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墨家学说的科技价值

[摘要]先秦诸子百家中，唯独墨家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科学精神，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技术的探讨。后期墨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自然视为独立的认知对象。《墨经》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首次展现了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在中国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分析墨家学说衰亡的原因、重估墨家学说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墨家　《墨经》　科技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2-0023-05

一、超越于同时代的墨家科技思想

墨家是一个富有科学精神和逻辑修养的学派。在墨家的科学思想中，既有严谨的实验精神，又有严密的逻辑方法，而这些对于科学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墨家的科技结构中，同时具备理论、实验和技术这三个要素。墨家本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很有利的道路，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方向。正如胡适所言：“看《墨辩》诸篇，所载的界说，可想见当时科学方法和科学问题的范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看推想这一支学派，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看推想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重视理论、崇尚科学的因素。墨子提倡“学而能”，(《墨子·尚贤下》)即学而知。他主张“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墨子·尚贤中》)但在认识论上，墨子偏重于经验论。而墨家后学完全克服了墨子经验论的倾向，高度重视理论思维，精心研究各门科学知识。在狭义的《墨经》四篇中，墨子的鬼神迷信思想被抛弃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以彻底的无神论和科学观。相比较而言，《墨经》的理论是当时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论。《墨经》囊括了逻辑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生理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尤其是力学、光学)等各门学科的内容，堪称为一部微型的古代百科全书。

在先秦诸子中，甚至于后来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天道或自然界作为“天人合一”的一极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而真正成为主体所探索的对象。儒道两家的这一思想倾向更为典型。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以解决人的自身问题为直接目标，具有纯粹的道德哲学特征。《易传》对于自然界的结构、变化讨论较多，但对于天道的理解和界说却是抽象的、思辨的，并没有在科学的意义上对自然界的本质、规律作深入和具体的探索，并且其思想旨趣在于强调“德合天地”，仍未能突破以天证人或以天合人的思维框架。先秦道家强调“道法自然”，表现出崇尚自然的思维倾向。但其所指的“天道自然”只不过是要求人们按照自然的原则生活，返朴归真以维护人性的纯真。道家也未能开辟出一个以自然界为对象的独立的认知领域。儒家的“天人合一”之说重在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和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而道家则重在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提高个体的精神生活，儒道两家分别从群体与个体、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两个不同的侧面确立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先秦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一种以儒道对立互补为基本结构的文化格局。墨家与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文化倾向不同。墨家是“士”和“工匠”结合而成的学术团体，具有学者和工匠两种知识传统。从《墨子》全书看，墨家成员大都直接参与了各种生产工艺技术活动，掌握了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墨家将学者知识体系和工匠实践经验相结合起来，将自然现象客观内容的认识和思维形式在确定性、一致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形成一系列的科学定义、科学命题、经验公式等成果，《墨经》是其集大成。墨家以集团形式到处奔走，因此有机会去熟悉、掌握当时最先进的各种生产技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为墨家科学活动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维空间，为其科学理论思维准备了实证材料。后期墨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自然视为独立的认知对象。虽然后期墨家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自然观，也没构筑起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但重要的是他们把研究对象转向了人自身以外的自然界。与其他诸家如儒家仅把“格物”的“物”当作表征政治人伦的概念不同，墨家将“物”这一概念予以提升、抽象，认为它是一个“达名”，包括天地万物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物”获得了普遍的形式而成为主体认知的重要对象。

