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的犹太人等
在商的人中不乏喜欢清谈,者打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天南海北的商人们聚在一起时好像有意无意间总喜欢争论同一个话题:中国哪地方的人更像犹太人?早前晋商成气候的时候·就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晋商(阎锡山就是这个观点),当然马上就有人出来死磕,说微商更像。这嘴仗一直打到现在——
温州人是中国犹太人吗? 岳付玉
一种说法: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我不以为然。
为何?
先说一则笑话:几个男人酒吧喝酒,吧台边的电视正播放新闻,屏幕上出现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他是犹太人,”其中一名叫马丁的男子自豪地告诉同伴。一会儿,屏幕出现了体育片断,棒球明星桑迪,库法克斯出现了。马丁激动地说:“他是犹太人。”接着是科学节目,画面出现了爱因斯坦头像,马丁又兴奋起来,喊道: “他也是犹太人!”同伴不耐烦了,大叫:“够了,看在耶稣的份上。”马丁再次喊道:“他也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特征在于对待苦难的辩证达观态度和尊重知识,强调学习而积累的智慧。而在人类文明的宗教、哲学、文学、科学、体育等方面,犹太民族在世界上都表现得出类拔萃,会做生意只是犹太民族的生存理由的最低层面。
对于知识,犹太人认为,没有人是贫穷的,一个人一旦拥有知识、那他还缺什么呢?教育是人人都必须接受的。愚蠢人接受教育,可以去除他们本性中的愚蠢;而聪明人更需要接受教育,因为聪明的人如锋利的刀,不接受教育,砍到不该砍的地方,其破坏力更大。正如肥沃的土地不种上庄稼,就会长出茂密的野草一样。
犹太人正是凭靠志向的坚韧,获得成熟和智慧。而智慧就是犹太人成功的奥秘。温州人除了证明会做生意外,文化科学体育方面乏善可陈。
中国哪个地区的人更接近犹太人的文化特征呢?我以为不是江苏人、不是浙江人、不是广东人、也不是福建入,而是上海人。
名人的博客本来点击率就高,王石又剑指这么一个恒久有趣的话题,这下好了,一夜之间招来成百上千的跟帖,有力挺温州人的,有捍卫上海客的,也有说潮汕人、江苏人甚至安徽人的.大家分出多个阵营,一时间唾液横飞硝烟弥漫,争得不亦乐乎。这也再次验证了此话题之麻辣。
犹太人的历史是在漂泊中不断创业的历史,由此形成锐意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此基础上才有那种种的文化特质。犹太人会做生意名声的得来,源于此。犹太人散布世界各地,去适应当地的生活,同样源于此。这是一个思维力和行动力都相当出色的民族。而多数人对“谁是中国的犹太人”这话题如此感兴趣,主要还是想PK一下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更会做生意。王石说“会做生意只是犹太民族的生存理由的最低层面”。这没错,可没有这最低层面,其他一切好像者都淡不上呢——咱们就从这最低层面说起吧。
—位哲人说过,人一生中要走的路很长,可关键的也就那么几步,这关键的几步走的好与不好,学问可就大了。同样的,一个人的商旅看似漫漫,关键的也就那么几步。但,这几步往往浓缩着你毕生的修为和才识,是你思维力和行动力的总爆发一如此看来,仅在那儿空口争论谁是中国的犹太人,有趣但没意义,关键是看一个个体,—个群,一个地域的人是否真正拥有了那样的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并在创业中将这些品质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 说到底,这是—个关乎创业心态的话题。
我十年前就开始了“北伐”——一位商会会长的生活片断 张 霞
天津市福建商会会长,与天津素无渊源,只因商机而来,他的立业与发展,是一个人生轨迹不断变向的过程,那里面,有冒险,有闯荡,有为进取而敢作敢为。他总结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是肯于创新。其实,所谓创新,必然含有前面说的那些因素。——编者感言
采访时间:2006年9月4日
采访对象:阮志雄 香港金雄集团董事长 天津市福建商会会长
