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学校成农村教育水平缩影学者呼吁人性化布局

乡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和乡（镇）寄宿制学校（以下统称“两类学校”）是中国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是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尽管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但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基层教育财政捉襟见肘、资源往城镇中心校集中的博弈中，薄弱的两类学校成为教育均衡发展的短板。中国农村的乡村教育何去何从，依然面临着抉择。

近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主题为“农村学校未来怎么办——农村学校布局问题”研讨会在京召开。多位专家就农村“撤点并校”政策、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学、乡村教育资源的优化布局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县城大规模、大班额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基本学校格局。

5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学校布局既要有利于为农村学生提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又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方便儿童就近入学。

《指导意见》还要求，各地准确把握布局要求，科学制订布局规划，在人口较为集中、生源有保障的村单独或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完全小学；地处偏远、生源较少的地方，一般在村设置低年级学段小规模学校，在乡（镇）设置寄宿制中心学校，满足本地学生寄宿学习需求。

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农村小规模学校10.7万所，其中小学2.7万所，教学点8万个，占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44.4%。在校生有384.7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5.8%。农村小学寄宿生有934.6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14.1%。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丽伟表示，这两类学校的孩子，加起来起码有1 000万，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20%。

无论“教育城镇化”如何轰轰烈烈进行着，在中国农村偏远地区、山区和牧区，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孩子无法进城，大量的村小和教育点关并，留存者质量堪忧。面对乡村小规模学校“萧条”“贫弱”状况和乡（镇）寄宿制学生“心理”“欺凌”等问题，该如何改善两类学校的处境和布局，让“后20%”的孩子，这些农村教育最弱势的承担者，接受更好的教育？

后“撤点并校”时代

“建”时无规划，“撤”时一阵风，“弱”时变痛点。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常务学术委员、江西省弋阳县教体局原局长方华这样总结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为原则，许多县教育部门规定学校要在村庄2.5公里之内。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后，拉开了长达10年大规模“撤点并校”的政策，初衷是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布局，降低办学成本。

在基层教育口工作经验丰富的方华观察，“当时，大规模的撤并学校没有程序、没有規划、没有计划，就让本应该撤并的撤并了，同时也把不应该撤并的撤并了。‘一刀切’‘一阵风’带来了乡村教育后续发展的危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6成。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抽样调查还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5.42公里，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7.47公里。

不少学者认为，该政策推行10余年的过程中，问题丛生：农村教育呈现 “城满、乡弱、村空”的特点，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远、上学贵、校车事故频出、辍学率提升等问题。2012年，“撤点并校”被政府叫停，但其后续影响仍在持续。

储朝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乡村教育本来就基础薄弱，盲目的“撤点并校”实则是“雪上加霜的做法”。而问题背后实质是“乡村孩子享受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由于权利保障并不到位，最终导致马太效应”。

由于失去规模效应，在基层乡村地区维持学校运营的生均成本大大增加，经费、师资匮乏问题突出，提升农村学校质量更加困难，地方政府也缺乏支持乡村小学发展的内驱力。

在方华看来，县级党委、政府对县域教育的定位十分关键，决定了乡村教育的命运，影响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质量与公平”。而现行的公务员体制，则严重影响了县（市、区）教育局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出现了县城教育政策“不稳定”。“我们一些学校校长和老师，优秀的，他是事业编制，是很难转过去（教育局）。”

在国家政策和专项资金支持下，有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教育规模和效益，采用了运动式的行政强制手段，不考虑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实际情况，过度撤并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甚至演变成为一种“政绩工程”。

方华认为，乡村学校弱小，带来了诸多教育、社会问题，成为痛点。比如精神和人口的空心化，乡村国民经济负担加重和“无奈式”的城镇化，以及乡村文明真正被边缘化和遗忘化。

《指导意见》特别强调了，要妥善处理撤并问题，学校撤并原则上只针对生源极少的小规模学校，并应有适当的过渡期，根据生源变化情况再作调整。

但在《指导意见》出台前后，21世纪教育研究院方面获悉，存在地方政府加速了“撤并”政策的推进，甚至制订了“三年行动计划”，在未经充分论证和提前公示、讨论等程序的前提下，在学期进行中就大刀阔斧地撤并当地农村学校，许多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权益受到损害。

寄宿制学校扩张的隐忧

“撤点并校”政策推行后，“家门口”的学校持续凋敝，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集中到乡（镇）寄宿制学校进行学习、生活，成为大势所趋。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曾统计过，从2006—2016年，农村寄宿制小学的学生数（不含县城）从670万增加到了900多万。

