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昆曲苏州派

摘 要：鉴于学界对苏州派成员确认的纷纭混乱，著者以通读李玉和所有明末清初尽可能搜集到的苏州传奇家的作品为基础，以创作风格的趋同性为论证的中心标尺，对苏州派阵容作了最后指认。明末清初苏州丝绸手工业推动了城市经济起飞，壮大了市民阶层，改变了昆曲的观众结构，繁荣了民间职业戏班，使得昆曲在贵族厅堂之外，占领了市井中寺庙、会馆、茶馆乃至广场的露天戏台，苏州派的诞生顺应了社会的需求。处在社会底层的市民剧作家在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后，他们发自内心的反思，深刻地影响了传奇作品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李玉与苏州派传奇家面对与昆曲初兴时期不同的观众对象，接受了“汤沈之争”的深刻影响，他们通过传奇结构的成功改革，铸就了雅俗共赏的正宗吴门曲派即“南曲”的艺术风范。

关键词:戏曲艺术；昆曲；苏州派；贵族精神；市民意识；新纪元

中图分类号：J809.9 文献标识码：A

一

昆曲“苏州派”最早被称为“吴县派”。吴县，秦朝始设，东汉为吴郡郡治，隋开皇年间，地方行政建制废郡而改设州、县二级，吴郡遂取城西姑苏山为名，改称苏州。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分吴县置，取名长洲，故许多古代曲家凡称长洲籍，也即是吴县（苏州）人。明代苏州改为“府”，最早领吴县、长洲二县，最多时领一洲九县二厅。进入本世纪，苏州下辖昆山、吴江、太仓、常熟、张家港五县。吴县因并入苏州市区而不复存在。但此时所谓昆曲“吴县派”者早已被史家改称“苏州派”了。

昆曲传奇作家，以江苏、浙江籍居多，在江苏又多集中于苏州一地，这是不争的事实。无非因为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其唱腔（水磨腔）、其舞台语音（“苏州-中州音”）更贴近于苏州人尤其苏州知识分子的审美喜好，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至清初（康熙前叶）苏州涌现了数十名知名剧作家，创作了数以百计的传奇作品，传世之作达60余种之多，创造了中国戏剧创作史的旷世奇迹。史家把这一时期苏州的传奇作家群体称为“苏州派”，是对这个人才群体以及由他们创建的代表这一时期的昆剧创作成就、艺术风范的高度概括。

然而，人们在命名苏州派时，赋之予“苏州派”这一学术概念的内涵尚未到位，或缺乏完整、系统、科学的理论界定，致使苏州派的作家阵容至今未能得到比较规范的认定。曾和我合作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我任副主编）的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新雷教授早在1961年就在《江海学刊》上发表了他的论文《李玉生平交游作品考》，文中列举了李玉、朱佐朝、朱素臣等13位剧作家作为苏州派的基本阵容，并指出“李玉便是他们的先导者，是他们之中的总的代表者”。之后，有许多论著、史著中对苏州派成员的界定便似乎陷入了莫衷一是的混沌，如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提出了18人的阵容；颜长珂、周传家《李玉评传》确认了23人。致使我国台湾地区的李佳莲博士在她的《清初苏州剧作家研究》中作出了如下质疑：

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中举出李玉等10人，但仅对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叶稚斐、张大复5人的作品略作分析，其余5人仅简介作品存佚流传情况；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认为苏州派共有18人，并大篇幅详细说明李玉、朱素臣等人的生平作品及苏州派作家的一些共同点，但是18人之中的另10人仍然未提及其剧作内容；郭英德《明清传奇史》补充提出张彝星、陈子玉、刘百章3人，使其苏州派阵容为15人，但仍未见文中有任何对陈子玉、刘百章、邹玉卿作品的分析。

鉴于苏州派概念的混沌，李佳莲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即规避了苏州派的概念，而改用了“清初苏州剧作家”。

事实上，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论文，在论及明清昆曲人才的结集形态时，对于艺术流派的提法也比较谨慎，只提出了曲家“群落”的概念。在昆曲的发展历史上，苏州出现了多个人才群落都以核心人物命名，如魏良辅群落、梁辰鱼群落、沈璟群落、李玉群落等。我曾这样描述苏州曲家群落的那种人才结集形态：

这里用“群落”一词来表达吴门戏曲人才的结集形态，突出了它不同于一般的“社团”或其它集团样式。“群落”具有一种特殊的松散结构，沈璟虽然被公推为“词坛盟主”，但“吴江派”并没有任何盟规或章程。群落集聚不是凭行政的力量，引力核心的形成也不在于作为核心人物地位或资历。沈璟也不过作过光禄寺丞，而魏良辅、梁辰鱼与李玉都是布衣白丁。“群落”的向心力来源于那些出类拔萃人物的素质、学识以及艺术上深厚的造诣与因其成就而造成的声望。①

但显然，昆曲传奇家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受某种向心力的吸引而自发地向核心聚集，无疑就意味着某种艺术流派的行将问世。曲家群落正是孕育艺术流派的最为有效、适宜的温床。

