才匮乏的深层根源是没有相应的实业教育体系，无法保证源源不断地培养各级各类实业人才。所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他本着“实业学堂，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以为富民富国之本”⑤（ｐ．198）的宗旨设立了一批实业学堂。无论从新式学堂的规模、数量，还是从专业门类的配套、各级实业学堂的衔接上来看，张之洞所设实业学堂都遥遥领先于全国，成绩斐然。实业学堂不仅有武备学堂、方言学堂，也有算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商务学堂、矿业学堂、军医学堂和工业学堂，所学课程与洋务运动初期学堂课程相比精深许多，新式学堂专业程度与后者相比程度更深，且与普通学堂相依相附、依次递进。张之洞同样把实业教育的创办经验带入了癸卯学制，强调建立系统的实业教育体系，“各省宜速设实业学堂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技为主，最有益于邦本。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宜饬各就地方情形审择所宜，亟谋广设。”⑤（ｐ．200）实业教育最终以艺徒学堂、初等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层层递进、相互衔接的形式加以确立，结束了初期实业学堂混乱无序的局面，系统化的实业教育开始步入中国教育的历史舞台。至此，普通教育体系、师范教育体系、实业教育体系并驱的学制模式正式形成了，加速了与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的衔接与互动。

三、张之洞与癸卯学制教育行政体系的制定

张之洞将近十年的学官生涯使其对旧有的教育行政弊端体味尤深，他在经营湖北新式教育时明显感到由于缺乏统一行政领导，学校之间各自为阵的现象比较严重，显得散乱无章，对湖北新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相当大的阻碍。面对这种局面，张之洞意识到了设立统筹地方学务的专职教育行政机构的迫切性。1898年，他建议户部在各省城及府州设立“兴学局”，发出了建立地方专职教育行政机构的第一声倡议。不幸的是，该建议因为戊戌政变的发生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但这一挫折并没有就此中断他对建立新式教育行政体系的探索和努力。1902年4月，张之洞率先在全国设立湖北学务处，作为管理全省教育的专职行政机构。时隔不久，由于湖北新式学堂建立日多，出洋留学人员日众、学务日繁，湖北学务处原有内部设置开始不堪重负。基于这种情况，张之洞把学务处应办之事分析整理后，厘定为六科，即审定、普通、专门、实业、游学和会计，并相应设立六个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成为国内首创之举，并且直接运用在癸卯学制当中。在筹办和完善学务处的过程中，张之洞愈发认识到新型的、完善的、独立的教育行政体系对新式教育的兴盛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03年，他开始主持制定癸卯学制，以此为契机，张之洞把改革的目光投向了中央教育行政的改革。

我国教育行政早期现代化的萌芽起源于京师大学堂的创设，它的创设结束了自清朝开国以来没有统一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历史，在传统教育行政机构的体制上撕开了一个缺口，标志着中国教育行政早期现代化启动了可贵的第一步。但是，由于京师大学堂本身处于初创阶段，限于经验不足和体制上的不完善，一切还只能因陋就简，再加上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冲击，其教育行政职能几近瘫痪。痛心之余，张之洞开始谋划全国统一、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体系。他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京师大学堂派专员管理，“不令兼别项要差，免致分其精力”，“如是则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效可期矣”；(18)（ｐ．22）京师另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统辖全国学务，“再，学务一事，实为今日自强要图，必须全国一律举行，方有大效，关系至为重要，条理又极精详”；(18)（ｐ．23）“各省遍设学堂，其事至为重要，必须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凡整饬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学生、综核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均属焉。”⑤（ｐ．216）为了能够协助总理学务大臣开展工作，在其下又设六处，由总理学务大臣统辖调遣，“学务大臣应设属官，分为六处，各掌一门。一曰专门处，……二曰普通处，……三曰实业处，……四曰审订处，……五曰游学处，……六曰会计处，……学务大臣即于所属各员中，随时派赴各省考察所设学堂规制及课程教法是否合度，禀报学务大臣。”⑤（ｐ．217）

除此之外，张之洞还要求各省设立与中央教育行政体制互相衔接的省级最高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并按照湖北成例设立与中央建制对口的普通、专业、实业、审定、游学、会计六处，“至各省府厅州县遍设学堂，亦须有一总汇之处以资管辖，宜于省城设学务处一所，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之正绅参议学务。”⑤（ｐ．217）1905年12月，在张之洞、山西学政宝熙等人的请求下，晚清政府取消了学务大臣规制，在京师六部之外，另设学部，最终实现了从京师至行省、中央至地方，系统完整的教育行政体系的确立。这一举措，突破了壬寅学制教学与行政合而为一的限制，赋予教育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权力，完成了由传统封建教育行政体制向新式教育行政体制转变的历史使命，符合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发展趋势，张之洞的远见卓识在推动中国教育行政步入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又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已经认识到高素质的教育行政人才和管理制度的重要作用，“学堂所重，不仅在教员，尤在管理学堂之人。必须有明于教授法管理法者实心从事期间，未办者方易开办，已办者方能得法；否则成效难期，且滋流弊。”⑤（ｐ．1９9）为了尽快提高教育行政人员的自身素质，“各省办理学堂员绅宜先派出洋考察，目睹外国教习如何教，生徒如何习，管理学堂官员如何办理”。⑤（ｐ．200）同时，张之洞也注意激发教育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教学工作顺利展开，“在堂管理员、教员在事多年，颇著成效，自应一律照章给予奖励。……外府州县各学堂管理员、教员呈报尚未完全，正在办理，一俟汇齐，即当续行咨报请奖。”(19)（ｐ．1812）重视教育行政人员对教育行政工作者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舞。随着学堂类型的不断增多、数量不断增加，如何有效地管理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张之洞着力从制度上来解决这一问题，强调管理条例的作用，“此时学堂办法，规范不容不肃，稽查不容不严。兹特订立规条，申明禁令，编为《各学堂管理通则》一册。”①（ｐ．512５－5127）可以说这是教育管理制度规范化的又一大进步。

张之洞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着眼于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教育体制的现代化、课程的现代化和教育技术的现代化，把中国传统教育融入国际教育的洪流中去，标志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开始。

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Ｍ］．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②张之洞．劝学篇［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③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203卷）［Ｍ］．北京：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④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⑤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⑥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二）［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⑦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⑧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202卷）［Ｍ］．北京：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⑨黄新宪．论张之洞于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Ｊ］．松辽学刊，1988（3）。

⑩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Ｍ］．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９96。

(11)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９94。

(12)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106卷）［Ｍ］．北京：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13)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Ｍ］．北京：中国书店，1990。

(1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220卷）［Ｍ］．北京：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16)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卷148）［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7)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107卷）［Ｍ］．北京：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18)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61卷）［Ｍ］．北京：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

(19)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卷70）［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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