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及其原因

摘 要：众所周知，中西方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而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在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的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从源头上探讨中西方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在早期形成阶段的不同之处。本文通过对先秦时期中西方对世界本原的认知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差异的原因，即东西方思维差异的主要根源在于在地理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政治制度因素。

关键词：中西方 先秦时期 思维方式 世界本原

中西方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中国人善于整体分析，而西方人善于具体分析。公元2—6世纪被人们称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东西方两座文化上的高峰，一座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座是以中华文化，西方的代表人物有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代表人物有孔子、老子、墨子等。然而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等原因的不同，使得中西方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事物背后的世界本原的认知也不同。

一、对世界本原认知的差异

对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我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王新华和任军莉认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于模糊性与精确性、悟性直觉与理性逻辑、有机性和机械性，并从文化角度分析了其差异性的根源。高丽娟从逻辑性、美学、世界观以及道德四个角度分析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贾勤和潘文晋认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于感性与理性、综合与分析、伦理与科学以及求同与求异等。也有学者分析了西方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本文则对比认知中西方对世界本原认识的差异，并探讨其背后的主要原因，以期能够对先秦时期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本原”一词在哲学上指万物的最初根源，它指世界的来源和存在的根据。探究事物的本原，是人类好奇心的永恒表现，爱因斯坦说过：“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当人类思维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难免会有这样的思索：在我们周围的事物成千上万，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组成部分，那么构成世界万物的最基本成分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古希腊哲人们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泰勒斯提出万物源于水的主张，阿纳克西米尼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学说，认为万物源于空气，奇诺弗尼斯则着眼于大地，认为土是万物的本原。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几十年后，赫拉克利特则把事物的起源与火联系起来，他认为火才是构成万物的原质，其他万物都是由火生成的。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四元素说，认为是土、气、火、水四种元素构成了万物，由于这四种原质发生分化和组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比例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各种物质。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以看出先秦时期西方哲人们认为世间万物是由某几种或一种具体的原质生成的，而且其中一些原质具有高度抽象和不可见性。中华民族关于万物本原的认识同样也是丰富多彩的。对于万物是由什么生成的这一问题，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相似的看法庄子认为“万物出于无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于无有。”老子在《道德经》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道”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它决定了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变化 。认识了“道”，也就认识了所有事物 ，把握了“道”，也就把握了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由此可见，我国先秦时期的人们对于世界的本原认识，不是归纳到某一种原质上，而是比较抽象与模糊，要么归结为“无”要么归结为“道”是万物的本原。而“无”并不是没有的意思，而是带有细微和原初的意思，但是不能提供可以供参考与具体想象的指向，“道”也有类似的特征。而古希腊哲学家们则不仅探究形成万物背后的本原，而且还由此可见西方思维具有具体性、分析性，东方思维具有模糊性与整体性。

二、中西方思维差异形成的原因

对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原因，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分析，多数都从文化或者逻辑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或许适用于我国古代的大部分时期，但是并不适用于先秦时期，因为中国先秦时期以墨子为代表的逻辑学也很发达，古代东西方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产生了三大逻辑学说——中国的“墨辩”、印度的因明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本文尝试着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原因。

1.地理环境的差异。从地形上看，我国是西高东低，东方以及南方是广袤辽阔的海洋，北方是干旱少雨的沙漠和草原，西方是高耸入云的昆仑山、阿尔泰山及喜马拉雅山山脉，西南方是山区环绕的云贵高原，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在空间上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国家。在气候方面，总体上看，中国是典型的温带大陆型国家，四季分明，黄河、淮河、海河等河流冲积出的平原土地肥沃，降雨充沛，适于农作物耕种和生长，男耕女织是主要的生产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是的大量的农民在相当程度上局限或者束缚在土地上，诱发封闭文明的产生，这就形成了趋于保守、向内看的民族性格。众所周知，希腊本土三面环海，中央北部和欧洲大陆相连，这里的土地贫瘠，很不适合种植农作物。但是，爱琴海参差的海岸线为船只提供了大批港口，海洋成了古希腊人的生命线，古希腊人可以通过捕获海洋生物和进行远航贸易以维持生活。古希腊的地理范围，除了当前的希腊半岛外，还包括整个爱琴海区域和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亚平宁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众多海港与岛屿使得古希腊人便于与环地中海周边的西亚、北非地区进行海上贸易往来，远距离的海洋的便利开阔了古希腊人的眼界，使得它可以汲取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数学、天文学等知识。古希腊发达的海上贸易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富裕的生活，使希腊的民主政治得以建立，并由此培育了精神的自由；而且还给予人们较多的闲暇时间，以便于自由地追求各种学术。

