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思与理论发展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摘要]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於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这种强烈的方法论导向而非问题导向把经济学引入了一个致命误区：一者，经济学相对於自然科学缺乏定量的特性；二者，数学泛滥形成了以数学公式推演替代经济理论演绎的倾向。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却依旧保持熟视无睹的心态，甚至把反思者嘲讽为分析上的无能力者。其实，经济学具有不同於自然科学的学科特性，它研究的是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机理，显然，这没有一个普适性的结论。因此，我们不能用形式逻辑一致性来评估经济理论的科学性，相反，经济理论的发展有赖於研究者的知识素养和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8-0031-08
一、前言
我们知道，19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导致了实证主义风靡一时，从而也大大影响了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思想与方法，以致社会科学家有意无意地倾向於以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问题。同时，自新古典经济学确立支配地位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相继实行了教授终身制以来，经济学中的主流化现象就不断膨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在承袭新古典经济学之分析思维和基本框架的条件下热衷於数理模型构建和计量实证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经济学界已经为一种庸俗的实证主义所支配，以至时下的主流学术刊物几乎全部为数量文章尤其是实证文章所占据，而探究内在逻辑机理以及对人类行为进行思维审视的文章则被视为形而上学而遭到否弃。因此，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失去了思想性、失去了现实性，乃至沦落成了一种纯粹数字的逻辑游戏。布劳格就感叹说，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就被宣判为“沉闷的科学”，但昨日的沉闷科学远不如今日令人昏昏欲睡的烦琐哲学更为沉闷!
其实，现代经济学这种过度的数理化趋向自其出现伊始就遭到一些经济学大家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来自那些“文字型”经济学家的批判，如凡勃伦、奈特等；二是来自那些精通数学工具的经济学家的批判，如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凯恩斯等。同时，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期待落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大量的科学哲学家、经济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方法论者都对经济学的现状提出了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批判。一般的，只有当包括方法论之类的基础性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学才可以撇开次问题在成熟的方法论框架下进行知识的积累；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取向解决了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了吗?显然，由於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大差异，因而这种简单的照搬就会造成很大问题，这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所认识。那么，现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向存在什么问题呢?这种取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进一步地，经济学的方法论又应该有何种特点呢?本文就此做一剖析。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现代主流经济学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一者，就其研究的主要领域而言，它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并集中研究具有稳定的外在偏好并作最大化选择的理性行为；二者，就其研究的主要方法而言，它主要采用在一定约束下的正式的数理模型，在应用研究中则以计量实证分析做补充。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市场有效为前提，因而逐渐失去了对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关注，而倾向於将一切问题推给市场；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於数理建模，因而逐渐偏离了致用之学这一经济学本质，而蜕化为一种封闭的自我生产的智力游戏。台湾的何宗武写道：“在依赖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之下，经济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如同制造业一样。可以透过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线，大量生产出来。这类型的知识，没有历史内容，没有语言逻辑，也没有社会性。只有抽象的市场和复杂的数学运算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所面对的市场，不是生活中的一环，许多是根据经济理论的数学结构打造出来的。例如，金融市场的衍生性商品；只要财务过程能设定均衡条件且解出相关参数，这个商品就可以被规划—个市场然后上市。”
显然，这种模仿自然科学的强烈的方法论导向而非问题导向，正在把现代经济学引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区。
