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徽州历史文化的创新和开发研究
由安徽省徽学学会主办，绩溪县徽学学会承办的“徽州文化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６日在安徽省绩溪县召开，共有来自上海、厦门、合肥、芜湖、蚌埠、黄山市及绩溪县的代表３０余人参加，会议收到论文２０余篇。
对徽州历史人物的研究
徽州历史上人文昌盛，人才辈出，因此，加强对徽州历史人物的研究应是重点。
胡适是绩溪人，本次会议在绩溪召开，胡适自然是研究的一大热点。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的方利山副研究员在《胡适对徽州文化的两大突出贡献》一文中，提出胡适对徽州文化诸多奉献中两大突出贡献：一是专注于戴学研究，二是热心推介徽商。认为胡适写成的《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和《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等文章著作，比较充分和深入地阐释了东原哲学的内涵、价值和时代意义，许多观点像“体情遂欲”等，都抓住了东原思想的本真，不仅在当时无人可以企及，此后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在对戴震的《水经注》学术公案的重审中，以尊重客观事实，尊重证据，维护了戴震的声誉。同时，胡适对徽商文化现象也作了诠释，认为徽商的精神就是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徽骆驼、绩溪牛精神。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的毕民智先生在《和而不同》一文中则提出胡适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中和者；认为胡适作为中国“转型期”的启蒙者，其具有前瞻性和现代意义的思想命题，必将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连绵不绝地引起反响。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张曦《“言说”胡适的另一个可能途径》一文，首先概论了学术界对胡适思想研究的各种途径，认为以往学界的着力处几乎都在留洋归来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即便是一些探究胡适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成因，或探究早期生活背景对其成熟期思想影响的文章，也只是宏大而空疏地概述某种“内在”关联，没有指出这种关联的具体方式。对此，他提出可以从另一个途径研究胡适：将胡适思想中被学界认为具有“保守”因素的那些成分，首先还原到绩溪的场景中，解读出“地方性知识”对于这些思想产生的影响。而后，再将这种“地方性知识”的价值系统加以梳理，考察其对胡适价值体系形成的影响，最终以胡适思想为中介，在这种价值体系与英美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对话中分析胡适，从而全面构筑出一个衔接在“传统——现代”、“东方——西方”之间的胡适面孔，以深化对胡适的研究。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曹曦先生《周懋泰著述考略》一文，利用新发现的绩溪人周懋泰的一些著述资料，阐述了它们的价值：（一）周懋泰的《同治六、七、八、九年在扬、宁致各处信稿》反映了当时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记载了清同治年代扬州、南京等地徽商经营遭受打击的情况和社会状况；也记载了当时苏、皖一带的乡风民俗等，为我们深入研究徽商处在衰落时期的境况，进一步窥探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人们的心态，了解当时人的社会风俗、信仰习惯等，又增添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二）周懋泰的《松石斋诗草》、《松石斋诗续》两部诗集可见他作为诗人，其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世俗人情，特别是集中反映了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给徽州社会带来的灾难，因此具有史料价值。
安徽省绩溪名人档案馆胡维平先生在《胡雪岩籍贯考证与辨析》中，针对《中国文物报》最近刊登的高念华《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一文中，提出了胡雪岩籍贯是杭州而非绩溪的五大理由，进行分析辨证，认为这些理由或牵强附会，或偷换概念，或是拾人牙慧。他根据胡氏后裔提供的家世籍贯文字资料和绩溪现存的与胡雪岩同时代人证实胡的迁徙、原籍地、祖宗等史料，再次证明胡雪岩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
安徽财经大学曹天生教授《王茂荫人才思想探析》一文，依据新发现的部分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王茂荫的人才思想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它包括以下４点，（一）衡量人才的标准：“德、才、识、存心”，这４个方面并非并列关系，前三者构成人才的“才”的方面，后者构成人才的“德”的方面，但前三者又最终归结到后者。（二）看待人的眼光：人才“世所不乏”、“用人尤重”，即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不是有没有人才的问题，而是怎么发现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问题，在理财的问题和用人之间要“用人尤重”。（三）培养人才的目的：“蓄以待用”、“以济实用”，前者是指要造就各种各样的后备人才，后备人才造就了，一旦国家需要，可以随时起用；后者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培养的人才一定要任用，二是要培养实用性人才。（四）选拔人才的原则：“唯才是举”、“用贵得人”。
徽州社会的道德教化
徽州的和谐社会和道德教化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另一个热点。
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的郭因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出，徽州历史上从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对其进行研究，对当今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自身的三大和谐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安徽省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秘书长毛新红女士则在《古徽州社会“和谐社会构建”因子——法治理念》一文中提出：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徽州民间社会精神的支撑力之一，她从５个方面探求了徽州和谐社会的建设：（一）追求民众自治，订立乡（族）规民约。（二）讲究平等互信，签订契约文书；（三）诉讼禀报官府，争取应有权益：（四）勒石立碑公告，维护社会秩序；（五）居官执法严正，体察下情民意。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李琳琦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宗韵博士生联合递交的《明清徽商妇教子述论》一文，则具体地探讨了徽商妇在徽州家庭教育中的突出贡献，指出：明清时期，由于徽商长年在外，教子的重任主要是落在了商妇的身上。徽商妇高度重视教子，能将“养”和“教”有机地结合起来，重“养”更重“教”，深知“子孙才”则家兴、族大的道理，注重培养子女良好的习惯；在教子的内容上，徽商妇往往能从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现实出发来决定教子内容，劝子自立，勉子立德，训子勤俭；在教子的艺术上，徽商妇不但选择切合实际的教育内容，而且善于运用灵活、恰当的教育方法，慈严相济，言传身教，愚教于喻。至于徽州的宗族教化作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卞利教授在《明经胡氏龙井派族谱便览》一文中指出：绩溪宅坦明经胡氏龙井派在民国年间编撰的《族谱便览》这一族谱的普及读本，在传统宗族统治的框架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强化宗族统治，通过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族谱便览，希冀达到贯彻陈腐落后的封建宗法伦理道德，加强尊卑、长幼、主仆等封建伦理观念，而这恰恰在当时是有逆于历史潮流的。
