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实质上都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

摘要：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论证了“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实质上都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这一命题。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分析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综合分析了制度经济学本质上都是研究产权安排或者说是以产权为核心而展开的；第四部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核心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它与其他流派经济学的关系等问题，得出结论：新制度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制度；产权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9-0001-07

现阶段，一说到制度经济学，人们联想到最多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我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就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学，这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在近三、四十年间逐渐成为“显学”的缘故。那么，制度经济学到底包括哪些经济学流派呢?我们可以把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划分为两条大的主线：一条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制度批判和构想——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欧经济学——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另一条是德国历史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包括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公共选择理论、法经济学等)。当然，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比上述划分要复杂和丰富得多。还有一些如缪尔达尔、舒尔茨、格鲁奇、佩鲁等经济学家，虽然难以明显地归于上述两条线索，但也与制度经济学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此外，制度经济学还包括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阿玛蒂亚·森的福利与贫困经济学、哈耶克的演进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的制度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等。然而，我们认为，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实质上都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

一、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

制度经济学的分支或领域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制度本身的产生、演变及制度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研究或倾向于制度与分配的关系，或倾向于制度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制度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制度下过了许多种定义，这里只想指出一个事实——这些定义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制度是界定、调整人们之间经济权利关系或经济利益的规则。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无论是狭义的产权还是广义的产权，都说明了制度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产权经济学。狭义的产权是指有形资产的一组权利；广义的产权是指使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受损)的权利，也就是指所有对特定主体有益或阻止受损的权利。那么，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权利，还是有形的、无形的权利，哪个不与损益相关呢?从而还有什么样的制度不是关于产权的制度呢?还有什么样的制度经济学不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呢?首先，经济制度是关于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的规则，或者说是人们经济关系的制度化。这里的“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广义的“生产关系”，但如果把经济制度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意味着经济关系等于经济制度或经济规则。但事实上，二者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人与自然或物的关系，这里的生产是广义的，包括以劳动力生产为内容的消费活动，它也是人与物的关系)和交易活动(人与人之间以权能和利益为内容的交往关系，也就是以权利为内容的交往关系)，因此，经济制度也就是各种生产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总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制度是特定社会制度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它决定其他制度的特征；对经济关系的制度化并不限于经济手段，经济制度并不等于经济关系的具体内容即各种生产和交易；依靠法律、行政、道德等手段建立起的经济活动规则也属于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法律化和行政化等都是经济关系制度化的途径或方式。其次，政治制度实际上是政治集团或官员个人之间权、责、利界定的制度。如果把政治舞台看成一个市场，把政治家和官员假定为经济人，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楚些。根据经济人假定，政治家和官员也是一直努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他们承担的社会功能只是他们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因此，没有哪一种权力(power)不伴随着利益，官员和政治家手中的权力就意味着他们掌握着某种权利(right)。好的政治制度就是合理分配这种权利(power和right)，实现权利的均衡和相互制衡。最后，至于法律制度，总是先有交易后有法律制度。人们设立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创造交易秩序和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交易的制度化就是界定人与人之间的责、权、利，哪怕婚姻制度也是如此。

二、两大主线上的制度经济学流派本质上都是研究产权安排或者说是以产权为核心而构建的

第一，凡勃伦(社会心理学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与产权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机器利用”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产权过度集中于金融垄断资本家手中是不合理的，这将造成巨大浪费和社会不平等，阻碍经济增长；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权利应从这些“既得利益者”手中转移到“技术人员委员会”手中。这就揭示了权利的不合理安排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关系及权利转移或再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凡勃伦认为，人们要想在新制度下获得更多的权利或物质利益，就必须改变原有的习惯和观念。制度演变的速度和顺利程度取决于新制度对不同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或权利的相关度。

第二，康芒斯作为早期制度经济学社会法律学派的主要代表，直接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产权问题。他认为，法律及其调整的目的是界定和调整不同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是一种集体行动。它约束个人的权利及相关行动，决定其他制度，决定生产发展。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因而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交易”，它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而“交易”的本质是权利的交易或合法控制权的转移。由于各主体都有自己相互不同的权利，所以交易中必然存在冲突(主要是指利益冲突)，但交易存在的必然性又导致各主体间必须相互依存。冲突的存在导致法律这种集体行动去构建权利关系的秩序或交易秩序。康芒斯对交易的划分(买卖的、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实际上还揭示了“交易”中的“无形财产的”权利，即脱离物质资产的产权。总之，在康芒斯看来，制度经济学就是所有权经济学，或者说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从康芒斯的理论可得出推论：有交易就必定有权利关系的分配。而这已是制度经济学的共识。至于同时代的米契尔等经验统计学派，则把制度研究与“商业循环”(经济周期)的统计结合起来，论证统计检验是说明制度演进的主要依据，也就是用经验统计资料来验证产权安排

