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史学论著的编写

摘要：历史研究者要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出发，审时度势，写出真正令读者爱看，并且“开卷有益”的论著。

关键词：历史学；论著；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8—0126—02

研究历史的人免不了要出书写文章，这里笔者就史学论著的写作谈几点粗浅的看法，希望可以引起历史研究者的共鸣。

一、历史研究者写的论著一定要对人有用

马基雅弗利在同时代人眼中主要是个历史学家，他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应在出书写文章时抱有马基雅弗利那样的目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应该为人类谋福利的，是应该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助于“通晓它的人”的进步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历史学家也往往是“以天下为己任”，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章学诚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最后集大成者，仍然将“经世致用”视作历史学的核心，而“明道”“惩戒”则是治史的最终目标。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万言而无用者。”他们不但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们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至今不仅仍是史学研究者的必读书，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成为许多政治家、企业家的必读书，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它们的借鉴功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手稿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可见他们对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重视。不但如此，他们所写的历史著作也很好地发挥了对历史发展的预见功能和对人们行动的指导作用。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结合有关历史事实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时，就明确肯定了这篇文章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预见。他说：“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

但当前中国发表、出版的历史文章和著作，并不见得都能使读者“开卷有益”。许多文章发表后往往是无人问津，甚至作者本人也不愿与人谈及，“只要能发表”往往成为写文章的唯一目的。一位中文系老师曾说：有人嫌文学刊物出得多，其实学术刊物更滥，哪所高校没有学报呀？当然，学术刊物多并不是坏事，科研成果多更该使人高兴，只要那些发表出来的文章确是作者研究成果的体现，确实有用于社会和它们的读者。可惜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为了多发文章以求毕业、评职称、捞荣誉，许多历史研究者并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上的。当然，大家都知道写文章要有用，但许多人所理解的“有用”，却是指能否被发表，能否被用于职称的评定上。这种过分强调对作者“有用”的文章，是不会太顾及是否对读者有用的，因而许多历史文章无人问津也就容易理解了，这种形势已影响到了历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当今历史研究不景气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这样一个局面，只有当历史研究者在写作上达到马基雅弗利为自己提出的要求时，才会有重大的改变。

二、历史研究者写的论著一定要让人爱看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个人认为，历史是而且必须是科学，否则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但是，历史也是一门艺术，尤其是在历史文章著作的写作上。一篇历史文章，一部历史著作，正如一台造型别致的冰箱，既应是最新科技成果的体现，也应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在现代社会中，“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思想，已不适应时代的快节拍。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只是“真理在手”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真理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发挥出巨大的物质力量。因而，我们在历史文章和著作的写作上多下些工夫是十分必要的。

但在这一方面，现状仍不容乐观。白寿彝先生在《谈谈史学研究的学风问题》一文中说：“我们平常有句老话，叫做‘文史不分家’。这是我们的传统，可是，这个传统被打破得很早了。也不知哪年哪月就打破了。现在一般的感觉是这样的：看历史书的同志常有反映，说历史书写得干巴巴，不吸引人。……不是不爱历史，的确是书不行。”“我们写历史书，写历史文章，不太注意怎么写，这恐怕也是很普遍的。”“写历史文章，写历史书，要写得让人家爱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但也的确很重要。记得有人对我说：秦汉之际真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其他时代都比不上。其实，“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于是，我就对那位朋友说：那是因为刘、项、张、韩沾了司马迁的光，而司马迁的《史记》就被鲁迅先生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司马迁的文采自然使他的历史巨著增光不少，使他所记述的历史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重视文采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点，名篇荟萃的《古文观止》中，节选自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的就不下数十篇。

西方史学也有良好的写作传统。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古罗马的恺撒和李维，西方历史学家都表现出卓越的写作才能。甚至在文艺复兴后，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19世纪，仍涌现出一大批以写作见长的历史学家。其中，英国的麦考莱（Macaulay，1800～1859年）是典型的代表。“麦考莱在生前留下近5卷《英国史》，这部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在文学价值上，实现了作者对自己著作的要求，即能够在几天中取代年轻女郎们桌上最新的风靡一时的小说。”因而，在麦考莱等人的努力下，当时历史书成为广受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人人爱好历史的风气。麦考莱也因此受到后人的极高评价，说他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历史学能在19世纪的西欧赢得很高的地位，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影响，麦考莱等史学家的写作文风显然功不可没，更值得我们今天的历史工作者写文著书加以借鉴。

三、历史研究者写的论著一定要审视历史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把这两位西方思想家的说辞综合起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思想史。

史学工作者通过再现历史发展过程并通过各种材料把它记录下来以示今人和后人的工作。而客观再现历史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个永远也完不成的任务，正如绝对真理只可无限接近而不能最终被人们完全认识一样。所以，一百个人审视历史，就会有一百种不同的历史解读。当然，这是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言。而对于那些人云亦云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是凝固的，是早有定论的，也是不容别人质疑的。对那些不是对历史取审视立场和态度的学者所撰写的著作，我一直认为他们都是匍匐在历史的隧道中爬行，而不是对历史的教训持批判的精神，更不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上，以过往的历史教训来为民族的未来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

因此，我们审视历史，无论是歌颂历史人物或是如宋石男先生所说的“厚诬”历史人物，还是评论历史事实，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及其子孙后代能从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即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

综上所述，历史研究者要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出发，审时度势，写出真正令读者爱看，并且“开卷有益”的论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79（03）.

[5]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史学月刊，2001（06）.

[6]白寿彝.谈谈史学研究的学风问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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