徽学研究的发展与新视角
本次会议还重点探讨了徽学研究以后的发展问题。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副研究员在《徽学研究的历史》一文中考察了徽学研究的历史，提出：徽学的研究尽管孕育于明清时期，２０世纪的头３０年是徽州问题的突出时期，但真正将徽州问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还是在这之后的事，它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从３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末是专题研究阶段，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徽州问题专题研究的著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综合研究阶段，国际化交流得以展开，一些专门的研究组织和机构成立，出现了专门的徽学期刊，徽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得到系统的整理并陆续公布，成果丰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学科化建设阶段，其一是表现在研究组织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其二是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基础性和多样化；其三是表现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日趋火热。进入２１世纪，徽学正向着国际性的显学迈进。上海市社联的唯先先生在对徽学、藏学和敦煌学进行横向比较后提出：徽学由于在研究资料的保存和丰富上、研究对象的内涵上，以及研究成果及研究人员的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上存在优势，因此，它可以脱颖而出成为后来居上的一门新兴显学。
就当前徽学研究的重点，安徽省徽学学会会长杜诚先生在《我们徽学工作者的责任》一文中指出：徽州历史文化的抢救和保护除一些物质性的地面文物外，更应该包括一些非物质的方面：一是要努力做好徽州文书的抢救与整理，这项工作还不应只是一种学人和学术研究的行为，而应成为全社会和政府的行为；二是要积极开展田野和社会调查，强化历史文化的抢救性研究；三是要强化文化的创新和开发问题研究。绩溪县地方志办公室徐子超先生的《徽学研究与应用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也对当下徽学研究的重点提出意见，认为在应用方面：一是要发挥徽学研究在旅游经济中的更大作用；二是要发挥徽学研究在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乡土教材的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徽学研究如何在视角和方法上创新，这也是徽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
绩溪县的方静先生在《徽州学研究对象及学科体系的构建——关于徽州学研究的新思考》一文中指出：徽州文化是徽州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理论上的概念，徽州文化应当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属于定格的历史范畴，一是属于发展的范畴，故而形成了大徽州与小徽州的关系；就发展而言，口传的被誉为“非物质文明”部分正在消失，遗传的物化的载体正在消亡，但那种有形的、特别的、传统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精髓，则被接受、深化和发展；宗法文化、庙会文化、徽商文化是构成徽州文化的主体，它们应是徽学研究的重点。
安徽师范大学周晓光教授《徽州：１２—１８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典范之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刍议》一文则提出要用文化地理学方法来研究徽学，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同徽州的关系十分密切，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中的重要人物，不少均出自徽州；徽州学者的著述不仅数量多，且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１２—１８世纪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演变，与中国学术文化之变迁同步，且前者对后者有引导之功。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地理研究就是要从空间角度讨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其重点关注的将是：１、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区的形成与变迁；２、徽州区域传统学术文化的历史变迁；３、徽州学术文化的区域表征；４、徽州学术文化的空间传播及其影响；５、徽州传统学术文化景观。安徽省徽学学会副会长张脉贤先生则明确提出要分县治研究徽州，比如重点研究绩溪；绩溪的历史文化在徽州文化体系中的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特色鲜明，诸如徽菜、徽厨、风土人情等，历史人物众多，特别是涌现出了一大批领军式的人物，如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胡天注、红顶商人胡雪岩、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等。
另外，本次会议还讨论了徽商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教授在《双子星座：徽商、晋商比较研究》一文中对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作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别无二至的商帮，都依附于封建政治势力，都以巨额资本活跃在流通领域，兴衰轨迹也极为相似，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其一是表现在经营机制各具特色：徽商的用人机制利用宗族制度，大量使用宗族人员，任用童仆，慎择掌计；而晋商的用人机制则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票号所有者经过严格考察和考核，重金聘用经理，并将资本全权委托经理经营，用人身顶股制，强化管理监督机制。其二是表现在价值取向迥然不同：徽商是“贾而好儒”，晋商是一味经商谋利。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赵懿梅的《徽商价值观研究综述》一文综述了学术界对徽商价值观的研究，认为过去的研究从史料和史学角度来看是比较成功的，但理性的论述和概括则有待加强，特别是在价值取向的确立、价值观念改造和实践等问题上还存在极大的研究空间，有待更多实态性、实证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