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追求:抗战前浙江农民经营副业管窥

内容提要：中国农千百年来的生存之道是“安全第一”。抗战前浙江农民以种粮为主业，收入有限而支出庞大，必须寻求副业收入加以平衡。显然副业已成为浙江农民生存的“安全阀”，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理性地配置副业资源来寻求最大收益，以保证安全的最大化。但随着三十年代以降影响市场景气指数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副业衰落，“安全阀”失效，农民生活恶化，农村经济破产。

关键词：安全　理性　副业　浙江　衰落

在农民学研究中，有论者认为：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即“生存有理、安全第一。”也有论者分析，“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利益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作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笔者认为，这两种农民的选择行为必须放在特定而具体的生存环境中去分析。抗战前浙江农民支出庞大，仅靠主业——有限的种粮收入已不能维持生存。他们必须经营副业以增加收入，增加自身的安全指数，根据市场变化理性地配置副业生产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保证自身安全的最大化，显然这两种选择行为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合二为一的。近年学界关于农民副业的研究，有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农家副业的变迁，有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副业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但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探讨农民经营副业的主动行为，尚不多见。笔者不揣浅薄，就相关史料加以梳理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内外需索：浙江农民经营副业的必要

浙江作为中国面积最小的一省，地狭人稠，按民政厅统计，人均耕地仅有一亩九分，耕地不丰以致收入有限，但开支庞大，抗战前浙江农民的支出主要有以下三项：

首先是租税。在浙江，一般农民多需租种地主富户田地，全省“农户以佃农最多，占百分之三十五，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三·六。二者合计共占68.6％。佃种他人土地要缴纳苛重的租金。龙游县的田租大都是谷租。“谷租的额度，平均占到收获量一半以上。”崇德各村每亩的租额最高一石二，最低四斗，普通五斗六至七斗五，占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四。崇德邻县的租额，以杭县新兰乡为最高，普通每亩一石，几占产量百分之五九，最高甚至一石四。”地租的过度支出，使农民辛苦一年也不敷生计所费。“义乌租种他人田产之农民，一年生产收入，除付租外，十有九户，几不能自给。”

除了地租、田赋及各种附税也给农民造成很大压力。地租对自耕农的影响较小，但田赋等各种苛捐杂税则是一条系在自耕农脖子上的绳索。平湖捐税之繁重自民国十六年以来，田赋每亩正税额虽增加不多，而附加捐税，则年有增加。“在民十六以前，仅有户捐，小学费，及征收费等五种名目，每元正税，仅带征附税七角一分四厘，而自十六年以后，省县附加税，已增至十余种之多，每元正税须带征二元零六分九厘。较十六年前约增加三倍。”长兴全年的田赋收入，计正税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零三元八角五分七厘，附税一十三万一千三百八十六元八角零九厘。又带征附捐为银每两县税六角九分五厘。水利费五分，教育费一角五分，建设费一角五分，米每石收附捐五角，除螟费二角，防务费八角，总计全年为九万零六百九十四元一角三分四厘。此外还有保卫团捐，区公所自治亩捐，乡镇公所自治户捐，戽埂捐，冬防捐，土产捐，山货捐，水产捐，谷袋捐名目繁多的杂捐。农民不问水旱灾歉，纳于政府者，总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了。来自政府的赋税和地主的租金已成为浙江农民沉重的负担。

其次是商人的剥削。市场贸易，商人往往利用农民对市场信息的隔膜和急需出售产品的迫切心情压低市价以盘剥农民，他们所出售的农产物须数经中间商人的转手，始能达到终端消费者。例如内地茶号苛刻茶农，茶栈又复挟持内地茶号，其介绍于洋行，有加固、贴磅、补箱、贴现、现扣、茶篓、打包等二十余项的费用，而茶栈又为洋商操纵，结果市场售价虽高，而茶农反不能获利；其他如棉花的运销也是一样，详见下图：

