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秦怡：电影艺术不能在电影产业下面
材料，晚上阅读剧本和许多革命斗争史、英雄烈士的生平事迹。拍摄前几天，我完全沉浸在那些材料中，并产生了一种愿望，一种激动。同时，我还把这种愿望与现代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我发现在现代，我们周围同样有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奉献的优秀人物，这帮助我产生了许多联想。就这样，越理解人物，我就越能感受林红的精神世界的实质。回顾我的人生道路，我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出生、成长，创作生涯与生活道路是不能分割的。
谈电影产业和电影票房
记者：回顾以前的一些老电影，依然觉得很好看，没有过时。可惜现在的电影数量多，被吐槽的多，能留下来的少，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秦怡：我们那个时候，剧本中人物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哪个电影风格、哪个电影流派，总离不开人物。其实每个人物在生活里都是很复杂的。写人物前，要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物性格是怎样的，在哪里工作，是什么身份，以及他原来是怎样的，后来是怎样的，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周围的环境如何，这就是人物的发展。有了人物才有思想意识的发展，想好了人物以后，就有了事件，故事就出来了。但是后来变掉了，现在的戏，编剧觉得只要故事吸引人就好了，往往故事先有，比如抢钱啊，家庭不和啊等等，定好了故事，再把人物“装”上去，这样对于影片很多地方，观众看了就感到不真实，因为人物的塑造太简单，反映的生活很肤浅。而且演的不知道是谁，只晓得演员是谁。我们演员塑造角色，就要把人物的发展过程演出来。不管是电影还是话剧，要有人物，要有故事，要有思想，这样戏才会动人。
我们以前演话剧，演戏前，搭档经常会在一起对词，如果扮演的是夫妻，就必须是夫妻间的对话，如果扮演的是兄妹，就必须是兄妹间的对话，这样，戏就容易出来了。在话剧中语言是很重要的。而电影艺术要考虑的东西更多，电影可以通过蒙太奇的手法体现内在的东西，不一定是大镜头，你的手、你的脚等各处都可以表演，比如倒开水的颤抖的手，可以表现出内心的焦虑；再比如，主人公碰到一件非常气愤的事情，一下子解决了，电影镜头就可以转到晴朗的天空，虽然拍的不是人物，但是体现了他海阔天空的心情。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是很重要的，能传达很多东西，但是现在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的运用还有待提高。电影是全世界的，可以跨越时空，就像以前拍的《母亲》，到现在看还是很感动。我看过很多外国的影片，像俄罗斯、意大利以及一些很小的国家的影片，拍得都很好，因为他们是从电影技术入手，把人物内在思想的东西拍出来了。
记者：对于电影艺术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秦怡：首先类型要多样化一些。现在家长里短的、武打的电影有很多，也很吸引观众，但是影院里老是放映这类影片也不行。还有一些爱情片，讲爱讲得简单极了。电影一定要反映现实，紧跟时代。我十几岁时看的电影大多是反封建的。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一大批电影迅速反映现实，反映抗战，宣传抗战，比如《故都春梦》《浪淘沙》《一剪梅》《壮志凌云》等。后来我进了中华剧艺社，演的基本都是抗战题材，或者是配合抗战的戏，不仅主题好，艺术上也站得住脚。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涌现了一批优秀影片，都跟现实联系得非常紧密。我出身封建家庭，之所以从小树立了反抗意识，16岁高中没毕业就离家出走，一心想到前线去，就是因为看了大量反封建的电影，看了许多宣传民族危亡、宣传抗战的电影。好的电影能激励人。
近十几年来，社会上都在说要提高电影产业，因为拍电影钱花得多，同时也可以挣很多钱。我觉得，产业是要提高的，但是电影艺术不能在电影产业下面。因为电影是很高级的艺术，电影可以通过各种故事体现很多意义，容易感动人，所以应该更加重视电影事业。现在电影产业抓得比较多，电影票房上升了，但其中一些影片一味强调娱乐性，张扬的是拜金主义或者消极颓废的意识，这样的影片会误导观众，降低他们的审美水平。作为电影人应该多拍一些能提高观众审美水平的影片，哪怕写谈恋爱也要提高了写，不能一味迎合观众，而是要培养观众。与此同时，电影行业的从业者也应该加强思想素养的提升，包括演员不光要漂亮，还要多了解各方面的知识。
近些年，国内每年生产的电影越来越多，电影的票房也是越来越高，但是不要听着这些数字就以为中国电影繁荣了。我们算算看，每年生产的几百部国产电影中能有多少部和观众见面？之前我参演的《我坚强的小船》是一部优秀影片，在美国洛杉矶获得第四届好莱坞AOF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但是国内放映的场次很少，好多人反映看不到。也许发行方、影院也有苦衷，要考虑票房，考虑经营成本，压力比较大。但我觉得总这样不行，不同的影片有不同的观众群，有不同的价值和市场，发行放映应该尽量满足多方面的需求。这个产业需要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商业化运作下，老百姓也应该能看得起电影，能选择类型多样的电影，等到这一天，咱们的电影市场才算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