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看电视契约》：电视媒体文化判断力教育的尝试

做班主任这几年，学生换了好几拨，学生的偶像换得更快:从F4、小燕子、周杰伦、姚明、杨利伟，到韩寒、贝克汉姆、刘翔、“超女”、好男儿、易中天……发现这些偶像的共同特征了吗？都曾是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中的热门人物。

再看两个场景:那年带学生去军训，军歌对唱时，让我惊愕的是，两个班级集体对唱的不是《我是一个兵》的昂扬，而是《童话》的缠绵;再一年春游，汽车上搞班级小联欢，一个小男生上来就模仿易中天讲“三国”，博得阵阵掌声，我一边暗暗佩服这个学生，一边感叹电视媒体的强大力量。

信息社会使大众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其中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又凌驾于其他媒体之上。对教育工作者来说，指导学生在电视媒体的“狂轰滥炸”中持有正确的文化判断力，是刻不容缓的责任。

我认为，电视媒体文化判断力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敏锐观察力与思辨能力的未来公民。教师指导学生持有正确的电视媒体文化判断力，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是单纯的说教敌不过电视媒体光影的轰炸;二是学生看电视在家庭中，学校的教育必然有滞后性。该如何培养学生正确的电视媒体文化判断力呢？我决定进行一次电视媒体文化判断力教育的尝试。

第一阶段 雾里看花

我给学生布置了两个周记:

1．近一阶段，电视媒体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热点话题？

2．你想走近电视媒体了解哪些东西？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生认为电视媒体给我们提供的热点话题按流行程度排列为:选秀、明星娱乐、体育新闻、社会新闻、政治新闻、科技和文化传播等。

第二个问题，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选择几个列举如下:唱片公司如何打造和包装“偶像”歌手？影视节目里的暴力、色情、灵异、恐怖等讯息真的对我有影响吗？那些综艺节目真的是现场直播吗？明星是如何出名的？为何有这么多的选秀节目？这些节目如何圈钱的……学生们的热情已被调动起来，我开始推动我下一阶段的教育行动。

第二阶段 揭开神秘面纱

这一阶段教育行动，我兵分三路。

第一路——学生的自我教育。

在学生想要了解的问题中，挑选一些可以通过查找书籍、网络、询问找到答案的让学生分组自我解决。学生的投入让人感动，各小组汇报内容翔实、生动、专业。以小张这组为例，他们列举近几年几个热门选秀节目中手机投票、揭黑幕、评委逗嘴、哭哭啼啼等炒作手段，彻底揭开选秀节目的所谓“平民娱乐”的伪善外壳，让我这个老师都受了一次教育;国际部学生展示“韩国偶像剧再现的韩国文化和其民情风俗与真实间的差异”更让人大开眼界……

第二路——联合语文、政治老师，给学生传授更专业的电视媒体知识。

语文老师的专题讲座是“了解媒体的语言文法”，从语言的角度教授学生如何阅读、理解媒体讯息，了解不同的媒体如何使用他们的“符号”来达意。事实的叙述与个人意见的陈述，对信息可能产生扭曲。不同的媒体使用不同的“语言”往往会使我们产生不同的认知，而对同一件事有了不同的看法。

政治老师的专题讲座是“看西方媒体如何呈现亚洲人及亚洲国家的刻板印象”，让学生明白媒体的哈哈镜作用，即媒体能夸大扭曲某个观点。仔细想想，很可能我们每天读的报纸，听的广播与看的电视，已经把许多我们一辈子没去过、没看到、没经验过的“人”与”类”都塑造了一个“样板”。这个话题让学生感受颇深。

第三路——专业人士揭开电视媒体神秘面纱。

学生中正好有热心家长从事媒体工作，我请这位家长从专业角度介绍了电视媒体组织。通过这位家长由浅入深的讲解，学生们基本了解了:媒介提供的信息是经过层层的人为包装、修饰，甚至是有目的地被剪裁后的结果;节目的目的也就有天壤之别。有些信息是告知多于娱乐，有些则是看来是娱乐性质却明显在促销流行文化商品给我们。而有些信息悄悄地在“卖”人生价值给我们。最后我们还通过这位家长的关系，参观了电视台，身临其境感受了电视媒体的制作过程。

学生真正被触动了，原来我们每天接受的电视媒体信息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我们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不加以理性过滤，我们就会成为媒体信息的垃圾桶。此时，学生已经有了自主进行电视媒体文化判断力的欲求，趁热打铁，我让学生再想想如何避免成为这种“垃圾桶”呢？

又是一轮激烈的讨论，我在讨论中再加以适时的引导，学生得出了基本结论——即最基础的电视媒体文化判断力:

1．管理自己的电视观看行为:比如评估和了解自己看电视的目的、时间等;

2．辨别节目真实性:去认识电视的媒介特质和节目价值体系、制作技术等;

3．审视劝服性的论证与讯息:理解电视广告商品或节目中的劝服性技术及其影响、价值等;

4．更多地了解电视媒介组织:理解电视工业的运作和商业竞争的影响等。

这一阶段的教育行动，使学生们对电视媒体的形式特质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渐渐具有媒体思辨能力，形成了初步的电视媒体文化判断力。

太好了！教育已经初见成效，我暗暗高兴，但这还不够。

第三阶段 家校联动——一份《看电视契约》

前文已经提到，电视媒体文化判断力的教育培养有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看电视的行为是在家中进行，我在学校的教育要想取得更大的效果，必须取得家长的共识和帮助。

家长们都很支持这次教育行动。我告诉他们，看电视常是家中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当家庭成员一起看电视时，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彼此的交流互动、谈话聊天或是情绪分享的一个过程。每一个家庭会以相当个别的沟通形式来诠释电视，家庭观看情境可能影响观看电视的意义，也改变看电视者对某个节目的观看角度。家长如果介入电视节目的诠释过程，会加深或扭转孩子们看电视的角度;又如果收视过程中家长与孩子充分讨论，将减弱电视媒体的负面影响。

通过作业、电话、网络、集体交流等各种渠道，学生、家长及我和其他一些老师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一起签订了一份《看电视契约》。

责任编辑/孙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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