资料来源：丁文霖：《农村崩溃论之总检讨》，《浙江省建设月刊》1934年第8卷第3期，第29页。

由上图可知，农民所得实利仅2％至3％，大半的利益被中间商人剥削了。商人的剥削使农民不必要的支出增加，加重了农民生活压力。

最后是家庭必要开支。农民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还是一个消费单位。因此必要的家庭生活开支是能否维持农家经济再循环的前提。

有人估计“中国农户，五口之家的生活最低限度，每年当在一百三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之间。””“浙江作为中国沿海开放之区，物价指数高，生活费高于全国最低水平线。现将当时杭州市西湖区，临安，及东阳海宁四县，农民每户生活费列表于下：

资料来源：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浙江省》，1933年，第四二(乙)页。

由上表可知，生活费最高杭州市西湖区，为310.4元，最低东阳县，为160元。农民的种粮收入在浙江海宁“普通农家栽稻四亩，每亩收一石五斗，合计六石，每石价九元，共计五十四元，栽麦二亩，每亩产麦八斗，合计一石六斗，每石价六元，共计九·六元。”稻麦收人合计63.6元。浙江一般佃农“种田12亩，每亩收稻314斤，计3768斤，每百斤3.04元，收入114.547元；每亩收麦123斤，计1476斤，每百斤3.81元，收入56.236元，”稻麦收入合计170.78元。而支出田租一项，“每亩纳租谷133斤，计1596斤，每百斤3.04元，麦每亩完44.6斤，计535.2斤，每百斤3.81元，谷租麦租合计68.90元。”完租后只有101.88元。显然仅靠种粮为主的耕地收入无法支付农民内外的需求，必须寻求副业收入加以弥补。

二、安全：理性追求的目标

农民面对内外的双重需索，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自救，如可以通过牺牲生活质量如每天只吃一顿贩或者用杂粮代替粮食。但这只是短暂或者是指标的办法。治本的方法就是去寻求副业的帮助增加收入来保障生存安全。浙江副业如丝、茶、桐等是农村经济的“富源”，对维系农民生活有重要作用，“忆昔丝茶全盛时期，虽间有水旱，恒不为灾。”稻田所生产的米谷，只须足供全家几口一个年头的食粮就是了，其他一切支出，如地租、田赋、肥料等项，完全可以从蚕桑上着想的。”既然副业对农民生活意义重大，因此根据市场的刺激与变化合理有效地调配副业生产以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农民追求安全目标的选择和保证。他们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理性追求之一：

农民在对土地的利用方面是有理性的。农民佃种他人田产，租金以粮食作物如谷米支付，副产如番薯，黄豆、蚕豆、玉蜀黍等归佃农所有，“农民所租田地之副产，如油菜子大麦小麦蚕豆等，全归佃户自有。”因之农民在有限的耕地上合理分配主副产的生产规模，可以有效降低风险，最大限度增加收入，见下表，

资料来源：楼荃：《指导海宁县农民工作之报告》，《浙江省建设月刊》1932年第5卷第12期，第18页。

从海宁普通农家周年收入表可知，米麦之收入63.6元，占全年收入212.4元的1／4强，剩余3／4全是经营副业所得。桐庐副产关于农家经济之影响，“一般贫苦佃农，每年副产之收入。亦可维持数月生计。”

如市场米价昂贵，农民就用番薯、玉蜀黍等杂粮代替粮食，以度难关。浙江“年来米价腾贵，故山乡贫农，常以玉蜀黍磨粉代粮食，盖其产量既多，价值又廉，即种稻之农户，亦往往将米出售，而自食玉蜀黍。”永嘉霞碧村“村民多以番薯及高粱为食品。”因经济作物有市场风险，因此农民将一部分土地种粮保证安全，另一部分种经济作物，即使经济作物歉收不致危及到家庭生活。(嘉兴新丰)在年岁平顺时，种姜的利益非常大。所以新丰农民对姜的种植，很感兴趣，即使在上年收成毫无，也绝不灰心，次年仍旧播种，但是他们并不将耕地全部种姜，是顾虑到姜田足以倾家荡产，留一部分来维持全家的衣食。金华兰溪两县农民收入，全恃畜产，“近年谷价低落，中等以上之农户，类多将其田亩少种稻麦，多植杂粮，只求稻麦足以供给自己一家之用，而将其余田亩种植杂粮以饲猪，此种办法，实较种植稻麦收入较多也。”可见在土地上合理调配主副业生产规模是农民分散风险保证安全的一种措施。