阮志雄先生刚从香港飞回来,没来得及休息便接受了我的采访。混杂些许银丝的头发,饱满的额头,澈如清泉的眼睛,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你取得成功?”我提了一个公式化的问题。他笑了笑说:“应该是对人生价值的不断追求吧,其实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意志,很多原因来自于我当年下乡的经历。”他说他当年可以扛二百斤粮食,还是知青队的队长……
在“文革”时期,有着海外关系的阮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去了香港。阮志雄则到北峰公社插队3年。尝尽苦头的同时,阮志雄的性格被锤炼得越发坚韧和成熟。阮志雄坦言,下乡三年,对人生的启发最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不想当什么人上人,但这些对他以后的创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1
阮志雄来天津那一年,是1997年。
“刚来的时候两眼一摸黑,初来乍到,没有认识的人,全都要靠自己从一点一滴做起。”他从香港以3.3万港元的月薪聘来的技术顾问,因为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和生活方式离开了。他靠信念支撑了下来,继续招兵买马。在天津当地招了一些人,包括从国企挖人,但是管理理念的差别,最终让他们也不得不离开。“因为我想建立—个以市场为导向、客户至上、服务第一的企业,而这种管理理念上的差别是最大的硬伤。”
阮志雄后来去广东招人,慢慢培养他们。他始终强调质量,主动避开市场上的价格战.因为他相信终究会有识货的人。企业的定位,就是做高端客户,而客户也希望以合理的价格获得高品质的服务。
一切从零开始,他寻找自己的客户。他的每个客户背后都有故事。
当时,国企周六周日都要休息,而雀巢、卡夫等企业越是节假日的时候越是它们市场销售的高峰。金雄公司全年无休,也正好满足了它们这种需求。为了拿到雀巢这个大客户,获得产品包装的印刷权,金雄公司为他们设计包装盒,其中有些还是金雄公司申请专利的,让他们拿去用,而这些都是免费的。雀巢公司把金雄设计的包装盒分发到各地的销售点去做市场调查,经过十几次反复修改,历时长达一年,最终在—个星期的时间内签了单子,挤掉了雀巢之前的合作伙伴。
给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拥有客户,这就要全心全意为客户着想。为雀巢公司提供包装盒,原料都需要提前备好,防止断货,给客户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这种服务常常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需要占用自己的资金、人力和厂房……
现在,阮志雄在天津的公司已成为雀巢、卡夫、可口可乐、蓝天六必治、长春“人参”烟等知名品牌的纸包装供应商。他本人也从市场、人脉“两眼一摸黑”的创业者到如今的天津市政协港澳委员、天津市福建商会会长、天津市侨商会副会长、天津市三胞中青年联谊会副会长,并在美国西雅图成立了分公司,在纽约设置了办事处,涉足房地产和铁矿开发。
3
当阮志雄说,他曾经当过土地局长、外经贸委主任时,着实吓了我一跳,觉得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在恢复高考第一年,他参加了高考,上了泉州师专数学系,毕业后进入泉州六中当了5年老师,之后调任泉州市市长秘书,1986年又被派去组建土地局,任土地局局长并担任外经贸委主任。
他说在工作过程中有很多与外企、企业接触的机会,那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由小到大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有时,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到。1990年下半年,阮志雄毅然辞去众人眼中的肥差而选择到香港和昌集团担任总经理。这一行为让身边的人非常疑惑,也被很多人叫做傻子,这么有油水的职位,怎么轻易就放弃了呢?阮志雄就是要“跳海”,就是要体现自己的价值。选择官场不如选择商场,官场上有很多无奈。“允许我让人家请,不如我请别人”,当时的离开很从容,现在问他后来有没有后悔过,他说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性格里藏着耿直和执着,这点在采访时能深深感受到。他说,要做贪官还不如自己去赚钱,走自己的路,体观自己的价值,何况改革开放也给了这样的机会!
