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莽春秋战国系列小说中的国家观念
野莽的创作一向以强烈的当代生活关注为特色。但新近发表的春秋战国系列小说却别树一帜，笔触驰骋于浩瀚的历史题材之中。然而，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无论是书写现实，还是开掘历史，他的作品始终与时代休戚相关，息息相连。这也正是其春秋战国系列之作的共同特色。
这一组系列小说，包括《红颜》、《攻楚》、《复仇》、《祖国》和《隐居》五篇。之所以说它始终与时代休戚相关，是因为小说文本都蕴含着当代人热烈关切的“国家”问题。自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以來，国家问题引得全球瞩目。而他此后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是推波助澜。在这股世界波中，“中国”被凸显了出来。野莽的春秋战国系列文本，便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追问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
一
系列文本无不涉及到公元前612年为楚灭亡的庸国。除《攻楚》、《复仇》、《祖国》三篇直接取材于此外，《红颜》中的尹吉甫是庸国人，《隐居》中的老子，最终登上了原本属于庸国的昂首山。作者筛选了正史、野史、地方志，乃至民间传说等多种材料，通过想象建构了一个失传的庸国的历史，但其用意并非要重建一个历史上的庸国。文本中的一系列人物，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都是国家的存亡。正是这种共同的国家主题，把五个文本组成一个有机的系列。
《红颜》的历史背景远溯西周末年。周幽王纳美女褒姒为宠妃，为博她一笑，点燃报警烽火，引得天下诸侯千军万马杀来救驾。这个故事已被演绎了两千多年，立意几乎概莫能外在于女人祸水。中国文化中确有独特看待女人的传统：天下的兴亡，朝代的更迭，往往被归咎于女人祸水一了百了。所以，商是妲己亡的，周是褒姒亡的。即便屈原，也遇上楚王妃郑袖作祟。因此，“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濟怒”(屈原《离骚》)，不光是痛斥他的同僚，也包括女人。人并非绝对自由地存在于世界，因为有一种先于我们的历史。人要生存，就必须对历史作出理解，探究历史的意义。而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不应在雷同中徘徊，否则，历史便无以发展；因为理解本身也是历史。
野莽的难能可贵在于不落窠臼，自出机杼。《红颜》通过太师尹吉甫对褒姒态度转变的描画，隐喻着历史解读的新意象。当尹吉甫眼见天下安危被当作游戏取乐的时候，也一如众人，给褒姒以金刚怒目、横眉冷对。然而，褒姒说明了真相：“太师是误会褒姒了!褒姒自从来到大王身边，心里一直思念家乡的爹娘，想哭却不敢哭，哪里笑得出来!大王坚决要看到我脸上的笑容，他对我说，要是点燃烽火我还不笑，他就下令点燃一片更大的火，叫一百个宫女脱光衣裳在火里跳舞，直到我笑了为止，不然就叫她们一个一个地烧死!”(《红颜》)尹吉甫理解了一个在幽王的淫威下、在众目睽睽之中挣扎的女孩子，也清醒地意识到天下的分崩离析并非咎由于女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尹吉甫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形象。
西周的灭亡，拉开了春秋时代的序幕。这是一个天子失位，礼崩乐坏的时代。国家的分合、争斗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攻楚》中，庸国君茂为壮大自己的国家，在列国的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决意消灭楚国。但是灭亡一个国家谈何容易，纵然是楚国那些为楚王驱赶避难庸国、又被庸国作为攻楚力量武装起来的难民，临阵之上非但不攻楚，反而大叫：“庸国的人马来啦，快来打呀!”(《攻楚》)相映成趣的是，庸国的贵族也不惜金玉之躯保家卫国。在《攻楚》的姊妹篇《复仇》中，茂的两个儿子荏和苒，为保卫庸国行刺楚将而献身。这种炽热而壮烈的爱国情感在《祖国》中更是达到了顶峰。在庸国灭亡的三百三十多年以后，昔日的都城上庸沦为楚国一邑，又因战争在秦楚两国间频频易手。上庸邑宰庸扰作为庸君茂的传人，不曾因时间的久远淡忘历史。他“恨秦国，更恨楚国，是楚国灭了他的庸国，却又没有能力保护这块原本属于庸国的土地……”(《祖国》)这种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睡梦中向屈原提出关于“祖国”的问题。