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

第三，美国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处于过渡阶段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艾尔斯、伯利、米恩斯等的制度研究也是围绕产权展开的。艾尔斯侧重分析制度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不合理的制度总是阻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人们富裕的因素。技术进步与制度之间是矛盾的，技术进步决定制度变迁，制度也影响技术进步。艾尔斯提到的制度尽管含义不是十分明确，但基本内容还是指直接的财产权利制度及与这些权利相关的制度安排。他提到的“社会价值”也是指财产、自由、民主等各方面的权利。二者实际上都是关于“权利”的分析。伯利、米恩斯等人则从社会和企业结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直接考察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变化。通过分析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发生了革命，并由此引发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产权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所有权分散取代所有权集中、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公司权力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伯利和米恩斯把经济制度微观化为企业制度，具体化为权利结构，这也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提供了命题。

第四，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中对权力和权力分配、集团利益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及经济的不同组织结构进行了分析。其“抗衡力量”理论实际上是分析工会、合作经济组织等如何与垄断组织抗衡、争取权利的问题。“丰裕社会”理论主要包括收入均等化、社会福利、充分就业、经济安全等内容，也都是分析“权利”即产权如何分配、如何分享和劳动者拥有就业权利、经济安全权利等问题。“新工业国”理论分析了以成熟公司为基础的工业系统发生的权利转移——从资本家转向“专家组合”，并由此导致企业目标的根本性变化、生产者主权取代消费者主权等问题。缪尔达尔主要研究发达国家内部权利不平等及其基础、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化问题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缪尔达尔认为，制度改革即权利结构的重新安排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重新安排。

第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学更是典型的以财产权利制度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其研究对象即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其实就是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及其演变规律，主要批判了资本主义产权制度即资本家私有制。劳动价值论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它实际存在一个预设的价值判断——既然价值(包括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那么理应归劳动者所有。这里已隐含了产权分配的一个依据，同时隐含了资本主义分配的不合理性。剩余价值理论分析了资本家阶级内部的产权分配问题。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由于产权分配不合理及这种不合理的积累和加剧，绝大多数消费者即工人阶级因为贫困的积累而导致购买力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使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无法实现，从而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均衡状态必然会被打破。只要私有产权制度不消除，危机就不会消除，因此，必须消灭私有产权，建立公有产权。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有更具体的产权结构分析内容，如，企业制度的演变就是因技术变迁导致的企业产权结构的演变及对劳动力产权的分析等。

三、主线之外的其他制度经济学流派也没有脱离产权分析。他们也把产权或权利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第一，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没有脱离权利而另辟蹊径，尽管他试图用博弈论构建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框架。按照他的说法，比较制度分析就是对现行各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不过，其研究的核心还是制度分析。青木昌彦将制度分析的分析单位确定为域(domain)，即参与者参与博弈的行动集合。将域分为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六个部分。在共用资源域主要分析习俗性产权的产生和社区规范的形成；交易域又可具体分为金融交易域、劳动交易域、供应域和产品市场域等；组织域与交易域不同之处在于存在中心参与人，参与者有选择博弈行为的自由；在组织域和交易域之间的中间状态还存在一种组织场的一般组织域，其建立高度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政治域包含一个中心的代理人政府。可以看出，青木昌彦引入了博弈论的方法并创建了一些新的概念，但他所研究的内容并没有脱离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或权利的研究。

第二，阿玛蒂亚·森的福利和贫困理论也是围绕权利而展开的。传统经济理论一直把贫困看作是人们低收入的结果，而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贫困不仅是贫困人口收入低的问题，还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或者说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及机会的丧失。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丧失实质自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关于大饥荒问题，阿玛蒂亚·森认为，在一个社会所确立的获取和控制食物的合法手段中，权利是最为重要的。饥荒往往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食物获取权利的失效。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自己能直接生产食物，也能用物品或服务通过交换间接获得食物。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具有食物获取的生产权利，还具有食物获取的交换权利。而许多国家发生饥荒的原因可能不在于自然灾害，而在于农民没有进行自由交易的权利。