一者，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经济学本身更缺乏定量的特性。事实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实本身在性质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是由观察和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而经济学所研究的则是由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心灵事实。同时，由於人类行动往往受到一定的思想所指导，存在一定的目的性；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人类动机，从而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往往只能是定性的。正是基於这种差异，米塞斯指出，“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性完全不同於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物理学能发现在经验上不变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方程式来表示。从而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科学的工艺学就能用定量的确定性解决一些既定的问题。……(但是)在经济学中不能证明这些不变的关系……认为从有关某些商品供求关系的统计研究中可以得出适用於这种关系未来状况的定量结论是错误的。”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有意无意地混淆不同学科的知识特征和科学特性，试图用科学的谬误去不断地摧毁那些不可替代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和唯理主义导致了国家计划经济的盛行，并最终引发了二战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滞胀”现象；为了吸取这一历史教训，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开始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粗调”，并从对数量调节的重视转向了对质量调节的强调。
二者，数学无处不在的泛滥形成了目前经济学界以数学公式推演替代经济理论演绎的倾向。事实上，当前理学专业出身的数理经济学家已经控制了经济学界的主要学术资源，甚至已经把经济学转变为数量经济学的专属领地；相应的，出於各种利益关系的考量，绝大多数经济学子也都热衷於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从而导致了数学的滥用和思辨的不足。尽管数理模型和计量实证号称要使得经济学更为科学、客观乃至可操作，但显然，无论是在理论认知还是实践应用上，数理化的膨胀并没有提供多少实质性的帮助。究其原因有二：第一，现代经济学在对绝大多数社会因素还无法“定性”、也缺乏对社会现象内在作用机理之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这种定量分析就只能流於形式，甚至成为一种骗术，以致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离现实问题越来越远。第二，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行为互动的产物，因而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在於人类行为逻辑，而非是数理逻辑，从而无法简化为数字关系。
事实上，正是基於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偏盛的功利主义和
庸俗主义，欧美经济学界刻意地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片面强调经济学理论的客观性，从而片面注重形式的数理逻辑而忽视实质的行为逻辑；结果，研究院中所教授的经济学正越来越被正规技术分析占据优势地位，而排除了历史和制度的理解，从而使得经济学日益脱离实际。经济学的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警惕，批判性的书籍和论文也逐渐问世：如奥默罗德(Omerod)的《经济学之死》、卡西迪(Cassid)的《经济学的衰落》、佩罗曼(Perelman)的《经济学的终结》、坎斯(Kanth)的《反对经济学》以及海尔布罗纳(Heilbroner)和米尔伯格(Milberg)的《现代经济思想中的视野危机》等等。然而，国内经济学却一切以欧美主流为“是”，结果，在大力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的同时，却似乎并不关心其内含的方法论之产生背景和适用条件，也不关心西方经济学的变化趋势，从而导致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一直处於盲动之中。
一般的，经济现象具有不同於自然现象的特征，因而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等同於自然科学的“科学”性，那种片面强调两者一致的做法只会使经济学沦落为一种实际上的“伪科学”。如哈耶克强调的，“不但在我本人的领域(即经济学领域)，并且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进一步说，在这些领域，我们所能期待科学达到的目标，是有着明确界限的。这意味着，把科学方法无法做到的事情委托给科学，或按照科学原则去进行人为的控制，有可能招致令人悲哀的后果。”而且，正因为经济学的学科特性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之间存在如此差异，我们就必须探究与经济学研究对象相适合的研究方法，并对目前这种片面向物理学攀亲而滥用数学的倾向进行反思。哈耶克写道：“人们相信，既然物理学是所有经验科学中最先进的科学，因此应当认为它值得所有其他学科加以模仿。但是，……某些典型的物理学方法不一定是普遍适用的，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方法，无论它们属於‘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可能不同於物理学的方法，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先进，而是因为它们那个领域的情况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於物理学的情况。”
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态度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片面性如此明显，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却依然保持熟视无睹的心态，以致在很长时期内竟然“没有一个方法论学者认为值得花费自己的时间去考虑，经济学的数学化是否可能存在着一些显著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对一个学科的结构改造(主要是为了强化其特权地位)是否也可能存在着一些显著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博兰写道：“回溯自纳维尔•凯恩斯以来的方法论文献，就很难发现它与一般的经济文献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从那些应用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家的视角看，直到最近，方法论都是完全无用的。唯一例外在於，方法论在有助於我们理解经济学说史方面能够发挥一些非常有限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呢?根本上就在於，现代经济学混杂着根深蒂固地被殖民心态和市侩心态。
正是基於被殖民心态，现代主流经济学崇拜和迷信被视为硬科学的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极力仿效其研究思维，并将经济学的发展也视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市侩心态使它轻视和不屑那些比它更“软”的其他社会科学，而极力否定其研究思维，刻意地与它们保持距离，并忽视它们的批判。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自身缺陷往往就会置若罔闻。例如，针对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博兰就写道：“他们是在什么基础上来评价这些经济学家的呢?他们指责经济学家不科学嘛?有谁在乎呢?如果经济学家想要成为物理学家的话，他们就已经去研究物理学了。他们又是在什么基础上来评价方法论的呢?他们说我们不配接受哲学家对我们的优秀辅助性工作的称赞么?有谁在乎呢?谁说哲学家具有思想的垄断权呢?谁说我们必须解决哲学家许多世纪以来未能解决的一切问题呢?而通过评定某人的理论或方法论原则又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相应地，那些方法论研究者还常常遭到嘲讽，萨缪尔森就写道：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