在香港,他得重新审视自己,不能有半点的怠慢。一进入工作状态,他常常是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展2点。在此期间,阮志雄与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日本三大商社之一)建立了合作关系,主攻大陆市场的纸品贸易。后来,阮志雄敏锐地意识到仅做贸易不是长久之计,应该搞点实业,而印刷业是与纸品贸易最接近的行业。
在香港做了七八年之后,他开始酝酿把事业拓展到内地。很多外国人都看好中国市场,何况我们本国的人呢!
4
阮志雄首先到了上海。他说,企业在上海有很多合作伙伴,包括贝塔斯曼书友会、台湾大霸、台湾英业达等一批很有影响的企业。贝塔斯曼书友会跟金雄签订的印刷宣传册的每个单子都会有一二百万元,从这些看来企业的发展势头很不错,但是他预感到了危机。原来,台湾英业达在那一年组建了自己的印刷部门,公司的全部印刷需要均自己解决。他立即预感到贝塔斯曼也有可能效仿。结果在两年之后,这个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另外,他讲到当时在上海还有一种现象存在,那就是日本的企业找日本的印刷厂,韩国的企业找韩国的,台湾的找台湾的……
他决定北上天津。
当时主要考虑到天津是个老轻工业城市,有比较好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在印刷行业有“南上海,北天津”之说,天津的印刷业相对来讲比较发达。
“其实,当时天津的商机不如上海,印刷业没有上海发达。”阮志雄坦言道。但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因为商机不如上海,所以潜力比较大,也就是说存在着潜在的市场。开发区有很多的外资企业,他们需要的是一种高质量的服务。”
阮志雄说前段时间他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南方的印刷集团开始“北伐”》,不由得感慨到自己在10年前就已经北伐了,这种先见之明让他显得很自信。
5
当记者问及他是如何理解创新的时候,他说道企业没有了创新就等于没有了空间和生命。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始终追求创新的结果。他一直信奉“人有我有,人无我有”的原则。其实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是阮志雄带领着他的团队做到了。
现在,很多人认为天津即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国内国外凡是关注中国发展的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天津的商机和发展。阮志雄谈到自己已经在宝坻九园工业园买了地,用于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另外还购下了1500亩地用于建设福建工业园。“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看看资料吧:九园工业园坐落在天津市北辰、武清、宝坻、宁河“三区一县”的交界处和津蓟高速公路第一出口处。京沈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等主要交通线从园区周边通过。园区距北京110公里、天津28公里、唐山100公里,仅交通一项就很有吸引力。这次,他一下子拿了这么多地,既给政府帮了忙,又给商会和自己的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看来,我们真的不能不佩服他独特的眼光了。
天津人 保守是你的天性吗 月 雯
说来有趣,在所有回应王石的贴子里,还就没有说天津人像犹太人的。这是为何?估计看过、议过此话题的天津人,脑海里多半会画个大大的问吧!——编者感言
