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摘 要]文化始终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联，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无时无刻地不在文化中体现出来，意识形态中存在的问题也在文化上打上烙印，充分认识其问题对文化建设具有意义。

[关键词]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中图分类号] 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1-0013-02

文化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中国文化能否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中站稳脚跟并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关键要看主流思想对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因此能否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就成为建设先进文化必须着力把握的关键之一。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文化建设中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存在着时大时小、或隐或显、若即若离的各种问题和危机。都确有与新时期相脱节，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所谓传统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30年间在我国居于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总称。它的主要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不断革命论。

传统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定型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和吸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延伸和发展。这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帝国主义瓜分、国内军阀混战的最黑暗时期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唤醒民众就成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文化承担起作为载体和突破口的历史重任，吹响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进军号角。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理论的奠基石。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随着党的地位的变化、革命对象的变化和工作重心的变化，党在所有新领域的工作都在发生着变化，唯一变化不大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可以说党把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形成的宝贵经验原封不动地将其全部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当然也充实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如公有制等。对于这种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为摹本和框架而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客观地说是有缺陷和先天不足的。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根基并吸纳道、法、墨、阴阳等诸多家学说为一体的文化，这种文化从它形成之日起就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先天就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再加上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不断充实和完善，这种政治色彩就更加强烈。儒家文化理论虽然强调人伦关系的和谐融洽，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治国平天下，在于要求人们五条件地隶属于国家社会，服从于社会的政治需要。因此，与其说传统儒学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毋宁说它是——种社会政治哲学更准确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儒学的封建本质及其遏制人的个性发展的思想内容受到猛烈地冲击和批判，然其政治本位的精神旨趣却是被不自觉地继承下来。这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们也由于同样的历史根由，无暇顾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丰富的多方面的内涵，而只就其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做出更多的阐发和宣传，以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政治本位的文化样式在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存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本当适应这种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模式转化。然而事实上，旧有文化意识形态的强烈的政治化倾向非但没有得到矫正，相反却得到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和恶性发展，以致造成一个政治运动紧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反资”直至“文化大革命”，其间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固然，传统意识形态要求人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既无可非议，又有一定历史意义。但它把一切非政治性的问题，包括思想认识、工作方法、道德品质、学术分歧、经济理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都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并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和处理，这不能不失之偏颇和错误。

第二，强调思维的单一化。与强烈的政治化相关联的，传统意识形态还强调思维的单一化。这种倾向根源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百家争鸣”的景象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相一致的。从春秋五霸的兴起到战国七雄的鼎足，各路诸侯都需要大批文人墨客来为其统治提供治理之道，这就为儒、墨、道、法、阴阳等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山鼻祖——秦王朝，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维护其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地位时，不惜“焚书坑儒”，借以消除异己之声，也是开了传统文化的先河。到了宋代的大儒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说得到统治集团的认同后，儒家思想从此不仅成为治国之道，而且很快成为全社会意识、全民意识。在以后的不同朝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文化思潮和思想成分时隐时现，但不是被儒学所同化，就是被称之为“异端邪说”遭到排斥或打击。由此可见，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儒学”就是“国学”，“儒道”就是治国之道。它既是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又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后，带给国人的思维定势单一性和顺从性就一直延续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儒学独尊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但并没有动摇单一思维的根基。虽然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单一思维方式进行了批评，但并没有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和方向，但由于当时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我们对这种复杂局面的认知和把握出现偏差和错误，使得百花齐放的方针没有延续下来。特别是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直至“文化大革命”，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维定势更趋简单化，这种单一思维方式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

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但在建国后，我们照搬了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斯大林在《联共党史》中，对人类社会的解释，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他把这个公式当作社会发展的普遍适用规律、必然进程，所有的文化都必须服从于这一发展道路与模式。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他强调了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使得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与源出于西欧历史的五阶段社会发展公式完全不同。但我们只认同了斯大林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而没有认清和搞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内在的一些特殊规律，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在片面强调其阶级性、斗争性的同时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两种重要资源长期“分离”的状态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整体战略力量。

二、当代文化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文化比较、反思、论争的深化，加速了克服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界限，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邓小平有意避开意识形态领域姓“资”姓“社”的“主义”之争，不经意中将“主义型”意识形态引领到“国家型”意识形态上来。当然在这一进程中，当代文化对意识形态展开了多方面的挑战：

第一，信仰危机的挑战。当代中国面临着的若干危机，如下岗失业人员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官员腐败所造成的道德危机、政治危机等，这些都不如意识形态临时真空所带来的信仰危机。这种危机以“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后为走向两个极端的时期。“文革”时期是将其反常地极端化，类似政教合一，指导一切，导致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绝对的专制，完全扼杀了社会文化的生机。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即非意识形态化。将意识形态问题低调处理，以有意无意的方式回避矛盾、回避在这一领域内的复杂、尖锐分歧。如此策略短期、暂时可行，但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谁谈意识形态谁即‘友’”的误解，使整个社会和国家都几乎失去了对外来敌对的意识形态的鉴别、抵抗能力。这其中就表现为普通民众的道德滑坡、无信仰甚至信仰混乱。在民间各种旁门左道、邪教的兴起和盛行，与我们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与现实背离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密切相关。

第二，全球化的挑战。政治的全球化、经济的一体化给传统社会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带来前所未有的两大变化：一是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往往借助经济发展的优势展开。二是意识形态的渗透、斗争和较量大多潜移默化地依靠文化的力量进行。如何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主义本质不变，是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建设始终面临和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课题。

第三，“西化”和“分化”的挑战。“和平演变”和“遏制”是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始终奉行的两大政策，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际上两极格局的终结，中国就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称霸的障碍。当前，思想文化阵地正在成为国际范围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由于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利用大众传媒、文化交流等手段，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的新的国际背景下，西方对我进行“渗透”更加无孔不入，思想文化领域正在成为国际范围内敌我较量的前沿阵地。如何有效地化解西方“西化”、“分化”的强大攻势，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考验。

第四，网络扩展延伸的挑战。网络所具有的全球性、虚拟性、互动性、自由性、快捷性和开放性，正在使人类社会经历着深刻的革命。网络时代的到来不仅打破文化的时空界限、地域界限，还打破传统文化保护、文化交流的游戏规则。网络文化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对网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既不能忽视、回避，更不能否定。应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一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到来。网络文化使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的控制和导向难度加大。如何通过法律和政策以及伦理、技术等手段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应对挑战，掌握信息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已刻不容缓。

综上所述，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政治、经济、思想建设，更直接影响到主流文化、先进文化的建设。我们在跳出传统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应迅速建立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的以人为本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要建立这样的意识形态体系，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时俱进地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合的意识形态体系。

责任编辑 姚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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