理性追求之二：

农民虽然不能左右市场农产品价格，但对于产品价格涨落的反应却是主动的，这种反应也证明他们在市价刺激下的应对是理性的。浙江当丝绸全盛时期，桑叶每担值三四元不等；每亩可出十余担，利息实较种植稻麦丰厚。育蚕的成本轻、利息厚，是造成农民蚕丝业繁盛之要因。在丝绸事业黄金时代的时候，蚕农因丝价年年皆好，衣食不缺，偶或遭逢田荒岁歉，赖有蚕丝的补助，生活亦不致过于困难。据卜世纪20年代的调查，蚕桑素称兴盛的浙江省海宁、崇德等县，“近益发达”，“植桑益广”；平湖县的蚕桑业“近年大有进步”；富阳县的蚕桑业过去仅局限一隅，20年代后，养蚕之家“已遍全境，可谓盛矣”。嘉兴在民国十六年后，茧厂增加，茧行开放，遂由四十余家一跃而至一百零六家，因竞争收买，茧价日高，每担高至六十元以上，“乡民取其便利，十分之九售茧，十分之一缫丝。”武康近年人民已知蚕桑之利益，较前数年日见进步。惟因茧价昂贵，“人民均已将鲜茧出售，缫丝者日见其少。”

杭州丝绸业生货机户多散处杭市近郊艮山门外及皋塘区一带。大多数兼营农业，如机织业有利可图，则全力以赴制丝织绸；若形势不顺，则售其丝茧，退而专营农业，其得其失，所关者小，不必以血汗之资，作破釜沉舟之计。当丝价高于茧价时，农民又转而留茧缫丝，农民保留土丝业并非缫制土丝能带来更多的收益，而是用来应付茧市低落。再如浙江地区，“土丝产量，年各不同，概依茧价之高下而有消长，如茧价高时，虽土丝价格亦随之升腾，但茧农均乐于售茧，而不愿自制土丝；如茧价低时，蚕农则不愿售茧，率多自制土丝，盖以加工费用，蚕农并不注意，因为自身劳力不计价值，而薪炭又为农家所固有，假定鲜茧每担售洋三十元，若缫制土丝得一百三十两，可售价三十八元，屑物收入，亦可抵薪炭之消耗。是以茧价低时，农人反觉自制土丝较有利益。”无论是售茧还是缫丝，农民的取舍皆在于比较这两种产品市价的高低，盘算如何才能为自己取得最高收益。其他副业的经营也都如此：余姚近年以来，因棉价频涨，故“往年禾黍之地，多以改为棉田。于是米、麦出产，渐见减少，而价遂突昂。”在茶市景气时，“温州茶区每亩成本为十二元余，每年收入平均有二十元余，收支相抵平均可获利八元余，较稻麦等作物为经济。”茶的价钱很好，转移了农民的视线，都掉转头来努力开垦茶山去。浙江近年各种农作物，价格日昂，“种茶者以获利不及他项作物之巨，将茶田该种他项作物者，时有所闻。”余姚麦冬每年产量，在1925年时，以农户种植者多，麦冬面积在万亩以上，产量达二万担。自1925年后，金丝草帽盛销国外，农家以其工资极高，相率弃种麦冬而编草帽。因此余姚北乡五六七等三区蚕桑固因是废弛，而麦冬种植遂亦减少，年产仅三千担而已。1930年，“金丝草帽销路衰落，……农民仍操旧业。”

