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时代的辩言与苦行

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开创了博大精深、气势磅礴的墨家学说，对概念、判断、推理、证明等思维形式以及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等思维规律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墨辩体系，代表着我国古代逻辑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逻辑史上的一座丰碑。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注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逻辑学的体系。更难能可贵的是，墨子善于在教育中运用逻辑，在逻辑中灌输教育，促进教育，形成了独特的逻辑教育风格，这对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进行逻辑思维训练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时代的召唤和救世救民的情怀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都不是凭空出世、随意而生的，思想者的才华天赋固然重要，但它的成长更离不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墨子学说是基于特定的时代历史和文化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要正确理解墨子学说的起源，需要简单地回顾鲁国的历史发展状况。

鲁国本为周公的封国，拥有与周天子同样的礼乐典章制度。而从鲁隐公开始，周礼之邦的鲁国就不断处于非礼之中，逆悖之事时有发生。孔子认为周代礼崩乐坏，于是他扛起“礼仁”的大旗，欲以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从而恢复到周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状态。然而，尽管孔子能够以其道德人格的感召力，聚集大批的学生，形成著名的儒家学派，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其理论本身与政治实际的反差也越来越大，无论孔子如何努力，现实却令他处处碰壁。孔子去世之后，虽然还有子夏、子张等门人等皆在传习孔子之学，然其已经丧失了其师学说的精髓，而日益流于浅薄和琐屑。而墨子正是生活于儒学兴起且有很大的影响的时代，所以孔子的思想对墨子思想的产生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在接受孔子思想的同时，墨子的平民立场与质疑精神也开始了对其贵族礼仪的厚葬久丧诸种弊端提出怀疑与批评，而孔子后学拘谨于礼仪细节而难以在学理上有所创造，这更引发了墨子的极大不满。儒家思想与现实的矛盾，更是大大刺激墨子走上了弃儒立墨的新路，从而开创了一代新风。在鲁国及诸侯不断陷入“国家昏乱”、“淫僻无礼”、“务夺侵凌”之际，墨子毅然弃儒从墨，倡立起“兼爱”、“非攻”的大旗，并奔走天下，身体力行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从而在实践中开创了一代新风。墨子救世救民的风范赢得了天下人的赏叹，而师从他的弟子也日益众多，使墨学逐步成为天下闻名的显学。

二、辩者之苦行：平民意识与实践精神

墨子的辩学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根植于时代赋予的社会土壤之外，关键还在于墨子不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单是一个人的行动力量是不足为取的，于是在身言力行中，墨子不断传言布道，广泛地收罗弟子，推行自家的学说。当时墨子对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他认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贫富差异是根本不合理的，强凌弱、众暴寡、贵傲贱、诈欺愚等等普遍现象都是违背正义原则的。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兴天下之利，除天下害”，必须从多方面入手，而教育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如何使弟子更加容易理解、接受自家的学说，如何使执政者采纳自己的意见，如何战胜反对者，揭穿诡辩者的诡辩之言，不但要依靠自家学说的丰富和完善，但更重要的是采用合适的传言布道的方法，即教育的方法。事实上，墨子的学说正是在墨子的教育（言传身教）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而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也是在后期墨家中才逐步完善起来的，这正是教育的结果。

在墨子的逻辑教育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平民意识与实践精神。墨子出身被称为“贱人”的匠人，他的一生的活动都跟劳动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鲁问》篇载曹公子回忆在墨门下，穿的是“短褐之衣”，吃的是“藜藿之羹”，《公输》中记载墨子止楚攻宋，连走十日十夜，脚破了“裂裳裹足”继续走，是一个十足的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形象。墨子明确主张“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把他们都作为自己的教育对象，这种观点较之孔子的“有教无类”，更体现了教育均等的思想，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意味着一切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教育，而墨子明确要求“强求于人”，认为求善者愈寡，愈要强教于人：“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文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墨子·功孟》）墨子的这种教育对象的广泛化、平民化、大众化，使逻辑（即辩学）的发展有着良好的生长土壤，所以墨子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 （《吕氏春秋·有度》），而其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当染》）。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墨子的辩学是一种平民的显学。