同时，现代经济学之所以会混杂着这种被殖民心态和市侩心态，除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这一根本性因素外，还在於受20世纪30年代以来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直接影响；正是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弗里德曼就发展出了“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假说。尽管“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著作基本上是非哲学的，是由一位实践经济学家为实践经济学家们而写的”，却获得了主流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和欢迎。这样，主流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通过各种免疫策略来为其理论辩护，这种辩护的结果就是：它不但可以像物理学那样做纯粹的逻辑推理，同时又可以避免像物理学那样所应该承受的检验。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可以心安理得地进行不需要任何检验的逻辑游戏工作，这是一种“我向思考”(autistic)的封闭路径。同时，逻辑实证主义所潜含的哲学偏见还认为，只有科学活动是有意义的，而其他(包括方法论以及哲学本身)则都是无意义的；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对方法论进行反思以及对数学滥用进行批判的学者往往就会遭到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人身攻击：反思者往往被嘲笑为分析上的无能力者；结果，即使那些完全明白其中局限的方法论者，也因为已经收到足够多的谩骂而不愿加入论战。
显然，正是基於这种学术环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领域逐渐失去了以往对方法论探讨和争论的风气；相反，经济学则为一种强大的逻辑实证主义所支配和统一，尽管它的理论逻辑基础是如此脆弱。所以，米洛斯基感慨地说：“这就太不幸了，因为，这正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历史学家们要将有趣的事实讲给毗连领域内努力工作的弟兄们的范围之一。(但是)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一个人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对科学这种‘数学的不切实际的效力’表示惊异，或是重复数学是纯粹的不掺假的逻辑学这个陈腐的笑话。”事实上，即使是杰出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博兰，他也曾指责说，方法论专家们往往借助外来的权威对经济学的研究逻辑进行批判，从而不能真正理解经济学本身所希望达到的目的；问题是，如果科学哲学方法论家没有资格批判主流经济学家的工作，那么，谁有这个资格呢?难道是阿罗、萨缪尔森、索洛、弗里德曼、卢卡斯、贝克尔、斯蒂格勒以及法玛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自身吗?要知道，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在当今经济学界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正是他们典型地坚持和维护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且，我们确实经常听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吹他们的研究是多么科学，但究竟什么是他们所理解的科学呢?如果这样的话，难道他们竟然连对科学的含义都不愿检视一下，这不正反映出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傲慢以及严重的
闭锁心态吗?
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但不能自我反思，不能察觉其研究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并着手调整其方法论，反而极力拓展它那早已干瘪的抽象研究；结果，经济学并非向它表面所展示的那样已经建成了庞大的统一帝国，相反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变得越来越“孤独”。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有点类似於“黔之驴”：它不但已经不是凯恩斯所说的“经济学的艺术”，而且，还以其晦涩枯燥和干瘪的经济学形式而使自己逐渐淡出思想界和大众的视野。譬如，在国内出版界，那些以注重思想著称的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就很少出现代经济学类的书籍，而另一些热衷经管科目的出版社则主要感兴趣於通俗读物或教材。即使如此，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们对当前这种困境也似乎毫不在意，反而却试图进一步把生搬硬套来的自然主义思维贩售给其他社会科学，试图将人类社会领域的一切行为和现象都纳入统一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框架之下；这不仅包括对社会、政治、法律、宗教的解释，而且，也以此来对文化、伦理的形式进行解释以及对此的优劣进行比较。不过，迄今为止，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展进程并不顺利，其帝国所依赖的基础也并不扎实。关於这一点，韦伯很早就有了远见卓识：“对经济学的文化分析的目的所作的这种解释，部分地是科学兴趣转向某些受经济制约的文化问题的某种历史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一种狂热的科学本位主义的结果。……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
四、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要求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任何理论根本上都是无法通过归纳来获得的，而是要借助猜想一反驳机制来筛选现存的各种理论；问题是，如果说这种思维对科学的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的话，也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而非社会科学领域。究其原因有三：1、自然现象是外在於观察者的，而社会现象却内生於人的思想和行动；相应的，自然科学只要根据外部现象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解释，而社会科学却必须探究事件背后的一系列思想。2、自然现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现象却呈现复杂多变性；相应的，社会科学规律不具有类似自然规律的普适性，而是具有非常严格的适用条件。3、自然规律所依赖的条件往往是可实现的，而社会科学理论所依赖的条件则是虚拟的；相应的，自然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实证或否证来进行检验，而社会科学理论却不仅无法通过少量的经验归纳来发现，也无法借助证伪主义来否弃。