想起前不久从网上看到的一段话,说改革开放不久,大家都四处找钱赚,温州人来到了山西,四川人也来了,经过一番勘察,他们都找到了商机:温州人包下煤矿,四川人下矿挖煤,他们最后都挣到了钱,只是大小多少不等。我把这话儿跟几位天津朋友念叨,他们听后一笑,说,“得,我们天津人两边不贴,既不大可能像温州人那样有魄力能冒险肯钻营,也不大可能像四川人那样肯放下身段吃得了那苦,我们也就喜欢把他们的事儿说道说道,编个段子,拾点儿乐子,哈哈一笑完了。要不天津的相声曲艺咋这么繁荣呢。”这自然是玩笑话,不过诙谐之中却也传递着某种耐人寻味的信息。在外人看来,或者说在一些南方人看来,就觉得天津人多有惰性,说不好听一点儿,就是有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也难怪众多网友、商贾议论哪个地方的人更像犹太人时,没有—个人会想到天津人。
我是1992年来的天津,初来乍到时感觉天津人挺牛挺能侃,哪怕是我们大学里摊煎饼果子的大娘,一听我是外地口音,马上就会跟我显摆,说知道我们天津都有嘛吗,有全国闻名的飞鸽自行车,有好看耐穿的天津皮鞋,当然还有天津产的电视机,虽然起名为“北京牌”,有天津制的汽水,虽然名叫“山海关”……那时候就觉得天津人真哏儿,也为他们骄傲。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慢慢融入这个城市生活,我发现许多天津人慢慢地变得爱抱怨了,从大学教授到出租车司机,好像都喜欢以自己的方式甩两句闲话,说天津人“能造”,揽不住家底儿,许多名牌都改名换姓或者干脆彻底默默无闻了。
大学毕业后,我嫁给了—位天津的土著,他家住在南开区鞍山道附近。早在谈婚论嫁那阵子,我俩就商量着贷款买房,可一直到婚后5、6年了,才最后把房子的事儿搞定。其间我们看了很多房,可回家跟他父母一说,老人家都不表态,最后我才搞明白,敢情他们都嫌新房子远。“什么,在黑牛城道一带,多远呀!黑牛城,听这名儿就让人嘀咕。”“什么,跑梅江了?比黑牛城还远,买得着东西吗,离你们上班的地儿多远哪!”“什么,又改阳光100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地儿以前荒无人烟啊!”你相信吗,他们在天津住了几十年,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的居住地才是整个世界的圆心。最后实在拗不过他们,也挡不住一路高歌猛进的房价,还是投降了,在他家附近买了房才算皆大欢喜。
置业这样,创业投资有时候也大抵如此。举个例子,天津的赵师傅煎饼果子您听过吧——如果您爱这口,应该知道的,在鞍山道和卫津路交口六里台那儿,有个窗口现煎现卖的赵师傅煎饼果子,那可是闻名遐迩。每天那窗口前总是排着队,其间不乏好奇的老外,还有一些北京人特意来吃这口儿。排队的人,有时候一要就是10套20套的。
前两天的清晨,我也大老远跑去凑热闹,好不容易轮到我了,就跟赵师傅搭讪两句:“买卖这么好,难道没想到开几家分店?这样您省心,我们也不用跑过来排大队了。像你旁边的来双祥鸭脖,不仅天津,全国好多地方都有连锁店呢。”
赵师傅抬起大眼皮不紧不慢地说:“大家都是奔着我来的,如果搞成分店换了别的人煎,你说他们还认吗。天津摊煎饼的满大街都是呀,技术含量也不高。再者说,开大 店面,再搞分店连锁加盟什么的,还得租场地,培训员工,这事儿那事儿,打理起来多麻烦。”
“可陕西不就有一个女工把简单的凉皮给做大了,做成什么集团了吗?”
赵师傅见我不依不饶,笑了笑,答道:“我总觉得—个人的财运是有个定数的,比方同样的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有的人住里面去舒坦自在,说明他压得住,可换上另一个人,就可能出点儿这事那事的很不安宁,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他没那么大的财量,根本就镇不住那么大的房子,可能他改住一套小面积的房子,一切就全对劲儿啦,说明这人跟那房子才算是匹配上了。人生在世,不能太贪心,该你多大的福分就多大的福分。我自己现在挺知足的,自个儿挣钱自个儿花,没嘛操心着急的呀。”
“可你怎么知道你就现在这么多的福分呢?”