屈原的母国夔子国，甚至早在庸国之前已为楚国所灭。按照庸扰的逻辑，如同自己热爱真正意义上的祖国庸国一样，屈原应该热爱的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祖国——夔子国。屈原不为所动，坚定地说：“不，我不会去这样想的，祖上属于哪国已说不清楚了，远古的时候，这世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呢，而我一生下来，就是在楚国的土地上了，我只能深深地爱它，甚至胜过爱我的生命，哪里会有恨它的理由!”(《祖国》)屈原如此果决，而庸扰同样执著。屈原走进了汩罗江，殉了楚国；庸扰跳下了烽火台，殉了庸国。庸扰、屈原都活在情感里。与他们相比，《隐居》里的老子则活在理智里。庸扰、屈原是单纯的，老子是世故的。但是，老子并非没有国家情感，他的祖国陈国为楚国所灭，即使隐居，他也要远离楚境，故此，才要出关。
作者对老子形象的抒写，是别具匠心的。他既是我们思想史中的老子，又是神话传说中的老子。所以，当公输般以一个年轻人的身份慕名求见的时候，老子早已活过了一百多岁。而老子的为民祭天，完全行使了天子的权能。就历史而言，祭天乃大礼，天只对其子(天子)说话，人要沟通天意，只能通过天子上转下达。老子却不受此限。总之，他被作者魔幻化了；这样，他才能够按照自己虚心弱志的人生哲学，一脚跺得昂首山矮下三尺三寸，低于仙室山而成为偏头山。若非如此，老子与公输般也不会“关公战秦琼”地相会了；也因此，文本更给人以阅读的兴致。
二
作者的系列之作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无疑是爱国。但文本并不说教，而是对历史作当代性哲学思考。天下兴亡，这自然是宏大叙事，作者的用意却不在宏大叙事本身，而是在这种广阔的背景下，每一生命个体与祖国的关系。《红颜》中的尹吉甫，当大厦将倾又无力相挽的时候，他于欲为不能，欲罢不忍之中，只有落叶归根，退归自己的祖国庸国，才能抚慰创伤深重的心灵。《攻楚》与《复仇》中，从王公贵族到布衣百姓，无不身赴国难，视死如归。《祖国》中庸扰的爱国主义，更是一种康德式的纯粹实践理性，即使他的祖国在几百年前就为楚国所灭，他仍然不承认楚国统治的合法性。而屈原的爱国早已传颂千古。《隐居》中的老子独具一格，却也有一身不食周粟的气节。他最终被公输般哄骗上了楚国的昂首山，是那些子民有利的事实令他改弦易辙，不再忌讳其民为哪一国了。这是他灵活的地方，也是他“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的哲学使然。
《隐居》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是公输般。他是鲁国木匠，不是思想家，以为“将来早晚有一天，天下就只有一个国家，或者索性一个国家都没有了，互相之间也不再你打俺，俺打你了，所有的人都和和气气过自己的小日子……”(《隐居》)他之所以诱使老子前往楚国的昂首山，是因为受雇于楚国，以助攻伐不成，觉得有所亏欠，便应补偿。于是，执意要在昂首山上为老子建一座庙，让老子把民意传达上苍乞雨，以解旱灾。这并非是对爱国的解构，而是昭示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情怀。历史上，孔子是鲁国人，孟子是邹国人，他们都不曾背叛祖国，却同样是周游列国的世界主义者。
爱国是个体生命的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本分。但何者为国，必须要了然于胸。从历史根源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观念，首先是一种没有国家的天下观。周人的宗法封建制，将整个疆域视为天下，天子分封，诸侯得地为“国”，诸侯再封大夫，大夫得地为“家”。周室所在为中央之国，即“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含义已经逐步扩大到诸侯国范围，但到底谁是中国，又不以民族、血缘和地域为界定标准；即使是蛮夷戎狄四裔，只要“身被正教”(文化)，也是中国!反之，地处中国而不行华夏礼乐，也不是中国!“天下”是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是世界文化主义；四分五裂的“中国”，也并不具有稳定的民族主义内涵，只是一种游移的文化中心，只为共同的“身被正教”而享有同一种中华文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界流行一种观点，以为中国是一种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对国家认同的含混，于人民来说，国家终成为“帝力于我何有哉”，于统治者来说，国家乃一家一姓之自我放大。尽管人民凭借“狐死必首丘”(屈原《九章•哀郢》)的朴素情感，守护着生于兹长于兹的桑梓之地，但依旧找不到真正意义的祖国。
因此，当楚国大旱的时候，楚王肆意把难民驱赶到邻国。上庸邑的人民，随着楚王的政治交易，朝秦暮楚，无所归属。所以，庸扰向屈原提出“祖国”的质疑，充满了困惑。屈原的爱国并没有理论的支撑，只是基于单纯的属地主义；或者不如一语破的地说，屈原的楚國只不过是楚王而已。故此，才有鲁迅先生《红楼梦》之焦大乃贾府之屈原的类比。尹吉甫的身份甚至是周宣王的“托孤”重臣，但在幽王面前，也不过万言不如一杯水。因为这个天下是幽王的姬姓家族的，异姓旁人并无根本性权利。君国一体的家天下宗法制，决定了君便是国，国便是君。这种模式远在先秦已成为传统，它是每一个体生命的先在结构。历史在习惯性中麻木。历史指向未来，既是在场的存在，更是缺席的在场。历史的问题留给了今天。国家是什么?人民将如何认同?如何热爱自己真正身心所属的祖国?文本中一系列的“祖国”无不是“失效的国家”，当人民需要它的时候，它软弱无力。历史从来也是当代人眼中的历史，理解永远是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个不可能最终完成的过程。