科学主体要正确地把握外物和获得外物的知识，还必须就对象进行逻辑分析，使用清楚明白的概念和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则。墨家很关注逻辑问题，其道理也在此。后期墨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建立起第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许多学者指出，后期墨家的逻辑学足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墨家重视逻辑学，说明墨家学者具有一种理智心灵，其中渗透着认知理性的精神。而先秦诸子(除后期墨家外)是以整体性的直观、类方法把握对象世界，这种思维方法不是通过纯粹抽象的逻辑方式所获得，而是通过“观物取象”，也即直观综合的产物，因而具有感性的特征，甚至于有主观比附的倾向。这种方法以直观性的类的观念为基础，通过类推的原则来把握事物的联系和本质。如先秦的“天人合一”观念认为，天道或人道在结构、秩序或功能方面相似、相通或说是同类，于此由社会人事推测出自然界的本质及其变体，反之又可以由自然界的本质及其变化推测社会人事的规律或变化。“天人合一”是由人观天、由天证人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属于直观性的比类推理过程。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孟子的“诚者天之道”或“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老子所说的“抱一而为天下式”，甚至于荀子所说的“礼者天地之经”，都是在“天人合一”的意义上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直观比类这一思维方法的特点。这种整体性的直观比类方法，强调客观事物之间的辩证联系，具有辩证思维的特征，然而由于它忽略了对对象世界进行详尽、逻辑性的分析，因而带有模糊性、直观性、思辨性的特征，从这种思维方法中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具有重实用、重技术、轻理论的经验倾向。在先秦，整体性的直观比附方法获得了普遍的形式，成为先秦哲学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家把握世界的基本方法。

墨家在早期墨子那里就已经开始了逻辑规则的讨论，并把逻辑规则运用于论辩活动中。例如，墨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反对论敌的言论，提出了“类”和“故”这两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概念。“墨子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即‘有故’，没有理由的就应服从有充分理由的，即‘无故从有故’。(《非儒下》)在科学研究中，寻根问底，多问为什么，这是很可贵的科学思想。后期墨家沿着墨子所开创的致思方向，对形式逻辑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探讨，遍及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基本规则。如在概念论方面，提出了“以名举实”的原则，同时对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分类，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在逻辑判断方面，提出了“以辞抒意”的原则，对判断规律作了探讨，研究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问题。在逻辑推理方面，提出了“以说出故”的原则，并且探讨了多种逻辑推理的具体方法，包括“效”(效法)、“辟”(类比推理)、“侔”(直接推理)、“援”(间接推理)、推(归纳

法或演绎法)等。重视分析性的逻辑方法是后期墨家区别于其他诸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

墨家科学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科技思想水平。墨家科学思想首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知识表达语言。如逻辑学上有名(词项、概念)、言(语句、判断)、辩(证明、反驳)、且、已、必、使、尽、止等范畴；哲学上有久(时间)、宇(空间)、有穷、无穷、同、异、同异交得、兼、体、化等；数学上有方、圆、平、直、倍等范畴；物理学上有力、动、止等范畴。这些概念虽然与现代科学语言有着重大的差别，但其表述上独特的体例和简洁的风格在先秦典籍中是非常突出的，这表明墨家已试图用一种特殊的区别于当时一般的自然语言来表述他们所要探讨的科学问题及科学结论。在某些领域，墨家建构了具有逻辑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尤其以著名的光学八条表现最为典型。另外，《墨经》列举了各门科学上的定理及其证明，对一些概念给出了相对严格又颇具抽象程度的定义或界定，在给定义时又能够由简入繁、前后相接，在已被定义的简单概念的基础上再去定义相对复杂的概念。如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墨经·经上》)“圆：规，写交也。”(《墨经·经说上》)这条对圆的定义与现代几何学的定义并无差别。这表明墨家已掌握了科学概念定义的基本方法，这一点在先秦各派中是绝无仅有的。墨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还引入了实验环节，虽然实验粗糙，但表明墨家已建立了一个初具结构的科学活动过程。由此可见，墨家科学与作为西方近代科学“种子”的古希腊科学不仅极为相似，而且处于相当的水平。

二、《墨经》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首次展现了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

重效益、讲实用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取向。以实践应用作为文化建构的价值取向，是墨家科技思想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之一，也是传统的实用理性价值观的表现。墨家思想中的一个中心观念即“利”。作为一种关注天下的学说，墨家提倡功利的目的是着眼于天下而非个人的，这也正是他们重视科学技术的理论动机。他们将“兴天下之利”与“除天下之害”并提，且以此作为“仁人”奋斗的目标。这种“利”的观念也渗入在墨家提出的判定言论是非的“三表”之中：“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谓“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要求一种学说必须以实用为目的，以百姓人民的物质利益为出发点。《墨经》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首次将纯粹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与注重实用的工具主义价值观融为一体。这种价值取向虽然缺乏高度的自觉性而只是自发的。但它却为中国科技文化史甚至于世界科技史开辟了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科技价值方向——科学主义与工具主义相结合的科技价值观方向。