墨子辩学具有明显的平民意识，这就决定了墨子不是坐在家中空谈他的逻辑学说，而是打破了儒家“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成规，送教上门，劝人为学。他不辞劳苦，“遍从而说之”（到处宣扬，逢人便说），上至王公大人，下至人民百姓。他的丰富的实践同时也促进了他的辩的认识与思考。因此他身言力行，带领学生投入救世救民的实践大潮。他要求他的学生要知识渊博、能言善辩。而能言善辩正是通过实践才得到训练和发展的。墨家自墨子开始建立墨家学派之时起，为了批判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十分重视研究“辩”的理论和技术。即墨子在教育弟子时一直试图把辩学（逻辑学）列为一门专门的技术和专业，提出了“能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的主张，要求人们必须学好论辩之术，这也为“墨辩”逻辑的创立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诚然，一个无权无势平民学者要奔走天下，身体力行地宣传推行自己的主张，如果不能能言善辩，如果拿不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墨子曾在鲁对穆公说及爱利百姓；至楚，说惠王；于齐，驳太王田和攻战之非义等等，无一不是善于能言善辩而敢于实践的结果。

正因为墨子的逻辑教育拥有了可贵的平民意识与勇敢的实践精神，使得墨家的逻辑学说得到迅速地发展。墨家后学逻辑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奠定了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古印度因明逻辑学并称为古代三大逻辑体系之一的中国逻辑学：墨辩逻辑学。这与墨子的所作出的逻辑教育是分不开的，其中，平民意识奠定了墨子逻辑教育对象的大众化特征，实践精神又推动了墨辩的不断向前发展和成熟。

三、行者归来：墨子逻辑教育思想的价值重建

墨子的逻辑教育在平民意识的推动下，通过实践总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古代逻辑体系。墨子的逻辑教育也由此盛极一时，墨子的弟子遍及天下，墨学得以与儒学并称为当时极负盛名的显学。

尽管我们的古代逻辑教育在墨家的努力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也盛极一时，但是自从墨家学说被追崇儒学的统治者扼杀之后，在往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也不被人们重视。而我们当代逻辑教育孤独又傲慢地站在高处，冷观大众，孤芳自赏。而从事逻辑教育的精英们又一味躲在阁楼中研究死书，一味构建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框架。在基础教育中，懂得逻辑的学生极少；在一些大学院校中，逻辑课程沦为选修课，甚至不开设逻辑课程，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低下，这种状况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国逻辑教育的形势是每况愈下，逻辑教育的地位更是岌岌可危，它所缺乏的正是一种平民意识，它没有把人民大众作为它的教育对象，只限于精英教育，这样很容易造成逻辑教育的“贫血”。而缺乏一种实践精神更使得逻辑教育只是在空空而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过：“学生的文章写不好，并不是由于他写了几个错别字，也不是因为他不懂语法，主要是逻辑思维问题；所谓主谓不合，动宾不合等等，表面上是语法问题，实际上是逻辑问题。”要改变发展滞后状况，我们必须重视逻辑教育，认识到逻辑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要遵循逻辑教育的规律，遵循个体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逻辑教育真正弄活起来。我们只有认识到逻辑教育在基础教育的地位，重视逻辑教育，在进行逻辑教育时要遵循适当教育方法，积极在实践中运用逻辑，在实践中锻炼逻辑思维，同时不能矫枉过正，将修身苦行走向另一个极端。

墨子的逻辑教育思想历经千年沧桑，时至今日仍放着耀眼的光芒，我们在审视墨子的辩言和苦行的历程中，必须认识到墨家逻辑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更要从墨子的逻辑教育思想中汲取精华，重振我们新时代的逻辑教育，让思辩与苦行的传统重放异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当今逻辑教育低迷的困境。

（蓝海正 陆艳 覃永县 广西贵港市木格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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