理性追求之三：

当产品供不应求或面对商人剥削，农民也不是逆来顺受，听之任之，而是采取相应办法以维护自身利益，减少损失。如掺杂使假就是农民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当茶市繁盛、工价高昂时，浙省茶农“以多采为目的，老茶硬枝，每多掺入…采摘山间野生植物叶芽，混入真茶，以获厚利。”蚕茧价高时，“蚕户贪图近利，往往上蔟未久之茧，内部尚在吐丝之际，即将茧子摘落，售诸茧行，以冀分量之加重。”兰溪桐油品质，以往都有作假的弊病，因为油行用剥削的手段苛刻油农，所以油农暗自抵制将桐油作假，(掺青汕)或掺水分出售，以图其利。大概每担可掺二升至三升的水。掺杂使假固然可以暂时增加农民的利益，减少商人的苛重盘剥所带来的损失，但产品质量没有保证，如蚕在吐丝时，农民即将茧子摘落，蚕身一受震动，出量丝质都受其影响。茶叶、桐油搀假也将影响品质，这种只顾眼前的短视行为长此以往势将损害市场信誉，萎缩市场的销量，最终损害自身长远利益。

三、“安全阀”失效：浙江农民生活的恶化

综合以观，副业的盛衰关系农家经济甚大，农民虽然在市场体系下处于极端弱势地位，但他们面对市场风云的变幻，总是想方设法理性盘算来减少副业生产风险增加收入提高自身的安全系数。但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日本的加紧侵略，各种灾害的多重打击等不利因素叠加效应，浙江的各种副业生产急剧衰落。吴兴桑叶价最昂时，在民国十年前后，每担曾高至四元五角，低在一元五角以上。至二十三年叶价愈跌，高自一元至一元二角，低至三角至五角。良以最近数年丝价续跌，蚕汛不佳，农民皆赔累不堪。鲜茧价在民元以后，每担约四、五十元，有时高至六十元。直至民国十七八年，茧价常盘旋于五十元至七十元之间。据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调查，“十九年全县约产茧三十万担，此时价格每担六十余元，总值达二千万元。二十年产二十余万担，每担价格平均以四十元计，总值约九百万元。二十一年约产十二万担左右，因是年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丝市几至完全停顿，丝价暴落。春茧每担价格最高三十六元(改良种)，低至十豇、六元(土种)，平均二十五元。故产值一落千丈，仅三百万元，不及十九年六分之一。”而蚕茧价格高低，关系农家经济甚大。往昔农村繁荣，现下农村衰颓，其与蚕丝事业兴败具有密切关系。平湖为蚕桑区域，……年来因国际贸易之竞争，……前后茧价相差约十倍，甚至有所得尚不够偿还桑叶之值者。蚕、茧、丝价格齐跌，但生产成本并未相应减少，吴兴农民无论种桑养蚕皆亏本，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吴晓晨：《蚕桑衰落中的吴兴农村》，《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8号，第84页。

其它在浙江农村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副业同样难逃衰败厄运。草帽业因海外市场需求旺盛而繁荣，现在因美欧等国爆发经济危机，购买力减小，草帽海外输出锐减，见下表：

资料来源：茅可人：《余姚农村的续命汤一草帽业》，《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3号，第113页。

余姚的草帽行由1931年前的400家缩减为现在200家，全年输入帽价由1850万元锐减为525万元。此时余姚的草帽业已经到了衰落时期，余姚的农村经济也随着草帽业的衰落而日频破产。浙茶“当民国十三四年最盛时期毛茶，每担平均售价达一百五十元，去年开盘之初，低者仅及十二三元，最高亦不过三十四五

元，大有霄壤之别，囊昔万绿葱葱的茶山，如今已为老树之荒园。”

因蚕丝、茶、草编等重要农家副业的价格低落，农民收入锐减，损失巨大。“蚕桑收入在最近十余年间，减少竞及原来之4／5……蚕桑之居民直接间接均蒙极大之不利。”崇德“在前两年，中小农丝茧的收入，普通总在六十元至百元之数，多的到百元以上至二百元不等。去年(1932年)茧价跌落，农民收入减至往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嘉兴“吾禾农民，对于丝蚕，向恃为副业之重要收入，过去每年产量总值不下五六百万元，今者只仅百余万元，过去蚕茧每担可值七八十元，今者只售一二十元，”其于蚕种人工尚不能偿，农民怎能不贫困。