《墨经》把自然客观世界作为独立认识对象，经过“巧传则求其故”(对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探求其原因和规律)的抽象概括，以形成反映事物本质规律的科学技术。《墨经》的科技思想有利于人们用来进一步把握、改造客观事物，使之在某种程度上变为符合人的利益和需要的自为本体。如《墨经》中阐述的“衡木加重而不挠”的桔槔机，“绳制挈之”的滑轮以及“车梯”等利用杠杆和斜面原理的简单机械，都是反映人们变事物自在本体为自为本体的范例。这些简单机械的研究和利用，发挥了人们认识与改选自然的主观能动性，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劳动效率。

墨家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观察到同一事物客观地存在着像有无、是非、存亡、贵贱等相互对立的两重属性，从而提炼出同时把握事物同异两面，一分为二地抓住事物的基本属性，进一步揭示事物本质的“同异交得”的思维方法。“同异交得放(仿)有无。”(《墨经·经上》)“仿有无”即例如有无，在《经说》中列举了“有无”等14个例子。从这14个事例来看，所谓“同异交得”，从事物方面看，就是像有无、多少、去就、坚柔、死生、长少、白黑等相异或相反、对立的性质存在于同一对象；而从思维方法角度说，是指同时把握同异两面，或全面地、整体地看待事物。亚里士多德曾说，在自然事物中，“人们可以看到相反者自身总是出现在同一主体之中，而且是同一事物的属性；我说的是例如健康和疾病、美丽和丑陋、强劲和柔弱、明与暗、聪与聋。”亚氏的这种说法与墨家的论述极为相似。墨家对“同异交得”的原理和方法极为重视，这一思维方法引导墨家不断获取知识，发现真理。《墨经》中有关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渗透着同异交得思维方法的火花。墨家提出：“义，利也。”(《墨经·经上》)“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墨经·经说上》)这就是说，义即为利人之公利，要立志为天下人服务，把天下一切事务当作自己的份内之事，而不必考虑为个人所用。墨者主张一切行为包括科技实践的目的，都在于趋利避害。墨子自创立本学派以来，就反对把普遍原则和生活、行为相分离，认为对普遍性东西的追求，就在于应用它。在墨家看来，科技理论是“兴利除害”的工具。因而，其学派的论述是通过以事说理的方式“谈辩”的，墨者并不是抽象地讨论“辩”，而是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研究辩学的。

墨家掌握的技术是经验层次的知识，同时，他们从经验中抽象出的知识目的又是为了应用于实践之中。墨家的功利观是以满足人之所欲，使人达到温饱为基本目的。墨家的自然科学研究从属于墨家的“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最高宗旨，在墨家身上表现出思想理论与制造工艺的统一。梁启超曾指出，“质而言之，则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也。”他认为墨家所言之“利”是“殆利人非利己”，“其目的固在利人，而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导之”。因此，墨家学说是“圆满的实利主义”。

三、墨家学说衰亡的原因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

墨家是先秦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学派之一，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墨家学说成为绝学，而墨家所开创和独具的注重科学的精神也湮没了。而吸收了道、法、阴阳诸家之长的儒家自汉代起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以周礼当作最高规范，以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为中心内容，以阴阳五行为解释框架，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这些特点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奠定了基调，形成了一个沉重的思想传统。墨家的科学思想，将自然与社会分离，以自然物体、自然现象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独立对象，强调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理性分析，反对五行相克的先验图式，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来看，儒道两家本质上是作为主观境界型的学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升人的境界，改善人的精神生命的状态，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它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的文化传统。墨家作为客观形态的理智性学说，其基本功能在于完善人的生存的外部环境和提高人们驾驭自然界的能力，它从另一层面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后期墨家的哲学理论和科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可能发展方向。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上，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一直处于支配性的地位，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后，人们以此为参照系，发现中国传统文化