野莽对历史的理解，正是要驱除传统解读给历史留下的阴影。国家不是人民于危难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而子虚乌有的存在。庸扰要追问国家的责任。真正的国家与她的人民永远是互为责任的双方。我们古老传统对“国”的理解背离人类历史的发展。秦的统一，虽把“国”从地域上连为一体，但并未在人心中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观念，以至于酿成历史上久治不愈的地方主义和连绵不断的军阀割据。因此，偌大国家，既没有凝聚点，更形不成凝聚力，反以“一盘散沙”名闻世界，饱受历史的凌辱。
三
“国家”一词，是自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解除海禁后西方观念的输入。从那时起，中国人从地理图志入手，开始寻找自己的天下在世界上的位置，历史始有国民与国家关系的觉悟，意识到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是一个强力的政治主权，一个地理空间，一个民族的集合体，一个人民精神的依托。由此，主权、国土、民族三位一体的国家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天下之中央的思维模式，从中华文明中脱胎出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国虽非主动选择，但终也发展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今天，正当国人满怀热望，信心十足的时候，新的观念再一次冲击而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酿成一个政治后果——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受到冲击。从1993年起，亨廷顿先发表长文《文明的冲突?》，几年后又出版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主宰全球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即“文明的冲突”。由此，他担心儒家文明将对基督教文明构成严重威胁，即中国对西方的威胁。按照他的观点，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将日益失去其主体地位，而代之以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是“大中华及其共荣圈”的核心国。这是否意味着中华文明几千年前合纵连横之天下格局的当代意义呢?中华文明从来也不乏兼济天下的世界主义。野莽的系列文本让我们想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在湛湛青天之下，中华民族将抢滩一个怎样的位置，不暇中国人思考，早有美国人在盘算。未来的世界将是怎样一个格局?是一强独大的新式帝国，还是中国人冷却了的世界天下?天子何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国家迟早是要消亡。可是构成国家的民族，只要它健康强大、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便不可能灭亡!国家是民族的家庭，民族又因为文明而溢出了国界；世界更是民族的大家庭。在民族国家存续的历史时段上，就像民族是国家的根基一样，国家同样是民族壮大的土壤。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强大的未来。这也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今天的国家正走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历史关头。
野莽的系列之作表明，思考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家的分合与消亡，并非是庸人自扰或杞人忧天之举。当国家消亡的时候，可以告慰包括野莽在内的爱国者的是，中华民族于要津之上挺立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小说从来都有，春秋战国故事也吸引了不少现代文豪涉足其中；但是，野莽这一份思考是独特的，他开垦了一块自己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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