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京剧《西施归越》另类演绎历史人物之商榷

摘 要：作为历史人物和舞台形象，美女西施舍身取义、慷慨赴难的故事穿越千古，家喻户晓，成为爱国主义典范。而新编京剧《西施归越》却对西施形象进行了另类演绎，颠覆传统，得出了英雄不可为、救国不可为的结论。如此改编，值得商榷。本文作者认为，这种演绎，其一扭曲了西施的美好形象，其二把历史当成了小姑娘随意打扮，其三把积极的主题演变成了消极的主题。

关键词：西施；爱国主义；另类演绎；颠覆传统

中图分类号：J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024-01

中国传统戏曲是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灿烂的一朵奇葩，在传承人类文明乃至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纵观中国戏曲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当国家遭遇外寇入侵，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时，就会涌现一批又一批宣扬杀身取义、慷慨赴难、忠君爱国的戏曲作品和典型人物，这是文化先贤用如椽战笔激发民族意识，呼唤奋起反抗的檄文。其中有关越女西施以美人计助越灭吴的故事，便是代表作之一，“舞台上正面人物基于历史决定论，将自己或者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看作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自信”①，西施形象穿越千古，家喻户晓，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人物。

然而，前不久央视戏曲频道播出的江苏省京剧团新编京剧《西施归越》，却对西施的故事作了另类的演绎，该剧没有正面表现西施离间吴国君臣，麻痹吴王斗志，为越国战胜吴国提供重要帮助，而是讲述越国灭吴之后，西施因怀了吴王的孩子，归越之后遭遇越国君民不能容留她的腹中之子，最后走投无路，被逼身亡的故事。

这样的改编，我们从西施的悲剧人生中除看到世俗对人性与母性的毁灭外，所得到的最多的启示却是觉得英雄不可为，救国不可为，女人应从战争中离开。这一社会效果究竟是作者的主观设计还是意外的产物，我们不得而知，但它确确实实颠覆了西施故事中原本蕴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感情上令人难以接受。

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扭曲了西施的美好形象

流传千年的西施故事其核心情节是西施受越国君臣所托，忍辱负重献身吴王为妃，以换取越国君臣的苟安，并施美人计蒙蔽吴王，帮助越国战败吴国。这是历史上众多有关西施的文学戏曲作品共同演绎的主题。这一主题趋同的现象，与中华民族累遭外侮，人民苦难深重，祈盼英雄救国救民的历史息息相关，因而深明大义，忍辱负重，除奸报国的西施便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女英雄，在一代又一代的艺术传承中千锤百炼，日臻完美，成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然而该剧的编导者没有正面表现西施忍辱负重，除奸报国的过程，却重点描写西施怀上了吴王的遗腹子回到越国，不仅没有受到救国英雄应有的礼遇，相反越国君臣一致要将她的腹中胎儿处死，西施出于母爱，坚决不从，顽强地生下遗孤，双方由此形成尖锐的冲突，最终在强权和世俗的重重压迫下，儿死母伤，西施众叛亲离，含恨而亡。

很明显，作者的本意是要鞭挞世俗对人性、母性、无辜婴儿的扼杀，为母爱与人性伸张正义，咏叹哀歌，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剧中西施的护婴的做法，其实质乃是私情重于大义，母爱高于国家安危的个人主义行为。西施明知存在这样的后果，却不惜违拗越国君臣的意愿，执意保护吴王的血脉，其行为就无异于为战败国将来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保存力量，对越国的安全来说，也无异于埋下了一颗致命的定时炸弹。因此可以说西施的护婴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母爱与人性使然，实质上已构成对越国最高利益的挑战和威胁。

纵观以上情节，《西施归越》精心塑造的西施与过去舍己救国的西施已判若两人，原本深明大义的西施在这里被扭曲成只顾私情母爱，不顾国家安危的俗女，一个流传千年的反暴政的故事业已面目全非，原来为国献身的悲壮精神荡然无存。

二、把历史当成小姑娘随意打扮

稍有历史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西施归越》中西施护婴的情节及其自绝身亡的结局在过去的史册中是无据可查的，剧中二号主角越王勾践在经历“卧薪尝胆”复国之后，为了保住王位免遭二次灭国，一心要斩杀西施的“逆子”，以致将她逼上绝路，这一情节在过去的史册中也是无据可查的，都是作者的精心杜撰。作者的本意是想借西施的遭遇来探讨如何尊重人的本性，谴责强权和偏见对人性的毁灭，宣扬这一主题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者借助西施这个知晓率极高的历史人物来表达上述主题则很不恰当，相反使原题材积极明朗的爱国主义思想变得艰深晦涩起来，尤如把一株高贵的兰花移栽到血腥的陋盆中，怎么看都令人不爽，心中憋屈。

面对五千年华夏文明史，我们的艺术家应该承担不断传承与弘扬的责任，而不应随心所欲地改编历史事件，象早年胡适先生批评的那样，“把历史当成小姑娘随意打扮”②，随意颠覆传统，模糊大众对祖国历史文化知识的认同。

《西施归越》把西施和勾践从救国美女和自强不息的神坛上拉了下来，重新打扮成了自私、狭隘的凡夫俗女，这种翻烧饼式的创作手法是很难称之为艺术创新的，结果只会误导和模糊观众尤其是年青观众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知。早在60年前，人民日报社论就批评一些戏剧作者的“胡编乱造”：“他们在修改或改编剧本的时候，不是和艺人密切合作审慎从事，而是听凭主观的一知半解，对群众中流传已久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采取轻举妄动的态度，随便窜改，因而经常发生反历史主义和反艺术的错误，破坏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完整”③，这一观点，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

三、把积极的主题演变成消极的主题

在今天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下，艺术家在文艺创作上有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有些底线是乎不应随意超越，特别在涉及某些核心价值观方面，艺术家似应如履薄冰，严肃谨慎，对业已形成的社会共识不应轻易打破，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④

《西施归越》集中笔墨描写了越国灭吴后西施归来不仅没有受到救国英雄应有的礼遇，相反步步被逼陷入困境：越王勾践因西施怀有吴王血脉而怀疑她有二心，派兵秘密监视，限制她的行动；昔日的恋人范蠡也因她怀上吴王的遗孤而离她远去；乡邻们不仅不感谢西施献身吴王使他们免遭生灵涂炭，相反对她讽刺挖苦，恶言有加；老母亲心疼女儿双目失明，老迈无助悲痛而亡；她因保护遗孤，东躲西藏，心疲力尽，最终走向深渊以悲剧结束。这一系列令人伤心落泪的情节在观众的心底自然会形成一个结论：就是西施受命入吴是一个错误，如果不作吴王妃，她不会有今天的悲剧结局，她为无情寡义的越国君民牺牲自己的爱情，忍辱负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女人应从战争中走开。《西施归越》的情节走向把一个本来想为母爱证明的主题，翻手演变成了质疑献身精神的消极主题，我想，这恐怕是编导者事先也未曾料到的结果。

注释：

①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②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08至248页.

③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人民日报，1952年11月6日.

④[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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