然而所谓流派，也大抵都是后人概括后的一种分封。苏州派则是现代学者对明末清初苏州传奇作家群落的一种封赠。流派命名无一不受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期，即产生于曲家群落特定的活动时期。昆曲艺术的传奇流派虽然以地域命名，但有时也不受地域所限，例如吴江派成员中就包括了王骥德、吕天成这样的越中曲家。只是苏州派阵容的界定，是有严格的时期和地域限制的，这已成为一种学界的共识：苏州派成员必须是明末清初苏州籍的传奇作家，这是归入苏州派的刚性条件。过去把苏州派称作“吴县派”，以吴县（包括长洲）为划分条件，随后扩充了常熟县的丘园，这也是唯一不属于吴县的剧作家。

近一百年来，经先贤们的挖掘、探索，沉积得较深的明末清初的苏州籍传奇家陆续浮出水面，以李玉为中心的群落名单也越来越长，从可以见到的资料，这个名单已组建了如下的群落阵容：

李玉、朱佐朝、朱素臣、张大复、丘园、叶稚斐、毕魏、朱云从、盛际时、邹玉卿、陈二白、马佶人、周杲、朱葵心、黄祖颛、王抃、王呜九、王续古、刘方、毛钟绅、郑小白、朱英、吴伟业、尤侗、过孟起、叶奕苞、陈子玉、刘百章、许恒、盛国琦、袁于令、薛既扬。

然而，并非明末清初的所有苏州籍贯传奇家都可以被认定为苏州派作家。在这里，“苏州派”与“苏州剧作家群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苏州派的划分有它的特殊性。苏州派必须是苏州籍贯作家、必须经历过明清的改朝换代，其主要艺术活动地域在苏州，和李玉等苏州派骨干作家有来往或有联系，本质上是市民剧作家。以上这些条件虽然都是苏州派传奇家可以识别的“身份证”，但还不是取决因素，流派的取决因素在于他的作品，在于作品在创作思想理念、创作方式方法乃至创作风格上所流露的某种趋同性。李玉既是苏州派的核心，这就是说，苏州派成员所创作的作品必须与李玉的作品，无论在创作的思想理念、方式方法，尤其是艺术风格上要有较大的共性。因而苏州派作家必须具有一种以上的完整传奇传世才能确认。

苏州派原则上定位于清初的苏州剧作家群落，他们的主要艺术活动，时间在清初，地点在苏州。以上名单中，郑小白已有学者考证系扬州人；薛既扬入清后即迁居无锡,为无锡诸生，显然不能划入苏州派；马佶人约生于万历三年（1575）②，入清时已经年在古稀。虽然《传奇汇考标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称他是吴县人，然他的传奇《荷花荡》题作“上党撷芳主人编”，也许吴县仅是他的祖籍。且《荷花荡》写李梦白厌弃功名，纵情风月，亦非苏州派风格。过孟起、盛国琦、毛钟绅、王呜九诸人由于他们没有传世作品，则亦予以排除（日后如有发现则另当别论）。过孟起、盛国琦据载与朱素臣合作过传奇《定蟾宫》，但《定蟾宫》今已不存，即使将来我们发现了《定蟾宫》，也不能仅以半个剧作论定；有些传奇家虽无剧作传世，却尚有故事梗概留存，由于故事梗概与传奇原貌有较大差别，当然也不能以“梗概”论定流派的身份。另有些剧作家传世作品仅存一种，如陈子玉之《玉殿缘》与丘园之《幻缘箱》剧情相同，疑为改编，暂予排除；其他周杲之《玉鸳鸯》、许恒之《二奇缘》、朱英之《倒鸳鸯》、刘方之《天马媒》、王续古之《非非想》、朱葵心之《回春记》等，其流派归属只存下一个孤证。另外王抃太仓人，朱英松江人，周杲昆山人，叶奕苞虽系叶时章的同宗兄弟，但长居昆山，并没有资料证明他们与李玉等苏州派核心剧作家有交往或合作。如果仅一种传奇传世，虽只留孤证，若作品具有较为强烈的流派特征，或可予以指认，但几乎没有这样的作品发现。例如刘方仅《天马媒》传世，他在《天马媒•序》中自称他的传奇，只是传奇，非是“传词”，决不计较音律，“如或审音辨律者有所揶揄，予当谢之”，与苏州派的音律主张大相违异。又以王续古之《非非想》（一说查继佐作）为例，剧演维扬才女项瑶枝以和诗为条件招婿，新科状元余千里隐去廉察使身份，和诗成功与项瑶枝成婚。郑太师之子郑学恒又十分垂涎项瑶枝，多次求婚遭拒。另有秀才佘重与妓女柳容娘有生死之约，因赴京赶考一别五年杳无音讯。由于佘重与余千里相貌十分相像，于是因认错人而在三男二女中引起了一场婚爱的滑稽剧。剧中还塑造了一个“天下第一才子”张幼于，带有浓厚的笑傲人生的玩世色彩。和李玉或朱素臣等作家的剧作相比，很难从作品中感受到苏州派作家常有的家国精神、民族意识，也感受不到苏州派作品中那种贵族与市民两个不同阶层的精神碰撞或交融，更感受不到作品对历史的反思或对现实的穿刺，作者热衷的只是一场超现实的爱情游戏。尽管王续古是苏州剧作家，因无其它传奇传世，故不能仅仅以《非非想》把他归入苏州派行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料的勾沉，苏州曲家群落名单还会继续加长，其间究竟谁能拥有苏州派入围券，最主要的途径只能是对传世原著进行分析，并通过与苏州派领袖李玉作品的比照，然后才能进行流派风格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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