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与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的变迁

计划定价向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定价的重要转变。作为一种产业的组织与制度现象，这种变迁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背后隐含着国家、国有石油企业、石油消费群体等行动者之间围绕定价机制变革而构建起来的特定权力游戏。正是这种权力游戏过程构成了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变迁的深层组织逻辑。作为定价机制变革游戏的主要参与者，国家、国有石油企业、石油消费群体等行动者间具有差别性甚至冲突性的利益目标，都拥有各自可能动用的行动能力与关键资源，在权衡特定游戏环境的基础上，采取策略性的行动，最终达成某种最低限度的合作，成功推动了正式制度层面石油定价机制的渐进变革。

关键词：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权力游戏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7）09-0053-1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汽车逐渐成为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消费品。然而，与中国汽车消费市场不断兴起相伴随的是，国内车用燃油价格及其形成机制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1 ]。其中，消费者往往抱怨国内石油产品定价过高，而且涨易跌难；而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等为代表的国有石油企业，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石油价格管理等部门则强调自己的委屈，认为作为一个对国际石油高度依赖的經济体，中国石油价格的形成主要受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波动以及成品油生产成本的影响。本文试图论述中国石油产业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定价机制，这种定价机制的建构受什么因素影响，形塑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的深层动力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路径

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自由竞争市场中商品价格的形成都是供需双方基于各自的效用、成本收益而讨价还价的结果。经济学的供需模型表明，当供大于求时，商品的市场价格会下跌，而供不应求时，商品的市场价格会上涨。毫无疑问，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模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较普遍的适用性，但是该理论建立在市场无摩擦假设基础之上，供需双方的价格博弈仅仅是基于商品品质及成本效用而展开的均衡过程。这一分析机制显然忽略了影响价格形成的其他重要结构性因素以及个体行动者的价格博弈策略。作为一种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回应，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对商品价格的形成问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颇具实质意义的解释。如新经济社会学的网络学派把市场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某些类型的嵌入性关系会影响产品的定价[ 2 ]；从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的经典研究则认为，物品或商品价格本质上是文化或社会建构的，价格具有特定符号意义，隐含着特定的文化价值[ 3 ]；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的研究则认为，价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过程，本质上都受社会合法性的影响[ 4 ]。

与商品价格形成的经典论述相应，关于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学术界大致从两种基本路径展开分析。其一，从经济学的基本视角和原理出发，强调中国石油产业结构特征、市场供需结构等市场因素对石油定价的影响[ 5 ]，认为由于石油消费需求的急剧增长以及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中国的石油价格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同时，以国有石油企业为主导的垄断市场结构也是影响中国石油定价机制的重要原因。其二，从制度结构的视角出发，强调非市场因素对中国石油定价机制的约束。国有石油企业以及国家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利益主体，往往会基于一些非市场性的目标或原因（社会福利、政治目标等），利用行政性的权力设定和影响石油市场价格[ 6 ]。

既有关于中国石油定价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石油市场价格的形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是，既有研究还存在着明显局限。单一强调市场因素或规制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往往容易忽略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近些年已发生明显转变的客观事实，没有看到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改革的实质进展；另一方面也容易忽略石油定价机制建构的微观过程，大量应然性的争论掩盖了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形塑过程中不同行动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与策略性行动。本文试图超越传统路径分析的局限，从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的推论视角出发，历史性考察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主要是1988—2008年间）所发生的重要变迁，并试图运用权力游戏的概念框架[ 7 ]，揭示和勾勒这一变迁的深层组织逻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罗齐埃等为代表的法国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逐渐兴起，并对建立在利益目标一致性和共同性预设基础之上且具有较强结构主义色彩的经典组织理论提出挑战。组织决策分析倾向于把组织与制度看成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限理性的行动者具有并非一致或冲突性的利益目标，而这些拥有或多或少行动能力和自由余地的行动者总是会在组织与制度变迁过程中，构建起与其他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或游戏，通过游戏的运作，实现不同利益目标之间的妥协，达成最低限度的合作或集体行动。因此，在分析策略上，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强调通过对组织与制度变迁过程中围绕着某个特定问题的解决，行动者所具有的行动目标、行动能力与资源（自由余地）、行动环境、行动策略等权力游戏要素及机制的勾勒分析，揭示行动者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对特定组织与制度变迁的意义与深层影响[ 8 ]。本文正是受这一推论范式的启发与影响，试图运用上述分析要素来考察中国石油定价机制的变迁过程，以期为人们理解中国石油定价机制及相关议题提供一种微观政治的视域与参考。

三、中国石油产业定价机制：从政府计划到与市场接轨

（一）政府行政化定价机制

1998年前，中国石油产业受国家计划或行政指令的决定性影响，国家对于石油产业的定价机制实施严格的行政管制或计划控制。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为了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尝试准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对石油产业，国家于1981年推行了1亿吨产量包干政策，即国家为刺激中国石油生产量的提高，允许超计划产量的石油以及用超计划石油加工的石油产品以国际价格对外销售，由此产生了石油定价的双轨制[ 9 ]。价格双轨制意味着石油市场部分石油可以按照计划外的市场价格进行销售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石油生产企业的积极性（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各油田、炼厂等拥有部分计划外原油和成品油供本单位自主销售）。但是，在石油市场还不成熟和完善的阶段，双轨制提高了石油市场定价的复杂度。特别是对于石油公司而言，在批发与销售环节，增加了确定石油产品价格的难度。以成品油价格为例，就曾出现如计划内平价、计划内高价、计划外高价等多种价格形式，造成石油市场的秩序混乱[ 10 ]。而且，价格放开会刺激石油生产与销售企业谋取更多计划外石油销售指标，可能加剧石油产业内部的腐败、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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