正是由於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科学理论就无法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基於特定的可控实验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也意味着，本质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很难通过基於可控实验的外部标准来对其理论进行检验，而主要是依据内部标准进行检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例如，林德(Lind)就强调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经验规则性(现象规律)不能独立於理论被陈述，从而不能作为证伪的经验基础。这一点也为博兰和豪斯曼等众多经济学方法论者所认识。其实，尽管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标准在自然科学领域影响深远，但现代经济学在引入之初就已做了很大的修正，并越来越依据於内部标准：一者，基於对推理逻辑严密性的强调而导致了数理经济学的勃兴，它把经济学的逻辑等同於数理的逻辑；二者，基於归纳问题的弥补而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它在特定的解释共同体内把实证结论逻辑化。问题是，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又如何进行优劣比较?这就涉及对内部标准的界定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评估社会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不同於自然科学：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不仅要解释事物的外在表象，更要揭示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之间功能联系；因此，它所揭示的不仅是表象之间的功能关系，更重要的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内部标准主要不是体现形式逻辑的严格一致性，而是实质逻辑的时空一致性，事实上，人类社会的行为逻辑不同於自然世界的数理逻辑，这也正是经济学理论的内部逻辑之特性。那么，体现因果机理的实质逻辑如何建立呢?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类的知性思维能力，在基於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借助人的知性思维发现超验的内在机理，这是劳森近来倡导的超验实证主义。进一步地，人类的知性思维和推理逻辑又有何特点呢?一般的，任何科学理论的生命力都在於：对更多经验材料的解释力，对更多现实问题的解决力；社会科学理论也不例外，它需要通过对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的挖掘，来探究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趋势，从而为理解和改变现实提供思路。
当然，由於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任何具体现象和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往往都需要结合其他方面的知识，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历史以及思想史是分不开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主要源自於历史素材以及思想史的启迪，甚至是思想史的逻辑化和系统化，把过去的思想组织成为一套发展体系。正是由於社会科学与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这门科学必须立足於特殊前景下对意义的理解，哈贝马斯强调，社会现象仅仅能被解释学加以阐明，而无法进行充分的实证分析，因而将经验事实与伦理道德完全隔离开来的做法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不是基於数理逻辑的推演和基於数据计量的实证，不能仅仅建立在超验的纯粹推理之上；相反，它源自於人的生活经验，是将经验事实逻辑化、体系化，从而发现社会现象中一般性的规律或趋势。因此，为了更全面地揭示这种规律或者超验的内在机理，就必须尽可能多地观察人类的历史；只有通过对历史的剖析才能更好地接近认识事物的本质，尽管可能永远不能达到理论(或真理)的终点。
正是从人类社会不断演化的角度，早期的诸多经济学大家如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以及熊彼特等都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演化的科学，强调经济学的理论应该与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考察基於边际的均衡状态来分析人的行为，也不是基於投入一产出的生产函数来分析收入变化。例如，凡勃伦就写道：“对於现代经济学家来说，发展和变迁现象最为明显，随之而来的结果在经济生活中有目共睹。要理解现代经济生活，过去两个世纪的技术进步——例如生产技艺的进步——是最为重要的事实；但是，边际效用理论并未关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和边际效用理论无关。……它们既不能从理论上揭示过去或者现在的技术进步，也不能在技术上和形式上描述技术进步在当代经济进程中的作用。对於以现代财产关系形式不断前进的变迁序列，它也无能为力，快乐主义的预设及其‘可微效用’的命题都没有用於、也不能用於考察发展现象——尽管边际效用经济学的整个领域也属於财产现象的范围。它们根本没有谈到商业惯例和便利条件的进步，也并未涉及伴随而来的那些支配着人们金钱关系的行动原则的变化，这些变化受到商业关系变迁的制约，反过来又制约和导致了商业关系的
变迁。”
其实，现代经济学也存在两种研究取向：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於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於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辨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前者体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从而日益走上了数字游戏的道路；相反，后者则试图把研究对象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逐渐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探讨具体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下人之行为。正是在后一研究路径上，开启了众多的经济学新分支，这包括对策论、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伦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以及“后一我向思考”经济学等等，特别是，基於经济学理论具体可应用性的考虑，这类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於走交叉社会科学的道路。而且，后一路径可以使研究者从认知的增进中获得乐趣并深化致用之学：尽管不同智力以及具有不同知识的人所能获得的认知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毕竟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自己的认知，因而应该成为那些并非天才的绝大多数人所因循的研究路径。