结构的平面性缺陷，也就是说只有实践理性，而缺乏认知理性的层面，因而使中国民主和科学难以正常地发育和成长。国人在对传统文化反思的过程中，发现墨家学说与西方文化有相通之处。胡适就曾指出：“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学学派同时盛行。”“我认为非儒家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所谓“非儒家学派”主要指墨家学派。胡适在此看到了墨家学说的独特价值，要求复活这一传统，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应以逻辑方法为基础，哲学的发展也“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中国到了近代与西方相比落后了一大步，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和逻辑意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其“根本路径是在原有的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中，融人墨学一极，形成儒、道、墨的新格局。这一文化新格局中，既包括实践理性，又包括认知理性，实现形上与形下、德性与知识的统一。其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偏枯的，而是饱满健全的，可以满足人的生命存在的全幅需要。”中国科学的落伍，开始在先秦及先秦之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先哲似乎没有意识到有把自然科学方面知识当作重要追求目标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东西，正是2000年前后期墨家倡导的科学精神。后期墨家的哲学理论、科学思想及逻辑理论在秦汉之后骤衰，而儒道结合的思想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关于墨家与名家消亡的原因，李约瑟认为：“大概是中国社会生活具有把思想极化为儒道两种类型的作用。一方面是，士大夫的具体社会目的阻碍了对逻辑问题的任何密切注意。”在我国古代社会，士大夫在学习知识和发展知识的取向上侧重于社会目的。这种社会目的显然是向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国家治理的方向倾斜，而将人们的探求落人人治社会。因此可以断言，中国古代人们的社会选择，促使了墨家的消亡。汉武帝开始的独尊儒术，应是对此直接的打击。墨家学派本来体现了极好的劳心与劳力的结合，而劳心与劳力的结合正是近代科学与技术研究发展所必需的。墨家作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集团，被当时社会政策所压制，墨家学说也难以为继。相反，儒家因世世代代受统治者及社会支持而承传和兴旺起来。墨家的湮没与儒家的兴旺给我们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很明确，学术体系要得以繁衍，科学精神要得以继承并发扬，社会的支持非常重要。在中国处于百家争鸣时代，《墨经》无疑是中国古代科学文献中最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然而，由于墨家具有反宗法观念，儒家则把宗法结构外推到国家，主张建立家庭与国家同构体；在古代中国，宗法组织从来没有像西欧中世纪那样被高级宗教瓦解过，所以墨家的衰落是历史与社会环境所致。由此可见，宗法组织的家庭观念和科学有着天然的对立。传统文化是小农经济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家族宗法的社会秩序相结合的产物，而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秩序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很小，在科学思想和科学内容上要求并强迫科学认识活动服务于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政治需要时，墨家的科学思想失去了生存的社会环境而被湮灭，以“仁礼”为核心内容、以元气阴阳五行为形成框架的儒学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结局。

墨家学说作为我国古代产生的一种重要学说，是不能被人为地贬斥和泯灭的。因为墨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思想既有它当时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又有它超越时代的思想内容。墨家的科学技术和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随着社会历史和科学文化的新发展，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爱因斯坦所说的西方科学形成的条件同样适用墨家学说。先秦时期墨家之所以在科学方面独树一帜，是因为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后期墨家注重对外物的探索，从而有自然哲学、知识论、逻辑学的形成，为科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研究墨家学说，我们不仅仅只限于关注其具体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其内在的科学精神和认知理性精神。墨家科技思想以自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强调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但中国古代科学没有照此路线发展，而是走向了注重技术创造，忽视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基本规律的研究的道路。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停留在现象的描述阶段，缺乏实验手段去验证其普遍性，古代科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无法归纳为普遍的法则，不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规律性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缺陷，正是因为失去了墨学注重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这一重要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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