赵师傅懒得再搭理我了,把我要的两套煎饼果子往我手里一塞,“走吧您啦,趁热吃吧。”
赵师傅这飘荡着绿豆面和葱油花香的财富观,同样适用于天津的—些白领乃至高级白领。我认识一些在职场上表现优异的天津人,他们有时候明明有机会可以单挑独干另辟一番天地,却安于原状,在习惯的生活轨道上按部就班地运转。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是很好的守成者,却不是杰出的开拓者。记得前两年有一个设问句很流行,是“如果我有了钱一”,我的—位天津籍仁兄——先交代一下,他是天津一家大企业外联部的主任——他是这样完成这个设问句式的,“如果我有了钱,我会雇温州人做董事长,雇上海人做总经理,我自己呢,还老老实实做我的外联部主任。”我们都笑他“出息大”。
那么,天津的市民性里,难道天生有这种保守、散淡的因子?
我就此问题请教天津社会科学院前历史所所长罗澍伟。罗先生是个天津通,此前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说天津人的确有偏保守的一面,安土重迁传统好像就是比别的地方更为强固。在天津,你几乎可以见到全国各地的人来这里安家,在外地,你却很难看见天津人在那里落户。历史上,明代天津卫的武官就不愿调到外地任职,而是“终身在家死守一事,而不愿他出为将”。以至于—般市民也是宁愿在天津苦度时日,也不愿到外面去开拓事业。安土重迁,是传统中国文化隋性的—个表现。天津人原本来自全国的许多省份,而且不仅限于汉人,何以顽固地如此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津这块地儿条件不错,很容易生存,养人,不必要去外地苦苦讨生。另一方面恐怕还是源于对城市中那种过度消费生活的依恋。明清两代,天津城市消费的发展,远远超出城市生产和积累的发展。城市的财富,相当部分是靠超经济手段所获取。钱来得易,散得也快。所以,安土重迁的另一面,便是肆意挥霍与追求时尚。而天津距离帝都北京又那么近,消费享受方面本就占有天时地利之便。明代天津卫的军官是世袭的,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来源都有政府保障,这些人没事就可着劲儿“造”。清代继承了卫官奢靡生活的,是那些新生的盐商。安土重迁和追求享受的结果,便是限制了社会的横向流动,使人们失去了创业与创新精神。举个例子,天津清末有富贾八大家,可没有一家最后能发展成江南荣家那样成气候的大财团,保守和享乐恐怕是主因。
还应看到,由于天津城市发展的基础是“路通七省舟车”的水旱码头,城市下层占人口的大多数,因漕运、海运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很大,导致民众大多臣服于自然力,乐天知命的意识也就相对强烈。
——“可是,如何理解近代天津曾经的辉煌呢? 清末民初一段时间,天津不少方面也是响当当走在全国前面的呀?”我忍不住问。
罗先等解释说,那是一时得益于天津在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越条件。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是中国第二个辟有租界的城市。在短短几十年内,天津能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屈居上海之后成为全国老二,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西方文明输入所造成的经济背后的文化力,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遥想当年,英、法等九国在津设租界后,客观上促进了天津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新闻传媒等的发展,使得天津租界很快成为“西方文明的世界”,外国人还带来了全新的娱乐休闲方式,譬如舞会、音乐会、赛马、网球、社团和沙龙等,令原本就喜好玩乐的天津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受西方文明的刺激,中国的统治集团那时激起了超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于是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涌现出一股在通商口岸和省城建立近代军事工业的热潮。天津既近海口,又临首都,自然责无旁贷。清政府先后在天津及其周边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天津机器局,及中国早期经营最成功的近代企业——开平矿务局,天津还成为中国早期铁路网点中心和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
租界经济,文化及清末官办经济对天津的文化及天津人的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跟对她些动不动就上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城市相比,天津属于晚近起来的小兄弟,因此在传统文化积淀方面,远没有其他优点灺正是她的不足看来辨证法真是无处不在——一方面正为天津传统文化积淀较浅,所以对西方文化输入后表现出来的“异体排斥”现象也相对较弱,尤其是知识阶层往往理家容易自觉接受西方文明中的新东西。戊戌维新其间,天津 能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舆论阵地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因袭的传统的裹挟,观念上也就不会有太夠的阻碍,天津 人彼时现出了很强的吸纳更新能力从成都市环境、卫生保健到穿衣打扮、娱乐消遣等各方面悄悄地声带地洋化,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北方时尚之都。