五、尾论
不像自然科学，经济学理论更明显地体现了特定研究者的个人认知，而这种认知又建立在一定的方法论思维之上。正是基於不同的方法论，研究者确立不同的假设前提或参照系，并在一定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这种理论体系由一系列的硬核和保护带构成，从而很难为细枝末节的经验事实所证伪，除非面临着巨大社会形势的变化。正如何梦笔指出的，“经济思想的内部动力学可能更多地是由隐含的方法论冲突、而非经验和理论问题所驱动的，但所有的作者都把后者看做是首要的。”正因为任何理论体系都以一定的方法论为前提，因而如何对方法论进行选择以更有效地认知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至关重要的；胡佛(Hoover)就曾指出，方法论的考虑对任何学科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学也应该努力寻求一个好的方法论。那么，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有何特点呢?这也正是本文所关注的课题。
一般的，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於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机理，显然，这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认识。一者，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是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内在性质，不同观察主体基於特定的时空背景以及不同的研究视角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认知，从而导致在本质认知上往往充满了争论，即使暂时取得的共识也会随着时空变更而为新的共识所取代；二者，社会事物之间本来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共生关系，而不像自然事物那样存在着一种单一的万有引力或分子引力，这就需要剖析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制以使得解释能够保证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的确实“必要性”，而这种因果机理往往潜含了认知主体的知性思维。事实上，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之理论都具有这样的双重特点：一者，它必然会包含某种价值判断，却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某个问题的主观愿望上，以个人判断来替代逻辑推论；二者，它必然会包含某种经验事实，却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数据上，而是要充分借助人类的知性思维。正因如此，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中，一个学者对本质的认知深浅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其知识的渊博程度，这就对学者提出了比自然科学领域更高的知识要求：一者，要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其他社会科学，积极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吸取营养，要使得自己的规范性认识更具系统性和全面性，解决的方法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二者，要具有丰富的人类关怀情怀，积极关注公共领域中出现的不良现象，从而促进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
显然，正是具有不同於自然科学的学科特性，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能简单地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过度地强调经济学理论的客观性，更不能简单地用数量化程度来界定它的科学性。不幸的是，自弗里德曼1953年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以来，实证主义就成为支配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维，弗里德曼的观点也被绝大多数希望涉及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教材作者视为权威，尽管大多数涉及弗里德曼此文的方法论文章都持批判的态度。这显然就存在着一个明显悖论：方法论研究批判它，而经济学教材赞扬它；那么，为什么教材写作者会如此忽视来自方法论专家的批判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些在於这些教材作者本身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和训练。其实，如果真正跳出主流思维的思维枷锁，我们就可以正视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关於这一点，即使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70年代这一经济学数学化思潮处於鼎盛时期，也有很多非主流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现象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例如，缪尔达尔在1971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就指出，经济学科正处於严重的危机当中，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进行方法论的革命，需要引入制度的分析，用制度经济学范式来取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范式。在经历了25年后，布雷特和蓝塞姆在其1971年出版的《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所写的后记中说，“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过去25年中经济学研究的变化使经济学专业偏离了我们所愿见到的方向。许多新兴经济学家的兴趣越来越狭隘”，“大学中为了技巧而进行的技巧训练很可能产生新一代知识企业家，其广泛的兴趣以及强有力的说服技巧只能激励较少的学者追随他们。刚刚过去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们必定会有其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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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翔云]