第三，产权或权利是哈耶克演进理论中的一块基石。自由秩序或自发秩序是哈耶克演进理论的核心范畴。他一直认为，制度的生成与演进是一个自发的演化过程，制度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是无数代中无数个人互动和博弈的动态过程。这种“自发秩序”要得以形成，必须以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作为前提与条件，需要作为个体的人的选择和行动，也就是要赋予个人自由的权利。哈耶克指出：“……如果保持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就往往会超出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到的结果。”在哈耶克的理论体系中，自由并不是可任意选择的行动，这种选择是一种功利主义选择。人们想要得到自由、正义和平等，就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只有在边界内，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获得保障，而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就是个人对财产的权利。只有财产权利得以明晰，才会有对个人自由和他人自由的尊重。可以说，不先界定权利，自由就无从谈起。

第四，发展经济学的制度理论都与权利息息相关。发展经济学的制度理论舍弃了无制度背景的纯粹经济分析，注重新制度学派方法的应用，从制度角度探寻经济发展成败的根源。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认为，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应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人口控制等纯经济因素，而更应关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如，拉坦和速水佑次郎从诱致性技术变迁扩展到诱致性制度变迁，尝试构建了使资源、文化、禀赋和制度作用内生化的经济

发展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正是为满足变迁主体自身获得更大的权能和利益而发生的吗?这不正意味着一定的权利制度改变吗?发展经济学制度理论还主张更多地考察政治市场的特性、政治偏好与经济决策的关系、寻租和各种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等。如，格鲁奇侧重于比较不同经济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分析不同的权利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发展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实质上是结合制度分析的观念和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将制度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

第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创新”引起的，而“创新者”是那些预见到潜在利益、敢于冒风险、能首次把新发明引入经济活动的企业家。换个角度说，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重视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作用。他强调“变动”(变迁)和“发展”，认为“创新”是一种“内在因素”。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的形成。因此，从本质上说，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还是以产权或权利变动为出发点的。

以上这些制度经济学流派都是以产权制度研究为核心的。正如阿尔钦所说：“本质上，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产权……一个社会中的稀缺资源分配是指将权利在资源使用中进行分配……(而且)经济学问题，也就是价格如何被决定的问题，其实就是产权应该如何界定和交换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的问题。”

四、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实质也是产权经济学

(一)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产权理论或为分析产权服务

卢瑟福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不同的类别：一类反映在关于产权在促进经济效率中的作用和关于法和经济学之间关系的分析等研究中；另一类关注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对寻租、利益集团、投票规则和宪政经济学的分析；第三类专门考察组织。其中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及对交易成本在解释企业组织和行为方面的关注；博弈论者则分析了其他一些侧面，其中有些学者采用博弈论主要是为了给既定制度条件下的行为建立模型，而另外一些人更加雄心勃勃地试图用博弈论来解释社会制度本身的演变，诺思的制度经济史则将这些类别结合了起来。德勒巴克和奈认为，贴上“新制度主义者”标签的学者主要关注四个领域：交易成本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认知和意识形态及其路径依赖的作用。德勒巴克和奈曾说：“新制度经济学与其说是一个明确的学派，倒不如说是一个植根于现存经济理论和学说的特定共识集合。”克莱因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为了理解社会、政治和商业生活中的制度而集经济学、法学、组织理论、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各学科于一体的企业。”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庞大、繁杂，但它的所有理论都是产权理论或为分析产权服务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以交易成本方法分析产权制度。产权起源论、企业理论(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都是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工具。第二，其产权分析倾向于产权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的关系。新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就是如此。第三，其理论构件都是用于分析产权的。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包括契约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理论)、立宪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法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等分支都是产权理论。第四，现代新制度经济学都有意无意地承认或直接这样做：将产权视为研究的核心。

(二)新制度经济学名称众多的原因

除开自身的名称外，新制度经济学还有产权经济学、所有权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法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其他称谓。这些名称并不相互矛盾，有一些名称之间并没有实质差异，但各名称相互之间的联系还需要具体分析。从纵向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是从新古典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共同演变而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自利经济人的假定为前提，对自由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进行分析，认为通过产权的合理界定和交易成本的校准，可实现产出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这一新制度学派效率原则已对西方法学和法律裁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横向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微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关于产权经济学、所有权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等称谓。这几个名称是新制度经济学早期的称谓。产权经济学是比较贴切的称谓，因为以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就是从产权结构或产权制度角度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如何通过界定、变更产权安排，创造或维持一个交易费用较低而效率较高的产权制度。所有权经济学可能只是中国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称谓，原因可能在于翻译方面。产权(property rights)在英语里，除了有“产权”的含义外，也有“所有权、所有物”的含义，因而才有了所有权经济学这一称谓。不过这种说法容易产生歧义，好在它已淡出人们的观念。现代产权经济学可以说是产权经济学的拓展。在威廉姆森命名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称谓还没有广泛传播或深入经济学家头脑之前，产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从产权拓展到了产权的相关领域。为了与早期产权经济学有所区别，人们称其为现代产权经济学。事实上，所谓的现代产权经济学就是新制度经济学，而这个名称也最终逐渐被新制度经济学所取代。