副业的衰落，表明农民在寻求粮食耕种外的副业收入以保证自己生存安全的措施遭遇失败，生活急剧恶化。正如时人所评论：“昔日嘉兴之农民，无论大农小农，多有盈余，今日则全然相反，大多负债累累，其能勉强收支相抵者，已不可多得，茧业失败，实为其主要原因。”_4Ij76崇德和临近的桐乡、德清、海宁、吴兴诸县，都是以蚕桑业著称的。在五年前(1929年以前)，一般农民都还靠着蚕桑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几年丝绸业急剧地衰落，已迫使他们走向悲惨的境地。

农民损失极大，无法维系生活，只有砍伐桑树、茶树，减少育蚕量，在茶田里间种杂粮粗放管理等不仅萎缩了农村副业的规模，而且降低了产品的品质，失去市场信誉，为将来的恢复生产带来困难。吴兴近年以来，“农家鉴于养蚕无利，亦有铲去桑树，改种绿麻、百合、生姜等他种作物者。”建德“近城一带的桑树，因为茧价已由每担百元跌到二十余元，所以大部分的桑树也都砍去了改种蔬菜以及玉蜀黍等。”桑树原须年年补植桑苗，施加肥料，才能茂盛，农民既对蚕桑业大大地失望，谁也不愿去加肥培植，甚至多数户将桑树伐去，改成竹园，“以致全县桑叶产量较从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

仅有少数田地的人家，因为不够一家的开支，纷纷将田地出卖。农家的耕地，因归并或转让而起重大变化，结果是增加大地主田产的数量。吴兴本地人士土地观念极深，产权轻易不肯放弃。加以向恃蚕桑为生，田作反视为副业，而生活则颇为充裕，无售田之必要。自丝业衰败而后，始渐重视田作，然生活反不能自给，偶遇灾歉，则冻饿随之，故变卖田产之事，时有所闻。据调查，在1931年前后至1934年间，半自耕农买进土地者7户共8.8亩，售去者15户，共33.9亩。自耕农买进土地者11户，共17.9亩，售出者9户，共21.9亩。小地主买进者共2户，3.3亩，无卖出。其他农户卖出者1户共8亩，无买进。综计各类农户买进者共20户，30亩，卖出者共25户，63.8亩。具体数据见下表：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1939年，第114、115页。

由上表观之，可见丧失土地，以半自耕农为最多，自耕农其次。农户所有土地亦有逐渐减少之趋势。自有土地在1931年前后至1933年间，增加者在27户中只10户，买进土地共计20.2亩，但减少者竞有17户，卖出土地共计44.2亩。在1933年至1934年增加产权者10户，减少者8户。但土地面积，增加者只9.8亩，而减少者竞达19.6亩。足见各年增减趋势，虽同时存在，但减少趋势强，而增加趋势则甚弱。总之，在1931年前后至1934年间，各农户之地权日形削减，而租进则日有增加。不只是自耕农急遽没落，即一般亦日趋于贫穷化。

无路可退的农民只有卖儿鬻女或迁徙逃荒。浙西以蚕桑衰落，“去年也曾设有人市，夫携其妻，夫带其女，辗转呼号，论斤出售，与大旱时之西北，情形固无或异!”杭县皋城乡的农民三年以前，蚕茧也是他们主要收入之一，这个收入没有了，他们就渐渐入不敷出。到现在，几乎一年难如一年，他们的问题，已不是节衣缩食所可解决。“离他们不多远的新桥附近，已有一家五口，因为无法过活，全家服毒自杀。”杭州“乡农在蚕罢后，因负债累累，无法偿还，而自杀者很多。”杭州“天堂”已成了地狱。

结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状况有人做过形象贴切的描述：“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浙江的农村同样如此。农民过度的支出已大大超出种粮收入的供给，必须寻求耕地之外即副业的收入。“生存有理，安全第一”一直是农民千百年来的生存之道。为了生存，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配置副业生产来分散风险争取最大利益，副业已成为保障农民生存的“安全阀”，因为他们明白追求副业利润最大化就是保证自身安全的最大化，理性的选择是为了最大的安全。但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力作用下左右市场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副业衰落，“安全阀”失效，风险无法避免，农民收入锐减，生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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