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解决“看病难”？

方案”，被称为古代中国医改史的“划时代的进步”。

唐玄宗李隆基普及医药卫生常识“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

然而，北魏的“别坊”主要是针对京城地区的，对外地或边远地区的患者则采取赠送指导性医药手册的办法，供基层医务人员和患者参考、选择。

为此，北魏专门安排医署主管官员，召集当时的一流医疗专家，选择医方精华，汇编成30卷“医疗手册”，在全国公开免费派送。这种汇编医方、普及医药知识的做法，早在皇兴四年搞“送医上门”活动时，便搞过一次。

为了更好地普及医药卫生常识以解决基层看不起病问题，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时，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32年）九月七日，“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八月，李隆基再下“刊广济方诏”，要求进一步宣传广济方。担心有的人家连方单都抄不起，命令地方一把手，在乡村要道口办“黑板报”，让老百姓都能了解点自我防病、治病常识。唐朝多位皇帝都很重视这一点，如唐德宗李适主政时，曾颁广利方敕，希望达到“不假远召医工可以立救人命”的目的。

后来的宋朝，在这推广和普及医药知识方面做得更到位。皇帝不只以个人行为来推广，还用政府令，颁布了《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历济众方》等一批灵验、有效药方，这在交通不便、诊疗技术落后的古代，具有实用意义。

唐朝的医疗卫生机构相当完备，大大缓解了以前朝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但唐朝为老百姓“看得起病”所作的努力，具有创造性的“医改”设计，要算立法，以法律条款形式，来规范医生的职业行为，强调医德，突出救死扶伤。

《唐律疏议》中好多条关于医德和医患纠纷的。如卷二十五“诈伪”中就有这么一条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并在疏议中强调，此规定专门针对“诈疗疾病，率情增损”行为，控制医生漫天要价。另外，唐朝对医生误诊误治，也有严格规定，下错药方、拿错药，医生是要坐牢的。即便没有吃死人，也要“杖六十”。

宋朝推广民间慈善医疗机构“养病院”“安济坊”

古代为解决老百姓“看得起病”做得最好的，并非是国力强盛的唐朝，而是宋朝。宋朝有“弱宋”的说法，但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方面，却一点也不弱。

虽然街头药店在东汉时已出现，但多是个体民营性质，到宋代时才纳入政府医疗体系中。北宋积极开办官办药店，提供疗效、价格都有保证的成药，深受老百姓欢迎。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药，这是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宰相王安石变法中“医改”方向之一，新实施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在“吃药方便”的同时，北宋在大力解决看病难问题，尽量让穷人看得起病。

宋朝的做法是，裁减为高层服务的宫廷医药机构，增加慈善性质的民间医药机构，推广“养病院”。

在唐朝，除设有给一般官员、宫人看病的“患坊”外，还在寺庙中设“悲田养病坊”，为僧人、穷人治病。宋朝继承了这一做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赵恒（宋真宗）当皇帝的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七月，朝廷开始设置“养病院”。

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为北宋的“医改”也做出过贡献。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担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为了控制当地疾病流行，给穷人提供就医方便，苏轼创建了“病坊”，起名“安乐”，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由官府接管后，易名为“安济坊”。

安济坊是一种带有平民医院性质的慈善医院。此后，“安济坊”这类平民医院在多地建立了起来，明清也效仿过，所创设的“养济院”，都带有慈善医院的色彩。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为让老百姓“看得起病”采取过很多努力和手段，并不仅上述几种。如减免税赋，增加民众的收入，也是常规办法，且往往常与“赐药”办法一起使用。以明朝为例，便曾多次为灾民免税，朱翊钧（明神宗）当皇帝时，曾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先后两次免除顺天府、保定地区的老百姓税赋。

（选自《北京晚报》201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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