可是,近代天津既便遭遇这样的历史契机,得各方面风气之先,但扎根不深,立足欠稳,多如蜻蜓点水或风吹枊絮一般一标购而过。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近代天津教育素称发达完备中国第一所大学于19世纪末诞生在天津,但天津始终没能形成中国北方的教育中心……然而所有这些优势,都没能长外地保持和发展下去。待种种优越的条件一缺失,那些一度璀璨的东西慢慢就归于沉寂。罗澍伟称此为近代天津文化的移过性——这,就显示出辨证法的加一面,文化积淀浅的消极意义来了。之所以具有文化移过性一则是近代天津 的经济虽然相当发达(较之上海也还差距很大),但仍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求。而文化积淀浅,直接直接多文化上属于先进的东西,在天津只能如来去匆匆的过客,留不住。
当然,说天津人保守 ,只是说品性中有偏于保守的一面,是一种对此之下的缺憾,而不是从整体一上的否定,否则谁也解释不了这个城市 的发展和它曾经的辉煌,如今的辉煌。
我,毕竟是一个在天津落户的外地人,有一种似乎超然的视角。我爱这个城市,关心这个城市,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保留下的保守使人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淘汰出局。好在今日的天津定位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值此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相信天津人的加一面——善于吸纳新事物新观念的根性能够充公释放出来,再创辉煌。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张晓弢
说谁谁是中国的犹太人,只是—种比喻,或许根本不恰当。不过,这毕竟反映了如今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种追求,—种比一比谁更“市场”的心态。穷则思变。穷,应该不只是物质上,还应该有精神上的、思维上的。——编者感言
创新,是自近几年贸易战后新兴起的词,最近更成为了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几乎国内所有的经济、科技方面的会议言必谈创新。人们开始认识到新经济的本质就是创新,就是促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利用,鼓励所有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创新。
创新是新经济的真正内涵,是市场竞争的不败法则。我们需要原始的创新,反对模仿,强调创新环境最重要的是自由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人都能达成一致意见,然而一旦涉及到如何创新的问题上时,人们又会提出许多理由,企业家们说我们还很落后,先把基础工作做好再创新,我们跟别的国家不能比。个人却又认为自己创新、创业基础还不够,跟有实力的企业不能比。
调查显示,作为一个创新人才必须具备的七大特征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标新立异;热衷所从事的职业;漠视财富的积累;较强的学习能力;乐于面对工作挑战;知识不断更新增值。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不甘心安天现状、勇于冒险。
耳熟能详的例子有很多,可以说绝大多数成功的人都是充满激情,有着超人的勇气和胆略。勇于冒险,勇于标新立异,勇于离乡背井、勇于低三下四千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是这些个人创业者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出,创新更多是属于精神和思维层面的事情,而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钱和多么强大的物质基础。创新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同的是在于谁更有勇气,谁就能走在创新的前面。在经济社会,如果仅凭经验从事自己的工作,对于创业来说已经有些落伍了。我们需要的是勇于追求和开拓未知领域的精神。实际上,生活中我们不乏创新的点子,但是很多时候人们都没有魄力和勇气去实现。
经济学教授张维迎的调查表明:经济学上反映贫富悬殊的指标“基尼系数”,与中国各省经济发展的程度成反比,即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基尼系数越低,贫富分化就不严重,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基尼系数就高,贫富分化较严重。同时,基尼系数也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威正比,即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高贫富的悬殊越大。国企多的地区贫富差距大和保守是分不开的,拥有或一心追逐铁饭碗的人对自己每一步的职业选择都很谨慎。然而创新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保守。没有了激情,创新也就变成一句空话。中国有句老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在创新上尤为正确。
上一篇:西川印子:走向世界的巴蜀文明
下一篇:“数码打样”在中国受到“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