2.社会环境的差异。因为先秦时期战乱不断以及传统礼乐制度的崩坏，中国的传统哲学关注的更多的是关注人事，关系社会伦理道德胜过关心自然本身。正如胡适所言：“当孟子在对人性的内在美德进行理论探讨时，欧几里德正在完善几何学，正在奠定欧洲自然科学的基础。”这种在知识兴趣和追求目标上的差异性，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自然对象， 而益发深陷于空洞的玄思或纯粹的文学追求 ”。面对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以及战乱的社会大变革的局面，中国先秦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比如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和“仁爱”等思想。墨家“兼爱”、“非攻”等思想，法家则主要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从各家倡导的思想看，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几乎与此同时，古希腊爆发的战争有希波战争、艾伊娜岛战争、提洛同盟战争、伯罗奔尼萨战争等，古希腊战争也不少，但是相对来说，因为城邦实行的是公民代表大会做决定的民主政治，避免了君主穷兵黩武，战争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古希腊哲学家追求一种思辨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认为沉思是实现幸福合德性活动的途径 ，并给出了几点原因：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最为连续；能给人惊人的快乐；给人提供自足。他认为“人们说阿那克萨格拉斯和泰勒斯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有智慧，而不是说他们明智……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因此，亚里士多德最终把人的幸福归于理智品德之实现活动，合乎理智品德的实现活动是最高的幸福。而理智的品德是通过沉思活动、思辨活动而形成的。因此，思辨活动是最高的幸福。而发达的商业贸易以及海外殖民据点为古希腊带来了大量财富，城邦中的贵族由此可以衣食无忧的进行思辨活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哲学和科学的诞生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好奇心，探索外部世界；第二是闲暇不必为生计而忧虑；第三是自由，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而古希腊贵族们可以满足这三个条件。

3.政治制度的差异。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中央集权的时期，尽管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没有形成统一政权，自上而下等级分明，分别是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对于形成这种等级社会的原因，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先秦后期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强大的诸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设立由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分封制逐渐为郡县制所取代，建立起以国君为首的封建官僚制度，在内外政务中国君起主要作用。为了解决诸侯纷争，国家混乱的局面，先秦诸子纷纷面见君王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他们的思想主要是为某一诸侯国的君王服务的。因此，即便是出现了墨家的物理学、逻辑学等促进认识自然的知识，由于这些知识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一些思想家的思想不能广泛的传播与发展。在古希腊，每个城邦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各邦之间一般是平等的邻邦关系。由于每个城邦的地域狭小、人口较少，古希腊建构了由公民大会、500人会议、十将军委员会和执政官组成的一套民主制度。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不包括妇女、儿童、外邦人以及奴隶）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十将军除外）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作出决定，由集体负责，而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避免了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古希腊民主政制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自由之风，每个公民可以自由的发言讨论城邦的事务，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即为自由，通常说每一平民政体，莫不以自由为其宗旨”。这样就使得人们的思維视野更广阔，一些先进的自然哲学方面的知识可以在城邦间广泛的传播，从而激发别的城邦的人对万物的本原进一步思考，而且他们的思想可以得到进一步传播，这样就扩展了对自然哲学的知识。

三、结语

通过本文对先秦时期中西方对世界本原的认知差异，可以看出我国先秦思想家在探究具有模糊性与整体性，对世界本原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无”和“道”上，而西方思维具有具体性、分析性，对世界本原的思考维度更广阔。而这种差异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本文则主要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以期能够为广大读者认知先秦时期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原因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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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光辉（1988—），男，河南周口人，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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