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

农历正月十三，元宵节将至。华灯初上，一位百岁老人悄然离世，天堂又多了一位智者。窗外，节日的爆竹不时响起，像是为逝者送行。

何兹全，生于宣统皇帝退位前夜，风华正茂时见证了民国的动荡年代、流金岁月与转徙苦难，从不惑到期颐，历经新中国60多年风风雨雨。

何先生一生中，常为人提起的是他学者的一面：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39年－1940年在中央大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44年－194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7年－1950年留学美国；1950年－2011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的确，何先生大半生与讲台、书斋为伴，为后人留下众多著作。大学时代他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指出中古佛教寺院是中国中古社会的缩影，不了解它，无法彻底认识中古社会。这篇今天看来不免粗糙的作品，当时一鸣惊人，开辟了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的新领域，深得陶希圣、汤用彤的青睐。上世纪40年代他完成的关于魏晋南北朝兵制的论文，首次提出“世兵制”，奠定后续研究的基石。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古代社会分期问题成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何兹全，作为当年受压制的“魏晋封建论”的主将，30年代首倡此说，到90年代出版《中国古代社会》，集中阐述他对中国国家起源、早期国家、战国秦汉古代社会说与魏晋封建说，提出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认为中欧的历史差异源于对原始社会的不同继承。原始社会末期，社会上存在着三种权：氏族成员权、氏族继承权和酋长权，而欧洲历史继承氏族成员权、氏族贵族权多，中国历史继承酋长权多。酋长权逐渐演化为君权、王权、皇权，出现中央集权、统一、专制。

何先生治学闳通，关注大问题。在开创寺院经济史与倡导魏晋封建论中，他更看重后者。常对我们说“做学问要像跑马圈地，要有自己的领地”，同时，也反复叮咛“研究大树不要研究到树杈上”。话虽不多，却形象精辟。当我有了自己的学生，总要将先生的话转赠他们，既要有自己的专长，更要有宏观的思考与追求。

何先生杏坛传道60多年，教泽遍及海内外。斗转星移，学术也与时俱变。

何先生门下弟子至少二三十位，却没有一位继承老师的衣钵，继续探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他曾说，“没有一个学生跟我学。”轻轻一句话，不无失落与无奈。这或许是他晚年最大的遗憾。

尽管学术的航船早已掉转方向，分期问题风光不再，何先生依然如故，“择善而固执之”。而对于弟子，无论选择了什么题目，先生都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们，只是永远鼓励争做一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透过何先生，从沙滩红楼聚拢到师大的小红楼，浸润一代又一代学子。

很多人知道何兹全坐拥书城，出入史汉为业，其实，这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读书与济世，在他的灵魂中无法分开。这根植于青年时代的理想与追求。

他常说自己是“大时代的小人物”，生前出版的自传便以此为名，不无自谦。何先生少立报国之志，16岁便加入中国国民党。大学毕业不久参加《教育短波》社的工作，其中社论多由他撰写。七七事变前，《教育短波》一期能发行到5万多份（《申报》不过4万多份），当时在全国也算名列前茅了。《教育短波》自称是“贫困小学教师的杂面窝窝头”，服务基层，潜移默化之功，难以估量。

抗战军兴，何兹全转徙武汉、重庆，曾编辑《政论》一刊，发表许多时事评论，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宣传“三民主义一次革命论”，甚至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驳“左倾”空谈主义》一节专门加以批判。

由于曾参加国民党和是陶希圣的学生，在十年文革中，何兹全多次被揪出批斗，第一次“罪名”是“学术权威”，第二次“罪名”便是“CC特务”。上午被游斗，左臂被折变形，至今也伸不直，下午还要劳动。后来被下放到临汾干校劳动，直到1970年底。

何先生受教于胡适、傅斯年、钱穆、顾颉刚等近代硕学鸿儒，与陶希圣、陈立夫、陈独秀、冯玉祥各方政要亦多有往来，堂兄何思源更曾是国民党的要员，堪称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过， 他自己说，搞政治，我是个政治理论家，不是个政治家；与人交往是“一次熟，二次生，三次不认得”，最终还是选择回归学术。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书生本色，济世情深。”

有人说天才总是成群地出现，上世纪30年代便是璀璨群星升起的年代。光是何先生的同年或前后几届的北大同学就涌现出不少知名史学家：胡厚宣、高去寻、全汉升、李树桐、杨向奎、劳、邓广铭、王毓铨、张政、傅乐焕、王崇武……何兹全以独特的生活道路和学术贡献屹立同侪。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师从何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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