2　关于法经济学的称谓。广义上，法经济学除包括狭义内容外，还研究经济关系与法律的相关问题；狭义上，法经济学是指以经济学方法来分析立法和司法等问题。这是因为产权的界定、保护、调整及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变革无不和法律密切相关。尤其是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们，他们深受康芒斯社会法律学派的影响，甚至发展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制度经济分支——以交易成本方法分析法律制度。但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是一样的，因为无论什么法律，都是界定和调整权利的规则。

3　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称谓。这一名称的存在是因为产权经济学是分属于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并非像中国现阶段一些非经济学专业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被政治左右或为政治服务的经济学，也不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融合，而是指分析经济问题至少不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排除在分析范围以外的经济学，也就是包含制度分析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恢复了古典经济学联系政治法律制度分析经济问题的传统。新政治经济学有时专指布坎南为代表的以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政治领域的经济学，但在广义上，指包括各种制度经济学及一些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的经济学。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也可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

4　关于交易费用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称谓。这些称谓实质上是以新制度经济学最核心的内容或最核心的范畴为其命名。新制度经济学的全部分支或理论内容都建立在交易费用学说的

基础之上，或者说，都是对这一学说的运用。称之为交易费用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经济学，就是以其最重要和最显著的标志为其命名。

5　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称谓。确切地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并没有错。广义上，凡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把“经济人”成本收益原则作为工具或方法的现代经济学流派，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列。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多种经济学流派的融合，其中之一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它把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均衡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创立了交易费用范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属于广义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这也是它与其他制度经济学的不同之处之一。

(三)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主要联系和区别

1　与旧制度经济学(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总体上看，二者有着一些相同之处或联系：新、旧制度经济学都重视制度分析和研究；二者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特别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与康芒斯的社会法律学派有着直接的、更多的渊源。当然，二者也有一些区别：旧制度经济学研究主题呈多元化特征，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主题单一化，只是单一地研究资源配置、研究产权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独创了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并采用西方正统的经济学方法，而旧制度经济学相对来说没有规范统一的研究方法；新制度经济学属于自由主义而非国家干预主义，旧制度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国家干预主义倾向。从理论逻辑体系上看，二者也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旧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有闲阶级”产生和存在原因的分析，起点范畴是“本能”和“习惯”，核心范畴是“制度”，逻辑主线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起点范畴，“交易”和“交易成本”是其核心范畴，逻辑主线是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在理论构件上，旧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制度分析的“保护伞”，若一定要找出理论体系核心的话，应该是凡勃伦的“制度演化”思想；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共识集合”，一个“集众多学科于一体的企业”，交易成本理论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

2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二者有着结构相似的理论逻辑体系。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体系不再重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商品分析，起点范畴是商品，核心范畴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它是由多个理论构件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剩余价值理论是核心。二者在理论逻辑体系结构上是相似的，这也正是二者都能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注重制度分析，都注重技术进步、经济运行与产权安排的关系，都注意到了意识形态对产权制度的影响，也都注重历史分析。而在基本方法论上，新古典制度经济学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得到了一些借鉴。如，诺思早期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揭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有相似之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科斯等人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以微观分析为主，采取的是交易成本比较分析方法；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以整体分析为主，采用的是个人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二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结论也不同，如，对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关系问题，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结论是：制度决定技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论是：技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最终决定生产关系(制度)。

3　与正统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传统经济学是指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因此，这里所说的正统经济学是指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进而到新古典综合等占主导地位的“嫡系”经济学。正统经济学中的“显学”就是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研究主题是一致的，二者都研究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方法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二者都使用成本——收益比较方法；二者都是以个人行为分析为分析起点的。因此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属于正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二者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同。尽管二者总体上都采用成本——收益方法，但事实上，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对成本——收益方法进行了创新，也就是引用了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同还表现在二者对历史分析方法的不同处理上。在正统经济学中，只有古典经济学注重历史分析，现代的正统经济学已不再注重，而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中，历史分析的方法又有所体现，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同时，二者在研究主题的切人点上也是不同的。正统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如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变量；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角度分析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注重制度分析，把制度作为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总之，从根本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属于正统经济学的扩展，这是与其他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区别，也是它近三、四十年间得到正统经济学认可并逐步成为“显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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