今年1月21日，马云在海南三亚与企业家的午餐会上提出了，继续撤并小规模学校，但是办好寄宿制的计划。“这些孩子根本就不应该走读制，就应该是寄宿制，中国必须大力推动寄宿制。”

是否应该大力发展乡（镇）寄宿制学校代替乡村小规模学校？言论一出，激起了争议。

“寄宿制学校在我看来也不能说是小规模学校‘替代者’。”5月11日，教育部在河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邬志辉发言称，虽然寄宿制学校在师资队伍、办学条件、课程开设上要好于乡村小规模学校，但是也面临交通、食宿安全和学习、情感危机等一系列的挑战。

根据公益组织歌路营2015年发布的《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现，寄宿制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令人担忧，调查发现他们负面情绪较多，孤独感强烈。其中，低年龄住校生的适应问题尤其突出，缺乏疏导。在调查中，有47.3%的孩子常有负面情绪困扰，63.8%的孩子有孤独感，17.6% 的青少年存在抑郁问题，8.4% 的青少年曾想过自杀。美国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组对 2 000 名学生的心理测试结果还显示，寄宿生在焦虑水平、社会适应性等方面也比走读生状况要差。

除了上述情况，歌路营总干事杜爽补充，根据最新调研结果，寄宿生的学业成绩比走读生更糟，更大可能留级；同学间相互欺负，尤其是被人欺负的可能性更大；睡眠质量也更差等。

《报告》提出，寄宿制学校不但要承担教育功能，还要承担学生生活照顾、情感关怀、社会交往、 课后娱乐等职能。国家规定，小学每50名学生、初中每百名学生应配备1位生活教师。但在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指导教师的数量都远未达标。歌路营在全国学校走访中发现，小学阶段的生活老师与住校生比例约为1∶100。

如何统筹布局两类学校

储朝晖认为，此次《指导意见》出台，要解决的乡村教育布局问题尚不明确。文件既强调要加强小规模学校建设，又强调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但这两个选项落实到地方，往往是相互排斥的。“作为政府来说，我建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寄宿制学校，从管理、教师的提供各方面来说要方便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寄宿制学校，我不要建小规模学校。”

但最让学者们担忧的是寄宿的低龄化。寄宿制过早隔断孩子与家庭、社区的联系，并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多乐季慢生活工作室培训师素心曾撰文表示，在广大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使数百万农村儿童早早過上寄宿生活，许多儿童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厌学、辍学情况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出现这种情况，更重要的原因是，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脑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认识到：孩子的健康心理很大程度上来自家庭；儿童与家庭隔离造成的心智发育障碍；寄宿制是滋生、诱发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温床。

《指导意见》也提出了，原则上小学一到三年级学生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路途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四到六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在住宿、生活、交通、安全等有保障的前提下可适当寄宿，具体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确定。

“一到三年级的孩子尽可能或者坚决不住宿。一到三年级的学校要（在乡村）有布局，怎么样保证师资的问题，这是教育行政部门要考虑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郑新蓉认为，讨论目前农村两类学校的布点时，应该考虑到孩子、社区和家庭三个同心圆是叠加的，把义务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阶段，学校办在孩子家门口，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尤其在留守儿童居多的农村，“当父母把孩子扔下的时候，爷爷奶奶还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在亲情上缺失就更大了”。

《指导意见》还强调，切实落实对乡村小规模学校按100人拨付公用经费和对乡（镇）寄宿制学校按寄宿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政策，中央财政继续给予支持。

邬志辉表示，从两类学校的现状来看，农村学校布局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不能只建寄宿制学校，也不能只建小规模学校。“既然要建了，就要建好，就要把两类学校的质量抓好。”

在前述教育部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指导意见》出台后的重点工作包括，要督促各地完善两类学校基本办学标准，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教育部已经明确要求，全面改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资金向两类学校建设倾斜，将督促各地加快建设进度，力争2019年秋季开学前两类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到省定标准。

实际上，小规模学校人数少，更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也方便教师因材施教，进行教育创新。在沿海地区乃至西南地区的一些农村小规模学校，这种趋势已经显现。

在邬志辉等学者看来，小班教学、多科教学、复式教学在国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乡村教育之于城市并非全为劣势，而是有其独特的优势。乡村小规模学校并不是一种‘落后’的学校形态，它只不过是一种‘独特’的学校类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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